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場的夥計大部份是1949年以後從大陸來港謀生的新移民，妻子大部份在大陸。他們來的時候，身無一物，也沒什麼親友，工場成為他們彼此最熟悉的環境。開工時，大家勤勤懇懇，餘閒一起談笑。關係是挺和睦的。一班男人聚在一起，無所不談。我小小年紀已聽他們講召妓心得。他們也很豪爽，當我不存在似的，一點也不避諱，說得很開放和坦白，雖然我不盡明白，但也覺得這個話題很有趣。
性愛之外，夥計們也談政治。由於他們來自大陸，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認識，政治上不是親共就是擁護國民黨。當時沒有電視，電台也沒有特別報導大陸和台灣的消息，反而是報章，就兩岸的對陣有較詳細分析。夥計特別喜歡爭論國共兩黨的策略和動態，我就是從他們的爭辯中，知道中國分成兩大黨派，大陸的對立是台灣。原來在金門上空，常常都有空戰……國民黨用的是軍刀機，而共產黨用的是蘇聯米格機……政治也很有趣味，我一點也不抗拒。或許這是我人生政治化的開始。
終於，母親覺得我應該去讀書了，就把我帶到附近的知行小學讀一年級。
那年我七歲，第一天上學感到很羞恥。人家都是自行上學的，我卻要母親背著，來到課室便坐下，不可以再走動，甚至小便也要忍耐，待母親中午帶飯來時，才背我上廁所。同學都是不相識的，潛藏的恥感文化讓我極不自在。往後的日子即使長大了，每次去到陌生環境，都會感到微微不安，需要時間和意志來調適。
小學階段兜兜轉轉的，在灣仔兩間小學交替唸書。後來家人搬了去石水渠街，要去知行上學很遠，所以去了離家較近的勵群學校就讀。勵群學校只有三個班房，相隔的兩個班級用同一個班房，人家上體育課時，我就在班房看書，所以很早便讀過比自己所屬級別高的課文。五六年級時，家人又搬去莊士敦道。其後加租，我們又搬到船街二號。
然而不管多遠多近，總之要離開家就是很勞師動眾的一回事。一段時間，家裡請了一個拉黃包車的工人，每天負責接送我返學放學。當時香港的拉車工人聚集在波士頓餐廳一帶，服務街坊。拉車是體力勞動，拉車工人經常滿身汗水，我一天兩次伏在在那位拉車大叔的背上，呼吸著的，是他身上的汗味，給我留下很深的記憶。長大後，讀了些文藝小說，赫然明白別人書寫勞動人民時，為什麼總愛用氣味來描寫，那真是獨特的。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