屯敘記者：阿聰、余子晴
反修例運動發展至今，普羅大眾的記憶都可能固著於前線的警民衝突，腦海裡充斥焦慮或仇恨等負面情緒。但如果稍轉角度，看看後方或處於不同位置的社會人士，如何為社會的改變播種，我們會發現不一樣東西，它可能是生機，可能是希望，可能是反思。現任屯門區議員黃虹銘（悅湖是一位律師，在反修例風波出現後一直協助處理不同案件。《屯敘》團隊今日特意邀請了黃虹銘（下文簡稱Ian）接受訪問，希望可以一同看看在地律師如何思考反修例風波。
案件無稽 警方「射波」：「邊個伙記拉返嚟㗎？我唔負責㗎！」
8個月來，網上經常流傳被捕者在警署受到不人道對待，讀者最關注的可能是市民被拘捕後的情況。Ian這樣說：「暫時我處理的個案中，被捕者都沒有像網上流傳所說：受到虐打，或者要去驗傷。不過每次處理案件時，我只覺得很多都好無稽。」這感受或許律師最能深切體會，他續說：「記得選舉後不久，有年青人在貼連儂牆期間，一位老人前去『郁』佢哋，『郁』完之後就走咗，後來那老人自己走去報警，到事發現場求其指住兩個年青人，之後那兩個人就俾警察拉咗喇﹗」記者追問警察會如何處理這一類案件，Ian說：「有一次，我在差館跟被捕者做interview時，留意到裡面嘅警察都唔敢負責，打電話同有關部門講：『喂呢單野點拉人㗎，你自己負責返啊，我哋唔負責﹗』浪費公帑及警力，而構成浪費的人就是警察自己。」
執法部門破壞法治 政府部門難辭其咎
說到這裡，Ian不忘分享對香港法治的見解：「政府經常提到社會要尊重法治，但法治整個系統不是只講守法，它包涵的是整個執法部門有沒有公信力。執法部門的拘捕權是由公眾賦予的，它沒有可能因特定的社會事件而自我膨漲，然後持續濫捕。」對，沒有人會否認法治的重要性，它是創造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但過份強調守法，而不重視執法者對法治系統的責任，那此「法」就只是用來整治民眾的工具，傾側於極權社會的一邊。
被捕青年第一句就說：「唔好俾我老豆老母知﹗」
除執法部門的處事手法外，Ian又引領我們一同思考被捕者及其家庭狀況：「去年10月，屯門兆康爆發衝突，我負責跟進孕婦被捕的案件。到屯門警署後，我驟眼一看，發現扣押室裡面大部分都是十多歲的年青人。那時候我思考的是為何要這些中學生走到前線？其實社會是否出現很大的問題？作為成年人的我們是否未盡力去保護他們呢？」青年人作為主體，他們或許不需要成年人來保護；然而，有一點無庸置疑的是青少年表達的訴求必定跟社會狀況連結起來，絕不能孤立來看。Ian認為，家庭對青少年影響深遠：「在處理案件時，我記得有一對父母跟其他父母分享，說為自己女兒感驕傲，因為其女兒只是出於愛，回頭扶起那受傷的人，豈料這樣就被拘捕。」Ian認為這些小人物小故事讓他很感動，不過亦有一些情況令他難以承受：「有一次我interview一位年青人，他第一句就跟我說：『千祈唔好同我老豆老母講，佢哋好藍㗎，我唔可以俾佢哋知，實打死我﹗』我心想：青年人出咗事，第一個印象竟是『我爸爸媽媽唔會幫我』。究竟爸爸媽媽向孩子做了甚麼，令他有這個想法？」對於以上情況，Ian沒有停留於感覺的層次，他進一步思考：「反修例事件是政治事件，但它的影響已深入每一個家庭，使家庭破碎。」
沒錯，反修例運動牽連甚廣，家庭只是其中一個受影響的單位。不過，長遠地看，它同時提供一個讓我們重新了解他人的契機。至少，我們知道，原來有很多人默默地為締造更美好的社會而播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