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與電影」課已是2020年的事，到了完成了JD大部分學分的今天，那仍然是對我來說最有意思的課堂。當時法庭陸續審判有關社會運動的案件，整個學期也異常鬱悶，唯有「法律與電影」課是我心靈解藥。
課程的期末論文是要選一套「法律電影」進行文本細讀。課程之初被老師(Professor Mara Malagodi) 的一句 “Documentary is a combination of arts and journalism” 深深吸引，加上老師自己也曾執導一套獲獎記錄片，從「投grader所好」的現實角度來看，很容易便得出要選記錄片來寫的結論。
不過，從選好記錄片、寫文，直到提交一刻，這個細讀 Audrie & Daisy (2016) 的經驗並不輕鬆，因為她們實在太慘了。作為一個（和很多女生一樣）有被非禮經驗，對toxic masculinity 不完全是無知的人，我以為自己已有相當的心理準備。但看過電影仍是覺得震撼 — — 這個時代竟然還會發生這種事。而且這套電影深刻地呈現了無論電影多「有用」，還是無法取代法律去彰顯公義(do justice)。
法律與電影
在探討“Audrie & Daisy”之前，有必要先簡述一下法律與電影的關係。事實上「法律與電影」是一個學術研究領域，我在論文開頭這樣簡介法律和電影的關係：
There is a parallel relationship with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film.They are dominant player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such as subject, community, identity, memory, gender roles, justice and truth; they each offer major socio-cultural arenas in which collective hopes, dreams, belief, anxieties and frustrations are publicly portrayed, evaluated, and enacted. Law and film often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in ways that echo and reinforce each other, and invite attentive interdisciplinary examination.
Audrie & Daisy大綱
這套由Bonni Cohen 和Jon Shenk 執導的記錄片分別記述了兩位美國少女被性侵的經歷。她們獨立的遭遇的相同之處在於 — — 法律並沒有為她們帶來公義。而且她們都在性侵事件後承受著不同程度的網絡欺凌。
事發時出身加州，15歲的Audrie Pott 在一個House Party被班上男同學們性侵。她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體多處，包括私處也被墨水筆畫上箭咀並寫上侮辱字詞。那些男生們還拍了她的裸照，又透過網絡在同學之間瘋傳。8天後，Audrie 自殺死去。兩名男同學最後被控兩項"felony" 和一項 “misdemeanor sexual battery”。電影首尾播放導演跟兩名被控男生的訪問是Audrie 父母尋求民事索償（wrongful death suit ）的和解條件之一 — — 男生們必須各自接受電影導演訪問45 分鐘。這記錄片的誕生就是法庭決定的結果，故此與法律的關係不言而喻。
由於Audrie 已逝，片中推動敍事的責任就落在當時仍在生的Daisy Coleman 身上。對，是當時仍在生的Daisy。非常遺憾，Daisy在記錄片上映後4年，也自殺過身了。事實上，我也是在2020年8月看了Daisy自殺的新聞才發現Audrie & Daisy 。
2012年一個冬天的深夜，當時14 歲的Daisy 被哥哥Charlie的同學邀請到他家的地庫喝酒時遭受性侵。與她同行的友人Paige 也在那夜被性侵，但她們在法律制度中的待遇大為不同。強姦Paige的男生認罪，但即使Daisy 和她母親Melinda連番極力上訴爭取，懷疑強姦Daisy 的17歲男生Matthew Barnett只有一項 “endangering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n a second degree” 罪成。
一套為女性侵受害人發聲的記錄片
雖然記錄片一般以「真」為賣點，但那「真相」當然也是由導演有意識地透過影像選取、剪接、音樂等而定調。Audrie & Daisy 也無例外，事實上，導演很明顯是要為這兩位在法律中無力反抗的性侵女受害人發聲。而且導演巧妙地把種族議題剔走，讓觀眾集中於兩性在性罪行問題上的張力。在 “white innocence” 和種族歧視當道的美國，被記錄或定罪的白人性罪犯遠比有色人種少。如果記錄片中犯罪者為有色人種，相信討論會更為複雜。透過選擇皆為中產白人的受害者和罪犯者，導演成功把焦點聚落在性別議題上。
到底電影如何介入，為女性侵受害人彰顯公義呢？
（一）電影介入揭示法律制度不義
首先，電影揭示了法律的無力和失敗。在Daisy 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到法律制度的每一個層面也是對女受害人存有偏見的。在調查階段，那個名叫Darren White 的警長就完美演譯了何為 “blame the victim” 了。當他得知那些已被刪除，但可能證明得到Barnette曾強姦Daisy的影片將無法被修復，他不但立刻宣稱沒有發生強姦一事，還暗視Daisy 「老屈」Barnett，說女孩子們都喜歡獲得注意又想「博出位」。除此之外，White也展示了大眾或執法者對兩性的雙重標準。他質疑Daisy 作為女生不應漏夜潛入男生的家，並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卻不問在深夜隱瞞雙親，偷偷邀請女生到家並把她們灌醉的Barnett和其他男生的居心。即使沒有證據證明Barnett 和Daisy 的性行為有或無「強行性」(forcible compulsion) — — 在法律上構成強姦的必要犯罪元素 ，White 只斷言沒有發生強姦一事。
另外，檢控過程也是對Daisy 極為不公。片中揭示了司法機關以缺乏證據為由放棄檢控Barnette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祖父曾是洲代表的Barnette的家族影響力。而且Barnette本身也是該洲引以為傲的棒球隊成員，受洲長眷顧。導演是要暗批這些「父權因素」如何結合用性罪行的高舉證門檻干擾司法程序公義。
而且Audrie和Daisy 的案件也凸顯了法律對犯罪男生的懲罰過輕。由於那兩名被告性侵Audrie的男生案發時只有15歲，他們只是被判分別30 和45 日 “weekend detention” ，也無須停學處分。就是因為刑法對他們的懲罰過輕，Audrie 的父母才會從民事途徑，要求他們公開道歉和參與這套記錄片。在Daisy 案中“endangering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 in a second degree” 罪成的Barnette最後只被監禁4個月。
（二）電影介入揭示法律文件以外的真相
一般來說，證據能否呈堂受嚴格的證據法限制。可想而知，法庭上的真相往往是片面而有限的。於是記錄片便是極佳的工具去呈現法律文件不能提供的真相 ，並且能讓觀眾更全面和人性化地了解受害者。而這套記錄片的導演們很明顯是要喚起觀眾對Audrie 和Daisy 的同情。
雖然Audrie 已無法現身說法，但透過其父母和好友Amanda對她的回憶，觀眾可了解Audrie對於愛她的人、在她身處的時地，是個怎樣的女孩。例如，她媽媽說她是個很自覺的女孩，為了不讓胸圍顯眼，會在T-shirt下再多穿一件小背心； 她爸爸憶起望穿女兒眼睛，發現她已死去的心痛一刻，又點出令女兒絕望得自殺的原因：「其實一個人，還是4000人看過（裸照）也沒有關係。因為對Audrie 來說，在她細小而唯一的世界 — — 她的高中，所有人都看過了。」 Amanda 則為我們提供了案發高中的文化脈絡，原來男同學們會問班中那些較早熟、身材比豐滿的女生要裸照。
而且電影也呈現了Audrie死前跟性侵她的男同學們的線上對話，透露了他們的無情和Audire的絕望。這樣一來，與只看法律文件相比，觀眾更能「體諒」Audrie 為何會以自殺了結事件。
同樣的手法也見於Daisy 的故事。鏡頭轉向母親Melinda，她回憶當日早上看到Daisy失去意識躺在家附近的雪堆的情形，她清楚記得Daisy 的腹股位置異常紅腫，而且醫院檢查報告顯示，她當時血液中酒精濃度高達134.9 hp 。在獨白中，Daisy哥哥剖白他對於Bernette 的憤怒，他難以相信侵犯妹妹的會是自己棒球隊的兄弟。加上動畫影像和相片協助重組案情，紀錄片比法律判決更能反映事件全面真相。
（三）電影介入作為教育工具——邀請觀眾參與cinematic judgement
研究顯示，跟法庭判決或理論相比，人們更容易受cinematic judgement 影響。所以可以說記錄片的一個重要功能便是作為一種教育工具。Audrie & Daisy 肯定是要教育大眾在性侵議題上，無論是在法律，還是文化上，性別間不平等的待遇是會對女孩子們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記錄片中，侵犯Audrie 的兩位男生的名字、容貌和聲音都受到保護。（他們被稱為John_R 和John_B 。）導演輯錄了Barnette的片段都在暗示犯罪男生往往能躲在父權制度的羽翼下，這包含法律和棒球隊的旗幟。他身穿醒目的西裝跟在兩名同樣「一面正氣」，相信是他的父親和律師的男人身後步出法院的一幕就最能表達這一點。相反，法律完全沒有保護受害女孩。她們的身體先被男生們實實在在地蹂躪，後化作裸照在網上被凌辱。在Daisy 的情況，為了尋求公義並「說服」大眾相信她，她更要坦露人前，被大眾持續評頭品足，直到生命結束一刻。
而且，導演又借警長 Darren White 的話，帶出社會對男生的偏坦。White說：「 "the boys are the only ones that have decided that they wanted to put this behind them and try to move on with their lives”。」又暗示Daisy的「死纏爛打」會阻礙涉案男生升學和就業。但Daisy 的前途呢？難道她也不想好好地活下去？即使明明男生們才是被告而Daisy 才是受害者，他仍然為一味為男生說辭，又謂：「 "one fatal thing about the society, it’s always the boys, it’s not always the boys, girls have much culpability in this world as boys do.” 。」可見只有男生的利益會被理解和尊重。
除此之外，記錄片還能讓觀眾們反思自己回應他人受性侵之痛的方法有否不妥，即提醒觀眾作為網民要警惕言行對受害人的二次傷害。當檢控官放棄對Bernett 提告，網民便把不提告的決定簡單閱讀成「Bernett 是無辜的，而Daisy 則是騙子」，於是Daisy 便立刻受盡網絡欺凌。自此，Daisy就多番做出自殘行為，包括以火燒自己，企圖濫藥自殺等。他哥哥Charlie 憶述Daisy 的房門是長期破爛的 — — 是無數次破門拯救企圖自殺的妹妹的結果。
最後，這套記錄片啟發了觀眾改變在性侵議題上性別不平等的可能性。片中結尾記述了Daisy 成立了為同受性侵女孩提供支援的NGO，SafeBAE。那是說明了面對創傷，受害者的角色可以被轉化，也就是由victims變成survivers 的可能。而且導演特意加插入了哥哥Charlie 作為棒球隊教練跟男孩的互動情形，Charlie 明言如果他發現男學生有不尊重女生的言行，他會嚴厲改正他們。這都是在暗示更根本的改變源於 “he for she”，男生應對toxic masculinity 有所警惕。
（四）電影賦予受害者agency治癒傷痛
人要成為一個moral agent ，至少要有說明自身和別人行為的能力（to give account of their own actions and the actions of others.) 。所以不論故事說得有多好或多糟糕，story-telling 是人之為moral agent的基本條件。透過參與記錄片，Daisy獲得正視創傷，好好地以自己的語言在鏡頭前道出她的想法和感受的機會。在法律失效，完全沒有為受害人提供moral account 的情況，電影作為賦予受害者agency的工具尤其重要。
而且，story-telling 是有治癒傷痛的功能，因為受害人獲得了一個重新詮釋經歷的機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能創造希望、歸屬和意義。
電影介入有限： 電影可以代替法律作為彰顯公義的工具嗎？
文章寫到這裡，我一直在說明的一點是「法律電影」是關於彰顯公義的。但我們不能避免一個問題：電影作為彰顯公義的工具是沒有限制的嗎？
Audrie & Daisy 的導演們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在一些情況，電影的介入的確是能確實地改變法律結果（legal outcome），例如The Thin Blue Line (1988) 揭示了Davis Harris 才是槍殺警員的真兇，令坐了13年冤獄的 Randall Adams 在電影上映後重獲自由。但 Audrie & Daisy 的上映沒有帶來實際的法律決定改變。而且，記錄片結尾呈現的道歉聲明和節錄了的訪問內容說明了即使性侵Audrie 的男孩們簽署了道歉聲明，他們仍是沒有絲毫歉意。例如，當被問到他從事件中學到什麼關於女生的事，John_B 笑著輕佻地說：「 “well, girls they gossip… guys are more laid-back and don’t really care.”。」 跟 John_B 一樣自我中心，John_R 告訴導演他自從事件發生後就非常不開心。他完全無視他們的惡行令 Audrie 失去生命的事實，只慨嘆自己沒有想過他自己的人生從此會改變。
眾所周知，法庭一般在處罰年輕人時會把更生（rehabilitation） 和 阻嚇（deterrence）視為比刑罰（punishment ）更重要的考慮。但導演似乎是想指出假如沒有更重的刑罰，性侵女孩的男孩們可能也不會認真反省其行為對女孩造成的傷害其實有多嚴重。而這明顯是一個法律問題，不是電影介入可以修正的。至少，即使參與了Audrie & Daisy ，男孩們也沒有展露半點愧疚。
我在修讀Law and Film 這個課程時正值香港法治被大舉質疑不義之時，所以經常有一種電影比法律「更有用」、「更公正」的感悟，畢竟電影是真的關心人之所以為人，總是願意為受害人發聲，並嘗試為他們討回公道。
但我也發現無論電影在彰顯公義上有多「有用」，也是不能取代法律在彰顯公義上的物質性作用。還記得文章開初提及Daisy的朋友 Paige 嗎？她媽媽在訪問中提到強姦Paige 的男生認罪並承擔法律責任這件事令她們鬆一口氣。的確，只因公義透過法律降臨在Paige 身上，她和媽媽才不用像Daisy 和Melinda一樣經歷漫長而沒有結果的抗爭過程。
相反，如果公義有透過法律降臨在Daisy 身上，Daisy和她的家人便不用為了爭取警方重新調查而再一次被傷害 — — 因為Barnett 最後的判罪奇輕。如果檢控官有較公正地以強姦或其他較嚴重的性罪行提告Barnette，讓雙方的證據在法庭比試，Daisy大概就不會因此被無知又缺乏同理心的網民當成純粹立心不良的騙子，遭長期欺凌。如果公義有一早降臨，堵截了Daisy 一家的連連不幸，或者她和母親Melinda 也用不著相繼輕生。對啊，Melinda 在Daisy死後4個月，即2020年12月也自殺過身了。
結語
從這套記錄片，或者是從整個法律與電影的課程中，我最深刻的覺悟是：惡法、不義的法制對個人、群體和社會造成的傷害之深是無法彌補的。無論拍多少套記錄片也是無法彌補。"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also be seen to be done.” 當法律失效，電影讓受害人的故事被看見, 是彰顯公義的工具。但即使電影有多「有用」，也有無法修復（remedy）的事 ，例如時間和生命。
後記：
Daisy 和我同年，是個敢言的女生，她的遭遇我特別同情，所以也是懷著願她（們）能安息的心情把文章寫成。成長和學習的經歷令我特別明白女生在面對「性」和「性罪行」的困惑和難處。無論是法律、教育還是文化，性罪行仍未在社會有足夠的討論。把她們的經歷寫成中文，或者能在別人有需要時借一點力。我是這樣相信。
「惡法、不義的法制對個人、群體和社會造成的傷害之深是無法彌補的。無論拍多少套記錄片也是無法彌補。」其實還有一個更壞的情況。就是連電影也不能拍、不能上映、不能看了。隔了一年，終於下定決心要寫完這篇一直拖延沒有寫的文章，可能也是一種移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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