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多年以來，七一除了是回歸紀念，也是市民發聲的日子。《國安法》通過後，每年合法的七一遊行成絕響。
在沒有民陣，也沒有人申請遊行的回歸25周年，《獨媒》訪問曾參與其中的人，回顧歷年七一上街的片段。當中有人早於03年前的七一便上街，也有人在03年第一次參與遊行，難忘「政府會聽你意見」。
往後的十多年，參與遊行的人數隨民情改變，示威方式亦漸趨激化，直至2019年迎來最後一次合法遊行。
縱使七一遊行不再，但曾任民陣召集人的楊政賢說，不覺得特別悲觀：「七一只係一個載體，你冇辦法用一個載體，咪換過第二個。社運唔係有一個機構、冇一個機構，有一個日子、冇一個日子而發生，而係由人去推動。」而經歷了不同社會運動的洗禮，他相信港人仍能找到方法去延續：「人係充滿驚喜。」
2019年七一遊行
03年50萬人上街：原來政府會聽你意見
不少人對七一遊行的印象均始於2003年，不過在03年前，每年七一其實也有不同民間團體舉辦遊行。
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支聯會首辦七一遊行，其後每年均有零星市民和團體上街，如1999年500人反對人大就居港權釋法，2000年學聯與民間團體約3,700人遊行。
民陣早期成員K（化名）記得，當時並無統一的組織，只是部分民間團體在七一前臨時聚在一起商討行動。遊行參與人數也不多，介乎數百至數千人，主要為民間團體成員，各自展示訴求，亦很少就路線等與警方有爭議。
直至2002年9月，政府宣佈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民陣於同月成立，並在翌年七一舉辦「反對23，還政於民」遊行。K笑言，以往一向覺得香港人政治冷感，即使如人大釋法也不太關注，但2003年卻一下子「爆出嚟」，「（香港人）好似突然間醒咗」。
那年七一，面對沙士後的經濟低迷，加上廿三條立法、政府連番施政失誤，有50萬人走上街頭。K 說，那年民陣剛成立，資源有限、規模亦不大，但有許多市民自發舉標語，又自行開路。
2003年七一，50萬人上街，許多市民攜自製標語展示。
當日在遊行隊伍之中的，還有民陣2014年召集人楊政賢，和後來成為民陣義工的MC（化名）。那年還是小學生的楊政賢隨家人上街，只記得路上密麻麻都是人，電車上的乘客拿着《蘋果日報》與遊行市民揮手，「人聲鼎沸、眾志成城，好似參與緊一件歷史事件」。
自認港豬的MC也是第一次上街，「咩都唔識」下跟着大隊遊行。他難忘眾多市民的和平有序，也為香港而自豪：「好文明，真係國際大都會咁。」
最終政府撤回草案，讓年紀輕輕的楊政賢印象深刻：「呢種勝利有種充權嘅感覺」。MC也頭一次發覺：「原來政府會聽你意見。」
百花齊放
2003年之後，民陣遊行成為常態，開始變得更有組織和規模。民陣事前會與各團體討論遊行的主題和口號，像是「爭取普選」、「改善民生」等，到七一當天同在維園集合，由民陣領頭、各大團體和市民緊隨其後。一路上，盡是各式橫額和道具，以及大小團體的街站——據K所說，民陣早年曾邀請小團體擺街站，讓市民了解他們的理念：「話畀香港人聽好多細團體喺度掙扎，做緊好有意思嘅工作。」
不過2003年後數年，隨着社會氣氛緩和，董建華下台，遊行人數亦驟降至只有數萬人參與。事實上，歷年七一遊行一直被視為民意的「寒暑表」——市民對政府不滿越大，參與遊行人數越高。
那數年，遊行人數雖減，但MC一直參與其中，更成為了在現場幫忙維持秩序的義工。他覺得七一是一個很難得的場合，「可以一日之內睇到好多唔同街站、知道香港人而家關心嘅事情」，像是連受高鐵影響、遠在石崗菜園村的居民也會走來接觸大眾，遊行隊伍又會有不同團體和市民的訴求，勞工、環保、性別、人權，應有盡有。
「真係好百花齊放。」
2005年七一遊行
2010年，菜園村居民在七一遊行的街站。
示威趨激化 警民關係改
隨着全國人大在2007年否決2012年實行雙普選、2010年公民黨和社民連發動「五區公投」，到曾蔭權政府推出政改方案、又提出「遞補機制」取消補選防止公投重演，社會民情逐漸升溫。
2011年，以「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及曾蔭權下台」為主題的七一遊行，民陣公佈的人數終突破2004年的紀錄，達21.8萬人。那年遊行結束，人民力量、社民連等號召過千人在中環大規模堵路抗議，事後被警方清場，逾200人被捕。這並非第一次——早於2009年，長毛梁國雄等百多人已在遊行後留守政總抗議，同被警方清場。
那時剛入大學、事隔多年再參與七一遊行的楊政賢，也感覺到這股張力——那些年經歷反高鐵、五區公投等抗爭運動，不少人開始挑戰舊有的議會政治和抗爭模式，質疑遊行成效，也會思考以留守或較激進的方式爭取訴求。
2011年7月13日，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發起包圍立法會，要求撤回「遞補機制」方案。
民陣義工MC當然沒有參與留守，但眼見「雙普選」的承諾遲遲未落實、反高鐵等訴求從不獲回應，也難免有點失落、亦理解其他示威者的轉變：「慢慢發覺原來幾多人行都好，政府係可以完全唔理你，50萬人遊行令到政府改變好似已經係好遠嘅事。」
「唔想行完就算」，2011年七一，一名被捕的留守者接受《明報》訪問時這樣說，相信也是不少人的心聲。
改變的不僅是示威者心態。民陣每年七一前均會與警方開會，就遊行路線和安排作商討，K觀察到，早年民陣總可就條款細則與警方逐條商議，但隨時間過去，警方態度開始越來越強硬，例如要求不准帶頭發出煽動性口號、不准奏樂器、不准在維園足球場出發，2007年亦曾試過要求遊行於晚上6時前完結，讓路予看煙花匯演的人群。遊行當日亦更常就開路等問題與示威者起衝突。
K說，以往對條款有爭議都可於遊行上訴委員會處理，亦有勝訴的機會，但後來隨大多數委員換成建制背景，警方又越來越遲發出不反對通知書，成功的機會已越來越微。
2014年七一遊行
低潮期續上街連結
2014年，「和平佔中」運動已推行逾一年，社會氣氛越趨熾熱。那年遊行以「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為主題，最終51萬人上街，創多年新高。遊行結束後，學聯和學民思潮在中環遮打道靜坐「預演佔中」，結果511人被捕。
楊政賢等5名民陣成員事後亦被拘捕，被指沒有遵守不反對通知書，帶頭車輛車速過慢。那是民陣成立12年來，頭一次有成員因籌辦遊行被捕——楊政賢想來，那大概就是政府對遊行態度轉變的開始。
2014年七一遊行後的「預演佔中」
同年8月，全國人大通過「831決定」，對2017年特首選舉進行普選「落閘」。學民思潮及學聯在9月發起罷課，觸發雨傘運動，經過79日的佔領，示威者訴求無一獲應允。
那之後每年的七一遊行，參與人數明顯下降。經歷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卻無功而還，楊政賢不諱言，當時社會陷入低潮，「叫口號都冇咁多人應」。他自己也曾質疑示威的成效，但思索過後還是決定繼續上街，親身接觸仍在努力的公民社會朋友——可能是親手接過他們的傳單，或簡單說上兩句話：「連結做緊嘢嘅人，先可以有新嘅養分、諗到下一步做咩。」
對他來說，七一遊行不僅是向政府表達訴求，更是傳播政治理念、與志同道合者溝通的場所。MC也有同樣的感覺，「你唔出嚟行，可能大家就唔知道市民嘅聲音同政府係唔一致」。
楊政賢（資料圖片）
這股低潮持續數年，直至2019年被打破。那年政府推出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引發自6月起的大規模反修例運動，七一當天，遊行以「撤回惡法，林鄭下台」為主題，破紀錄55萬人上街，同日有示威者闖入立法會。
MC記得，當時很多不關心政治的朋友也走上了街頭，就像2003年那樣。那天，沿路的街站、遊行的人潮，通通為他所熟悉，但從人們叫喊的口號、還有後來立法會的示威，有些東西又彷彿不再一樣。
而許多人都沒意識到，當時已是最後一次合法的七一遊行。
2019年七一遊行
七一只是載體
2020年，疫情爆發，警方以限聚令為由，向民陣首度發出七一遊行的反對通知書。翌年，民陣傳出會被《國安法》取締的消息，首次沒有申辦遊行，社民連、天水連線和守護大嶼聯盟接力申請亦遭拒，民陣並於8月宣佈解散。直到今年，再也沒有團體申辦七一遊行。
對楊政賢來說，七一很大程度塑造了他對政治議程和公民社會的認識，也是一種充權。七一遊行不再，固然體現自由受限、失去與民間團體親身接觸的機會，也無法延續港人重要的集體抗爭回憶，但他不覺得特別悲觀：「七一只係一個載體，你冇辦法用一個載體，咪換過第二個。社運唔係有一個機構、冇一個機構，有一個日子、冇一個日子而發生，而係由人去推動。」而經歷了不同社會運動的洗禮，他相信港人仍能找到方法去延續：「人係充滿驚喜。」
以往七一對MC而言只是一日假期，但03年後，這天的意義徹底改變了，成了一個表達訴求的日子——無論他工作多忙，總會預留當天參與遊行，無懼日曬雨淋。這數年合法遊行不再，他就與昔日認識的朋友在七一當天同看有關公民社會的電影，是圍爐、也是連結。當年「用腳投票」、為自己發聲，而今這個方式不可行，「咪用其他方法囉」。
這麼多年來，K對七一遊行不是沒試過有質疑。但2019年，聽到許多年青人說他們「行七一遊行、去六四集會大」，才意識到教育的一點一滴累積。團體消失、遊行消失，但他相信仍可透過生活實踐民主和爭取。就像2003年前，誰也沒有預料會催生出這麼大規模的遊行，和其後蓬勃的公民社會。「希望七一上過街嘅人到今日都記得當初行出嚟嘅初衷、唔好離棄香港。我仍然都相信係有機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