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靜藍
在東涌線鐵路上收到龍子維（阿龍）的訊息「3M巴士3:45你要跑啊，唔建議搭呢班」。阿龍搬來大嶼山接近兩年時間，想必已對巴士班次很熟悉。他的家位於䃟石灣村，在貝澳和長沙中間，從梅窩碼頭出發，大概15分鐘車程就到了。從城市搬進䃟石灣村，一般人可能會這樣說：點解要咁辛苦自己？對阿龍而言，搬家是一個有意識的選擇，也是一個人生計劃（life project）。他與䃟石灣村的淵源埋下住進大嶼山的伏線，慢慢與自己所信的價值觀融合、成為一個大嶼人的故事。
做咩咁睇唔開搬入大嶼山？
阿龍這兩年全職讀芝加哥大學布思商學院EMBA課程，現時在做推廣本地農業與社區營造企劃。阿龍有自己的家庭，也開始思索置業，考慮到租金和與家人之間的距離、居職通勤問題後，決定落腳䃟石灣村。大嶼山往返市區，的確要考慮通勤時間與交通支出，據他計算，其實並不是天文數字之差。何況「香港唔會塞船」，自己的時間更易掌控，不會因為交通工具附加過多的焦慮。與家人住得比較近的好處是：偶爾收到親戚送來自家種植的瓜菜漁獲，分享食物和無法稀釋的關心。隨著重新分配生命的重心，阿龍的起居工作圈子更多在大嶼山區域；空氣污染較少，太太亦少了鼻敏感，人更健康。
村屋半開的門
阿龍雖然自小在䃟石灣出沒，還是用了幾個月時間適應住進村的生活。城市與村屋的樓宇，最不一樣的是空間佈局：每個住戶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村的公用路段串連了不同姓氏的人。相對城市疊高盒子的居住空間，村讓更多對話自然地發生。對話的起點是生活中極為瑣碎的事情，例如清理淤塞引水道的垃圾、引導牛不要入村吃掉農作物等。村民會協調人手保持環境衛生清潔，應對日常生活大小事。因為居住環境相近，大家都有意識互相幫助。「朝見口晚見面，關係唔好嘅話好麻煩㗎。」他笑說。
阿龍亦肩負起「社區翻譯年糕」的職責，協助原居民跟外國村民溝通，化解誤會。「有一次我喺村口貼咗單張，有個鬼佬撩我傾偈，咁就傾咗一個鐘！」他正開展的farm to table計劃（即把在地農產品送上社區餐桌），正是因為輕鬆的氛圍「傾傾吓」開始，大嶼人在固定地點展開了頻繁的意念「對流」。半開的門醞釀信任，讓阿龍從過客融為村的一份子。
Life project：從歷史中尋根
採訪當日，我們一起去阿龍小時候的一人之境，穿過一堆樹枝草叢後，是一個恬靜的石澗，有行山打卡checklist的芒草。這裏是他童年時會去游泳捉蝦的地方。兒時熟悉的空間，讓阿龍在偶然的機會——「無嘢做」成為契機，他開始思考梅窩乃至香港農民過往的歷史與身份。
阿龍意外在書本發現，在理民官的工作記錄裡面找到太公毛氏的資料，與媽媽分享的口述歷史吻合。John Strickland撰寫的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60書中提到，1950期間䃟石灣人口大概是50， 與現時人口相約；毛氏在䃟石灣定居超過200年，擁有農田種植稻米，自給自足。這些仔細的歷史資料印證著家族的過去和子孫的未來，亦畫出離島居民在香港歷史中未被重視的香港人身份。
阿龍提到，希望未來幾年可以整理出完整的脈絡，重塑散落在民間的口述歷史和歷史文獻。尋根的life project除了翻看祖先在土地留下的足跡，這個企劃正重整人對美好生活的界線，在脫離擁有物業的前提下，自由地實現公共生活和建立自己的人際網絡。
另類生活的不對等的換算法
對阿龍來說，賺更多的錢和安放好家庭的抉擇，不是一對一換算；脫離「要在新市鎮置業方便在市區上班」的想法，他清楚自己更想追求生活質素。外面的世界多亂，回到家有一份安穩與從容，踏實地回歸每個細節，探索城市未被發掘的板塊。在坐向南方的屋子大廳裡，冬日下午依然有太陽留下的溫暖。有人說這是紛亂的時代，阿龍的選擇卻證明人生不一定要遵從主流城市的生活模式。大嶼山的鄉郊生活為物質生活減磅，填滿屋子空間裡的不安感。人的連結也有機地黏合成支援關係網，在亂流中找到信念，繼續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