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8歲的YouTuber易卓邦過往並不熱衷於政治，但如眾多反修例案被告般，因2019年的示威浪潮而首次被捲入官司，被控暴動罪。起初他不曾想過有入罪的可能，但隨著3年過去，案例確立、法律觀點釐清，暴動入罪門檻大大降低，他逐漸意識到劫數難逃。過往習慣逃避很多事情，如今學會必須面對，正如他撰文所指：「隨著日子一天一天在倒數，我意識到唯一自我救贖的方法是直視這場無可避免的審判。」
最終的刑期是4年2個月。一如他所料，「放學」出來後，已變了「3字頭」，像他這樣的年紀，吸收了一定的社會經驗，但仍然年青、有活力、有野心。當他事業逐漸起步之際，卻因案件而被迫停滯。
監獄內資源匱乏，有的是規範與限制，他不能再像以往般拿著器材到處拍攝影片、用電腦剪輯、再放上網，只能以牆內有限的紙和筆，「轉行」寫字，希望換個方式創作，使籠牢內的光陰不會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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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前，易卓邦走畢麥理浩徑第一段。當日晴空萬里，沿途萬宜水庫風光如畫，別出心裁的拍攝、剪接和大自然收音，使影片獲得不少網民讚賞。可是此後，易卓邦沒有再踏上下一段麥徑。
一年之後，審訊迫近，易卓邦完成了最後一份客戶工作、清空了工作室、變賣不少拍攝器材，他立下決心，趕及在審訊之前，完成麥徑餘下九十公里，就當作是「麥徑全走」的挑戰。4日3夜的路途中，天氣欠佳、膝頭肌肉受傷、朋友打救補給、夜裡在荒野吃壽喜燒⋯⋯到最後，他總算走畢這段路，完成了給自己的挑戰。
他過往未曾接受中長度的遠足訓練，那次走起來十分吃力。事後去看醫生，醫生說他膝頭疼痛是源於肌肉過勞，幸而沒有大礙。6年的全職YouTuber生涯，影片有上集沒下集、「拖延症」、「走數」是常有之事，不過這一次，易卓邦不想再虎頭蛇尾，「就算做得靚唔靚都好，起碼完成到，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他說：「最緊要係去做，唔做就永遠都係一個空想。」
他把旅程剪緝成四段影片，上載至YouTube頻道，直至審訊結束，都沒有再發佈新影片。預料這頻道未來一段時間不會再更新，易卓邦說，待他入獄後，至少別人可以看看這些「最後影片」，了解他的心路歷程，「都係一個OK的逗號？句號？唔知咩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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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卓邦天生八字眉、有一對細眼睛，在鏡頭前侃侃而談，卻有一種獨特的親和力。YouTube頻道成立超過10年，當初因為一段走訪北韓的旅遊影片而走紅，其後一直主打旅遊、數碼科技和攝影器材攻略，深受年輕人歡迎，至今累積了超過14萬7千名訂閱者。
然而，那20多天的暴動案審訊中，穿筆挺西裝、坐在被告欄的他，總是皺著眉頭專心地聆聽審訊內容，狀態非常繃緊，猶如教人不敢觸碰的石頭。「法庭的環境係做到令人好intense」，易卓邦說，同案被告年齡各異、來自不同家庭背景，有底層的、有富裕的，卻被湊在同一個被告欄內一起受審，感到十分有趣，他就在審訊過程中悄悄地做人類觀察。可是，他理解各人有各人的辯護策略，故不敢多說話，甚至彼此不會聯繫。
每日審訊後回家，易卓邦會與家人談論案件進度，父母亦會自行找相關新聞來閱讀。無論是當YouTuber還是受審，父母總是對易卓邦所走的每一步予以理解，「所以屋企相處上沒什麼問題，起碼不是對立，起碼不會講極都唔明。」
持續的溝通，也是調整兩老期望的一個過程，一旦罪成還柙，負面情緒少不免，但也不至於毫無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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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期望，也是易卓邦這兩年來在做的事。
那晚在現場被捕，易卓邦不認為自己有機會被起訴暴動，直至半年後當真被正式起訴，他也不覺得經審訊後有入罪的可能。可是這兩年間，暴動案例確立、法律觀點逐一釐清、定罪門檻降低，易卓邦所懷抱的希望被逐點削去，越對形勢有清晰的判斷，越是不敢過份樂觀。
被送往警署後，易卓邦與另外數十名被捕者被安置在一間大房間裡，一排接一排地坐下。他很記得，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有警察進入房內，叫出一連串名字，若果那是軍裝警員，叫出的名字便要被帶上法庭提堂；若果那是CID警員，代表可以辦理保釋手續，離開警署。所以，每當有警察進入房間，氣氛便會瞬間變得凝重，易卓邦也在盤算著，到底叫出自己名字的，會是軍裝還是CID警員。
易卓邦被扣留40多小時後，最終叫出他名字的，是CID警員。他沒有立即被起訴，一個月後還成功「踢保」。
之後他繼續過生活、接工作。不知是他樂觀過頭，還是錯判形勢，原以為早早拋諸腦後的案件，卻在剛好半年後突然襲來，像藤蔓般纏繞他，至今足足有兩年半時間。
易卓邦很記得那是2020年5月14日。他外出拍攝，把電話關掉，誰不知警方正正要在這天拘捕他，卻怎也聯絡不上，於是隨即安排兩架警車駛到他的家樓下。當警察持著搜查令搜屋時，在外頭的易卓邦仍在專注於拍攝工作，對家裡所發生的一切毫不知情。警方在睡房裡找到他的卡片，繼而上他的工作室大舉搜查，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直至易卓邦完成工作，一打開電話，才看到十多二十個未接來電顯示。他隨即主動聯絡警署：「我喺度呀」，原來警方一整天的折騰，無非是想通知他，他正式被落案起訴暴動罪，三天後要上庭提堂。那是5月18日，被捕剛剛滿半年。
案件先是在裁判法院提堂，然後轉介至高一級的區域法院，再經歷多次押後，才最終定於今年2月底開審。其後又因為第六波疫情和檢控官的人選變動而押後了一個月。
其實在案件開審前，易卓邦與一眾被告的命運早已一錘定音。2021年11月，終審法院就「共同犯罪」原則是否適用於暴動罪行頒下判決，裁定若果某人身處暴動現場，並以言語或行動鼓勵集結，即使他／她沒有做出實質擾亂秩序的行為，也可以入罪。這大大降低了暴動罪的定罪門檻，在易卓邦之先，經已有數以百計的人在不同暴動案件中，因為穿黑色衣服和攜帶保護裝備在現場出現而被定罪。
不願承認控罪，便要等候法官發落。他就只能隨著時代的巨浪，浮載浮沉，不由自主地流盪著。
等待裁決期間，他成立了個人Patreon，自介寫道：「那年26歲，案件由2020年一直押後至2022年3月，其間從原來的僥倖心態慢慢變得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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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卓邦成長於小康之家，在英國讀了七年中學，由於成績好，原本計劃留在英國的大學修讀法律系，可是一場表現糟透的大學電話面試，卻把他帶回了香港。
那是2011年，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爆發，抗議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結構性問題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平。易卓邦怎也沒想過，牛津大學法律系致電來面試，劈頭便問他對於「佔領華爾街」有何認知。一般英倫學子不怎麼留意政治，易卓邦也不例外，他根本不知道哪來的一群示威者、為什麼要佔領華爾街，故此只能在電話中胡謅一輪，結果一如所料，不獲取錄。入讀牛津的希望落空，也沒有其他心儀的大學，易卓邦最終回港，轉而入讀中大法律系。
回到香港，易卓邦碰上嶄新的社運年代。2012年，大學一年級，便迎來「學民思潮」主導的反國教運動。2014年，他剛升讀大學三年級，大專學生發起罷課，抗議人大「8.31框架」，反觀法律系，響應罷課的學生少之又少，「那時便會開始思考，為何明明大家都是讀法律，大家都在讀這些概念，法律系理應比其他學系更明白為何要罷課」。不久之後，旨在爭取真普選的雨傘運動爆發，歷時70多天，他並非核心的留守者，只是放假時才會偶爾到佔領區走走、帶著課本溫習。雨傘落幕後，他見證著本土派如何透過選舉進入代議體制。這一連串的社會運動，使「政治」兩字進佔了他的視線範圍。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掀起了更緊湊的一股示威浪潮。易卓邦卻竟在這一片風風火火中，在個人頻道發佈一段宣傳國產手機品牌「華為」的影片，惹來網民的批評。原來，易卓邦當初接下這份差事、拿著手機樣本遠赴外國拍攝之時，香港反修例運動尚未萌芽。到他發布成片時，卻正值運動爆發，立場一下子變得壁壘分明。
不過，隨著那晚被捕的事在網絡上廣傳，對易卓邦的批評之聲幾近絕跡。另一邊廂，被捲入社運案件中，對他的工作帶來實質影響，在運動爆發前應邀在外地拍攝旅遊影片，11月被捕後「踢保」，暫且告一段落，對方還未有微言，可是影片卻因疫情關係而遲遲未能發佈。直至被正式起訴暴動罪後，對方與他達成協議，有他樣子的鏡頭皆不能「出街」，結果只剩下一些沒有他的片段，由他做後期製作，湊合成宣傳片，背後原因，易卓邦心知肚明。縱然酬勞不減分毫，但是「我做的片到今時今日都擺唔返出來，咁都係一個遺憾來的。」他深感無奈。
更教他困心的，是自我標籤。易卓邦不會隨便向別人提起自己的案件，「會覺得係一個好heavy的話題，或者的而且確係一個好heavy的話題啦，即是你日常無啦啦講出來的話，對方都唔知俾咩反應你。」即使想開口說，也覺得別人難以分擔自己的憂慮，「因為唔係follow開呢樣嘢的人，他們未必識得去回應？或者問來問去嘅嘢都係三幅被？」久而久之，還是不說出來好了。可是，這樣子又似乎將所有煩惱都憋在心裡，「所以情緒處理都係一個一路以來學習嘅嘢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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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官司早已打定輸數，預料判監後將不能繼續拍攝影片或進行數位創作，易卓邦在今年5月成立個人Patreon，開始執筆寫作。他深知監獄日子的虛空，「唔想日日喺度等日子過，坐喺度腐爛咁，你會想去做個有用的人，咩先係有用呢？做啲乜嘢呢？其實入面做到的事係唔多架嘛，咁你寫文係第一樣諗到嘅嘢。」
表述媒介由從前熟悉的影像轉換至不擅長的文字，易卓邦希望這Patreon 能成為他鍛練文筆的場域，日後重返社會，至少也有些少墨水，說不定可以開拓新領域。這個年紀的人，總會期望自己成就一點什麼，「我覺得我自己係需要搵啲細藝？或者搵啲嘢令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人，有用之人」。易卓邦又想過，說不定寫字可以通往療癒之路？「叫係有啲嘢做囉，唔做，我會仲崩潰囉」。
他曾憧憬30歲之前環遊世界，一邊旅行，一邊靠拍攝影片為生，做一個Digital Nomad。可是如今已28歲，30歲前的歲月大概要留在監獄渡過。至於坐完監出來後，還會否繼續拍片、做YouTuber？他說：「太遠喇！」不知道社會將如何變遷，也不知道屆時自己的心境如何，所以沒有想過這問題。
過去的他有種二元對立思維，總覺得以現時政治大環境而言，連帶創作環境也失去所有希望。但他看到近年來出現不少本地製作的獨立電影，得到高度評價，或許正因為創作者是「有經歷的人」，才能做出這樣的作品。曾有一段時間，他對中國大陸民謠非常著迷，最近他回想原因，大概是因為那些音樂讓他窺看到體制以外的人文故事，並非表面的控訴，而是大陸獨特的社會環境下生出來的情懷和意象。放眼回香港，縱然覺得「留在香港比離開更難」，因留下來的人須適應一套新的遊戲規則，但他依然認為留在香港創作並非完全沒有意義，或許反而有其時代意義。
他有感於「今時今日的香港充斥著一個好表面的意識型態」，不論黃藍的人，均難以真正看到「人的故事」，「即是好像水面般，意識形態是一個水面，跳了入去，慢慢潛入去，潛落去，去返人同人的層面才會見到這些故事代表的是什麼，而不是純粹一句口號、一個意識形態、政治立場。」
受限於政治氣壓，市民難以在公共領域安心地討論2019年的事，狹鏠內仍能做的，是個人經驗或情感上的交流，「但你其實同返人溝通，你就知呢樣嘢仲喺度囉、仲喺大家心入面，根本仲係一個創傷。但是就是要靠同人傾計，去睇新的想法，或大家去療癒大家，然之後再去move on。」他說，這種交流要在「人與人」的層面才能夠做到。
於他而言，「move on」意思是「過好自己的人生先」。3年前的事，「無可否認是一個創傷嚟架喇，對很多人對說是一個創傷，已經入咗血嘅一樣嘢，磨滅唔到嘅一樣嘢，但你唔可以俾呢樣嘢好似鬼魂咁，喺度纏繞著你，一路令到你晚晚發惡夢，呢樣嘢唔健康。」move on 並不是要把確切發生過的事拋諸腦後，而是在熱情退卻後，跳出局內人的視角，讓往事沉澱，使自己重新認識那件事、理解那件事對於自己的人生有何位置，「然後你仍然要過你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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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負案件的日子，絕少人敢找他拍片作宣傳，易卓邦便退至鏡頭後，專注於經營製作公司，接了不少廣告製作工作。收入沒有什麼好擔心，但就是不禁惋惜，畢業了3年，事業才剛起步，人生卻因為案件而停滯。
大學畢業後，他順著自己的興趣，決定做一個全職YouTuber。起初的3年，他花了不少時間摸索遊戲規則、適應社會，曾經非常執著每月要有多少收入，規定人生要循著某特定方向走。因此，當他打算在「接job」之餘，自掏腰包製作自己的影片時，有過一番掙扎：「賺錢都不多，仲要自己抌錢出來拍嘢？！」
但他覺得影片製作這一行業有趣的地方是，大部份時間都無法從客戶工作中做到自己想做的東西，或擁有自己的作品，反而本質上也不過是勞動，做法也有特定標準，「可能一年有一單production你自己proud of ，就已經好好架喇。」這3年間，他漸漸明白到，不能只做客戶的工作，作為一名數位創作者，他渴望有自己的作品。拍攝「麥徑全走」也是這個緣故，冀以個人作品來建立一個里程碑。
經過3年努力，當他在日常工作和財政方面都穩定下來了，有條件也有能力摸索更加多可能性的時候，「但變了現在被迫停了喺度。」
「我都好想發光發亮架，但是現在就未有這個機會住。要再過多3年後才有這個機會。」易卓邦所指的3年，是他預計實際在監獄渡過的時間。
案件裁決屢次延期，原本定於7月29日，但法官一封信件說要延期，8名被告和律師團隊就這樣延至8月5日。殊不知8月5日當天，有被告染疫不能到庭，更教人哭笑不得的，是法官竟在此刻說：「判詞差不多就寫好了。」事實上根本還未準備好裁決，只能押後至9月21日。突然多了一個半月的時間，易卓邦讀書、玩水上運動、打網球，皮膚曬黑了不少。
被裁定罪成後，易卓邦與其餘6名被告遭即時撤銷保釋。法官休庭半小時，讓律師向被告解釋裁決理由及索取指示，懲教職員安排每名被告與家人欄邊交收個人財物及交代「最後說話」。易卓邦的父親、母親和哥哥一行3人湊近被告欄，與律師一同會見易卓邦。會面匆促地結束，父親邊走邊抹眼淚。
還柙一個月後，易卓邦被判監禁4年2個月。若果獄中行為良好，預料服刑不到3年便可以獲釋。法官提到，求情內容顯示易卓邦是一名有活力、有抱負、勤奮的年青人，這種人理應是社會棟樑及接班人，可是卻做出「破壞社會結構」的行為，考慮刑罰時「深感不安」，但依然不能姑息。未等到散庭，坐在旁聽席的父親已不禁流淚。
這案件於易卓邦人生而言，是一件確切須直視、無法逃避的事，他說以前的他是一個傾向逃避的人，有很多主意只留在腦中，又給自己種種藉口，沒有付諸實行，可是這案件卻使他確實認識到，「好多嘢你冇得⋯⋯唔係話躲在被窩裡、不去想，便會冇咗，不會是這樣」，他以網球作比喻：「所以要正面去抽擊佢、正面去面對佢」。
「就是面對人生不同東西都要這樣，這是我心態上一個很大的轉變。」
記者：黎彩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