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昔日是個漁港，但今天食用的海鮮八成是進口，只有18%是本地出產（香港年報，2019）。許多吃海鮮勝地包括元朗流浮山，大多海鮮都是外來貨。
漁業式微難返
經過逾半世紀發展至今天成為國際都會，香港漁業已式微難返。以過去20年為例，本地自產海魚和淡水魚就減幅近半。海魚由1999年的61,150公噸，減至2018年27,850公噸，自給率由57.5%降至3成；淡水魚則由1999年4,500公噸，減至2018年2,500公噸，自給率由10.2%減至4.5%（每年漁護署年報附錄數據表）。
從元朗漁戶的訪談得知，漁業式微源於七十年代後期中國改革開放後，大量平價大陸魚供港令本地魚失去競爭力，令行業萎縮。另外是中國發展現代化，深圳附近海域重金屬污染嚴重，波及香港水域，就如元朗對出的后海灣，五、六十年代漁獲甚豐，現在捕魚戶極少。漁護署數字指，現時元朗附近水域只有數十艘漁船泊於流浮山沿岸，但流浮山街坊說其實許多已停業。另外，香港仍有漁戶在海邊養殖海魚，但在全港923個海魚養殖戶中，沒有一個來自元朗。
元朗乃出產本地淡水魚重鎮
然而，元朗卻是陸地魚塘淡水魚的養殖重鎮。現時香港所有魚塘集中在新界西北，元朗就多達258個，供應重大比例的淡水魚。
矯健強壯的92歲元朗大生圍魚塘塘主根叔，擁有50年養魚經驗，曾於60年代到台灣教授魚卵孵化技術，現於大生圍以健康的生態養殖法飼養優質魚，包括馳名元朗的烏頭，另有金山鰂、鯇魚及大頭魚。他以麵包和草作魚糧，不用激素化肥。他憶述曾僱用的大陸魚工向他建議落激素：「『要落激素喎，否則啲魚唔快大喎』，我話呢啲嘢唔落，食壞人呀。」因此，根叔的魚大得慢，產量低，大頭魚和鯇魚要八個月才收成，金山鰂更需一年，但根叔說：「賺少啲唔緊要，最緊要好食」，他的「好食」意指以健康方法養魚，同時要懂養魚技術令魚不會有泥味。
優質本地魚少在街市出售
根叔說，一個魚塘可以收成3至5萬斤魚，但他沒有把魚賣去批發魚欄，因為價錢平，有大陸平價魚競爭，有時亦有欺詐成分；也沒有賣去酒樓，因為常被拖延找數。因此，現時魚只賣給熟客，他們到大生圍自取；同時於今夏開始，隔鄰的錦繡花園住戶共購根叔的魚。這樣，元朗人不會在區內街市買到他的魚。
他回想30年前大陸魚未大量進港時，他的魚在魚欄賣得高價，烏頭25、26元一斤，現在只8、9元一斤。但他現時直銷的魚也不算貴，約10元一斤，他接受這價錢，因為成本不高，每月平均可售出約1,000斤魚。武漢肺炎疫情引發消費者注重健康而令他增加銷量，但增得不多，因為大多數消費者不知道他的魚。
根叔談到經營的最大困難是缺乏勞動力，收漁獲時每每十多廿擔重，工人都怕辛苦。他舉例，收成時要下塘「刮魚」（捉魚），當中很有學問：「塘裏水好深，啲魚會跳嘛，你捉佢佢跳，撞埋你度，好大條好重，撞到隻腳好痛，啲工人嗌救命呀，你要側身，要識避。」作為食客，我們能否感受到這種「條條皆辛苦」的勞累？
同樣健壯的70歲流浮山漁民鄧煜歧現已半退休，他說60年代家族由捕魚改為養蠔，原因是捕魚「搵唔到食」，同時其後中國輸入平價魚，因此放棄捕魚。
蝦蠔帶來不錯收入卻無人為繼
鄧煜歧現主力養蝦和蠔。蝦在陸上10畝的池塘飼養，用來自中國大陸的有機魚粉、豆粉和粟粉為糧，不用激素，每年可有兩茬收成，但鄧煜歧不想太勞累，只作一茬，收成30多擔，因收購價低而不賣去街市，而銷往較高價的休閒釣魚場。蠔則在海上圍排飼養，從大陸買蠔苗，一年收成500至600擔，出產的有生蠔、蠔豉和蠔油，透過取貨商售去港九新界的街市，但消費者不會知道產品來自他的蠔場。似乎回報不差，蝦蠔賣得5000/6000元一擔，分別有10多萬元及200多萬元年收入，但鄧煜歧說買蠔苗成本倒很大。
既然是個可取的生計，本地蠔蝦業可有復興空間？答案並不樂觀。以鄧煜歧為例，他家族中沒有人願意繼承事業，因為工作辛苦，日曬雨淋，又容易被蠔殼割傷手腳，行內缺乏人手難以為繼。另外是政府沒有積極支援，他舉例，曾向政府設立的5億元「漁業持續發展基金」，申請3萬元買氧氣泵和水泵設備，但等候了3年，至今年才發款予漁戶組織待分配給他。還有是一個普遍困局：地產商一旦收地，發展便凌駕漁農業。
雖是夕陽行業，而且半退休，不愁生計，但從鄧煜歧的言談可以感受到他對自己的作業滿懷喜悅和自豪：「流浮山在鹹淡水交界養的蠔最出名，質感爽，冇渣。有啲地方水質問題，蠔入口好靭，美國蠔冇鮮味。」他還有個心願，是在流浮山廈村舉辦蠔美食節，把各種烹調法如炸蠔、薑蔥蠔等全介紹給街坊。
根叔和鄧煜歧均以漁業為樂，亦半退休不憂生計，故不須追逐利潤，可以精養較健康海鮮，但能嘗到他們的出產的元朗人和其他市民卻是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