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東區太古的地區組織，「太古同怒人」為回應街坊社區放映需求，於2020年10月31日 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了三場限定放映會支持本土電影，分別放映了《十年》（2015）、《地厚天高》（2017）和《理大圍城》（2019）。
爾冬陞導演在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宣佈《十年》為最佳電影時引用了美國總統羅斯福的話： 「我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在2020年，為了克服看《十年》所帶來的「恐懼」而花的力氣和勇氣似乎更大了。 看當天觀眾的映後感便知。
「後生的千萬不要慣，我們就是因為慣了，所以才這樣。我們做生意的，就要如沒有國安法一樣去做、一樣去生活。」一位男觀眾如是說。曾在反送中運動中絕食十二日的陳伯也獲邀來觀戲，這是他首次看《十年》，看電影如身歷其境。他感謝導演們的敢言。
用創作思考未來 在浪來前作好準備
導演們的發言以回應嘉賓曾志豪先生的問題為主軸。他驚訝導演們的超前，「為何五年前已看得那麼準，看得那麼深入？」
嘉賓 曾志豪
身在歐洲的《本地蛋》導演伍嘉良透過視像說：「2019年起，《十年》已不夠荒謬。」如果說電影是現實的反映，可以說《十年》為政權漂白了。他解釋創作的思考起點是接著歷史軌跡，一直推到一個不想預見的未來。他說自己與在座導演一樣是香港長大的電影人，從「8964」 、「天星皇后」、「反國教」等事件一直見證香港的變化。因此，只要有機會，不論時間多緊絀資金多缺乏，運用創作權利思考香港是他的責任。而拍攝《本地蛋》之際剛好是他第二個小孩出生之時，所以他是一邊抱著小孩，一面反思到底下一代將要面對什麼事情。
已移居溫哥華的《方言》導演，歐文傑透過電影的發問大概是： 「如果我要留在這裡，要面對什麼？」他認為要對未來有所想像，很多時要回到歷史，然後他就從這個城市的轉變入手思考。他直言雨傘之後，因為太沮喪，他把本來的happy ending 改成了我們今天看到的unhappy ending。
《自焚者》的周冠威導演分享一名七十歲的觀眾曾跟他說的話： 「從來沒有看過一套電影出現那麼多次『共產黨』的。」所以他認為 《十年》是顛覆了一些香港觀眾的觀影經驗。他又以傘運時在政總的連儂牆 和2019年每區開花的連儂牆為喻，說明社區放映就是打破了電影院的限制。他說雖然影院十分反資本主義地在他們獲奬後也不敢上映，但在官方和商業以外，社區放映也是一種出路。假如不行，online screening 便是最後一著。
《冬禪》的黃飛鵬導演說自己的作品的政治性沒有其他作品般明確，但他終究是在說一個「如何保存自己，人的形狀去跟邪惡作戰」的故事。導演心繋現實社運，思考「如果所謂第一線抗爭者都入獄了，那麼第二線的我們可以做什麼？」的問題。他認為我們如何刻劃歷史是重要的。雖然《十年》在本地大銀幕上映沒那麼順利，但在海外也有放映，他想強調本地創作的電影是會被看見的。他以在鹿特丹國際影展（IFFR）上映過的本地記錄 片 “If we Burn”《血在燒》為例。
「不要覺得自己無用，未到啫，行多陣。」黃導鼓勵大家說。
《浮瓜》的郭臻導演說《十年》意義就是要大家面對現實。對於別人提及《浮瓜》是國安法的寓言，也成了預言，他說自己本來對一國兩制沒有任何幻想。他強調想像重要，但我們不能只想像美好的事。十年對他來說實在太長，很難想像，所以十年不是一個實數，而是意指一個near future。他認為運用想像力思考在當下可以做些什麼是一個重要課題，「我們可以主動一點，在浪來之前做準備」。
後反送中時代 回不去的十年
電影放映期間，觀眾似乎對《自焚者》感受最強烈，因為放映到「青年人在催淚煙中被防暴警察毒打」的一幕，就聽到不少打開紙巾封套的聲音。就如一位觀眾表示，她對於年輕人的犧牲感到很難過，但很高興人們可以透過電影，更明白他們，因為《自焚者》很立體地呈現了年輕人的單純。而《本地蛋》的結局也令她感到還有希望，至少那個被逼參與少年軍的小孩仍然是善良的。
有觀眾再追問郭臻，到底是如何預視到國安法。郭導說很早之前已有反恐的說法，而且以反恐之名立法打壓異見也是很多政權的一般常見手段。他笑言在國安法推出時，聽到那句「國安法勢在必行」，也不禁在想： 他們是在抄《浮瓜》嗎？但他創作時想的只是故事構成的技術問題。如何令一個沒有政治意識的人去執行一個政治任務？以國安法作為故事背景的想法須應而生。
一位女士感謝導演們為時代留下印記，問到如果有人眾籌，拍一套進化版，例如叫《二十年》可能嗎？歐文傑導演回應說他們本來曾想過類似的計劃，但國安法一出，似乎變得很難了。
有記者問導演們從創作到放映前後的心情，到底有沒有預想過會是怎樣的感受？黃飛鵬導演說想象和經驗永不相同。當時製作完成後他們還在思疑到底有沒有人會看，要不要請朋友一起看就算。但他認為2019年之後，一切的想像有如粉筆字抹掉，因為這場大型社會運動對每個人都有極深遠影響。
周冠威導演最後仍有話要說。他說自己的影片是講一種犧牲精神。主角有一句話： 「唔係睇得唔得，而係睇啱唔啱。」但他拍電影時正直傘後低潮，他對這話的感受是絕望的，但今天，他已不再是當時拍電影的自己。事實上，上年的運動令他很亢奮，因為很多人做到了，很多年青人做到了這句話。「我之所以亢奮是因為勇武手足以自己的身體抵抗……」說到這他隨即哽咽起來，眼鏡生霧。放映會就在此完結。
《自焚者》導演 周冠威
民間放映拉闊電影的想像世界
電影《十年》從創作到放映一直困難重重，也沒有獲頒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而令後來的放映更順利。對觀眾來說，無論在那一個時間點閱讀《十年》，也注定是磨人的，五年前是，五年後尤是。
但擱下對電影的政治閱讀眼鏡，《十年》作為一套在社區放映逾過200場次的本地電影，無疑拉闊了我們對電影的想像。超越商業影院場域的社區放映空間反而增加了觀眾的參與，讓電影帶出關於香港前途的訊息和思考切實地在本地不同角落敲出回音。（當天的放映雖是專業電影院的格局，但也是民間主導放映。）
面對眼前十年又十年、不敢想像的幽暗前路，又該如何前行？我們可以回到五年前，監製蔡廉明（Andrew）在香港電影金像獎的獲獎感言（大意）：「《十年》告訴我們香港的電影是充滿可能性 。只要我們用心和真誠，電影可以是很有力量。」
不論在電影還是現實世界，我們仍然可以抱有「為時未晩」的勇氣和決心。
後記：
10月31日是萬聖節，放映會後筆者與郭臻導演笑言已看了一套「恐怖片」應節，不過現實更可怕。當天剛巧是831灣仔暴動案宣判的日子，雖然這又反映了警察濫捕的問題，值得慶幸是同案所有被告無罪釋放。本來同案但早前因表面證供不成立而被釋放的陳虹秀社工也是獲邀來觀戲的嘉賓。
社工陳虹秀
她說自己一直以來同樣心存希望，但希望來自犧牲（回應《自焚者》故事）是很難過，所以她期盼這個希望是在於生存。她續說： 「今天我們失去最多的是信任，所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代表不互相提點。我們要不斷反思，真心提點。中共最喜歡就是分化，我們都要重新學習。」
感恩在可怖的現實中仍能在光與影之間找到慰藉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