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下的對証」與香港去年「正義迴廊」、「毒舌律師」兩齣港產法庭片的大橋，何其相似—核心家庭的崩潰，親人死亡，記憶重塑，尋找事實。然而，在此堂煌敍事的脈絡下，「墮下的對証」涉及的論題更多，努力企圖撕破蒙蔽眾生的「幻想」Fantasy。按拉康定義，幻想乃大眾普遍接受的意識形態（如結婚忠貞天公地道、未成年人總不成熟及客觀真相自有永有），用以防止社會發展批判視角。
摎破婚姻的幻想：「有時，婚姻就是一片混亂。」
「墮下的對証」的軸心是夫妻關係的崩壞。由片頭，隱身的丈夫（森繆）盡力破壞妻子（珊黛）與學生的對話，至中段在法庭播放的錄音片段，我們得知兩人當時的關係惡劣至極。（這場對鬧戲的熱烈程度堪比電影「婚姻故事」中男女主角在家中由冷靜對談至激動爭吵的情節）問題是：雙方各自立場是否錯誤？從那段錄音中，我們得知：丈夫希望重拾寫作，要求妻子比先前協議花更多時間照顧兒子（丹紐），有錯嗎？妻子認為移居丈夫老家，自己孤獨一人沒social network，不熟悉當地語言，已經夠多犧牲，還要更多退讓？況且，是丈夫當初自己同意多花時間照顧兒子的，怎可隨便反悔？她又有錯嗎？其實，要求一個人婚後性格、生活態度不變，簡直異想天開；故此，冀求兩人關係、相處模式永遠不變僵化冰封更是難上加難。希望兩人在價值觀有矛盾時互諒互讓？但兩者的立場沒道德或法律上的錯誤卻又南轅北徹，又可如何協調？就像電影「情約半生」中，丈夫要回美國照顧與前妻所生的兒子，妻子卻想在巴黎當官一展抱負：兩者人生規劃根本無法妥協—結局就是丈夫說冷笑話道歉，妻子木著面稱讚丈夫；然而，衝突並沒解決。生命取向的衝突，其實無論是用甚麼辦法（包括死亡），都無法compromise的。
流行文化一直有聲音質疑大眾當下對婚姻的神聖幻想。不是說婚姻必然挫敗，而是這種感情模式及延伸的期望不是全宇宙唯一楷模。堅持必須結婚，以為有問題的婚姻只係例外才是自欺災難。
挑戰未成年人的幻想：「每人對我們說：劇本不行因為未成年人不會如此說話。但我8歲的女兒就是這樣說話。」（編劇受訪時的回應）
「墮下的對証」迫令觀眾三思的第二個幻想是年齡政治，焦點是丹紐。他因意外，差不多雙眼失明，與邊境牧羊犬史諾，關係最親䁥。一個見不清，一隻不能說；兩者連體應該最冷眼清楚整個家庭崩壞敍事，卻偏偏在成年人類霸權中，是最受貶視、滅聲的生命個體—丹紐、史諾一直用琴聲、吠聲表達自己的思緒、感情的波動，不過，no one understands。
正如福柯、德勒茲所言，在蔓藤論述邊緣的，往往最可以蘊藏顛覆宰制主宰能指的力量。丹紐很早便看清網絡宇宙的訊息流通和成年人世界的權力關聯。所以，我們不須奇怪丹紐比法官更成熟更看透世情；他委婉地說，即使法官閣下不建議，甚至不容許我到法庭，在傳媒資訊爆炸的年代，我還不是可知所有父母惡劣關係的詳情？法官聽後無言。又，當瑪芝（法官委派的社工？）企圖用童語與丹紐溝通，叫丹紐當她是朋友時，丹紐平淡地說：我們不需做朋友。瑪芝一面尷尬，但亦應開始尊重丹紐—自此，瑪芝再沒視丹紐為不成熟小孩，反而相當尊重他的決定—當丹紐決定要珊黛在周末離開時，瑪芝並無再三質疑。
丹紐要求珊黛在他最後作供前離家，讓他獨處；這充份顯示他的細心世故。他明白下一庭聆訊中，他話語的重要；說白了，他手握認定或推翻珊黛有殺人意圖的權力。所以，他不單要細心思考自己處境，如何作証及連帶後果；更要避嫌，否則檢控官於法庭上可以質疑他的証供受珊黛的感情柔性影響—即使瑪芝不會容許珊黛與丹紐討論案情，但母親對兒子的態度、照顧會否真的對審訊、作供全無影響？無可能。
於庭審上，丹紐娓娓道來森繆與他在車上的一段對話。注意：整段對話並沒有森繆的聲音，只有丹紐的畫外音—這是否暗喻對話是他的創作？這段供詞未經挑戰—當然，即使是庭審，誰可以堂而煌之，冷血狠狠盤問一個剛喪父的殘疾小孩？然而，假設丹紐如我上述推論般成熟睿智的話—由他用史諾試毒開始，會否就是爲了他在法庭的這番作供作操演舖排？更甚的是，他與瑪芝散步的對話也是他預計之內。這分析推論太過份太陰謀論？珊黛無罪回家，丹紐待瑪芝離開後，才主動擁吻母親說：你回家，我有點心怯。丹紐的強勢主體不單盡露，弦外之音亦甚明顯。
所以，真係唔該，不要再看輕未成年人了，請試試放下成人身段及包袱，多聆聽他們的聲音，學吓尊重他們的意願。當然，未成年人獲得尊重的同時，亦要負起相稱的責任—例如，做錯事，即使第一次，亦不會必獲原諒的。
顛覆真相的幻想：「我沒有殺他。」「那不是重點。」
有論者認為「墮下的對証」的法庭戲是同類的天花板；不能同意—「正義迴廊」及「毒舌大狀」的庭審戲更緊湊更刺激。必須承認這是語言的問題—香港版的廣府話就是啜核抵死，子華神一句「法律面前，窮人含L」就是能為電影畫龍點睛。因為語言就是審訊氛圍、電影論述的重要元素，片中法庭命令被告（即珊黛）用她最不熟練第三語言（法文）作供，對以尋真相爲己任的司法機關來說，絕對是匪夷所思—如果疑犯完全不諳當地語言（如台劇「八尺門的辯護人」中的非法移工），法庭會如何處理？叫他先學當地語言呀？尤其「墮下的對証」中的法庭又不是不提供即時翻譯，而電影後半部已容許珊黛用英語作供。可能電影想強調珊黛身為外國人在審訊的弱勢脆弱，但其中邏輯實在太不合理。
根據後現代理論，事實乃權力及論述的產品，而語言又是建構論述的主要元素，那絕對客觀的真相又怎會存在？雖知語言無可避免受發聲主體的背景、心理狀態及與受眾權力關係影響，所創造的事實不可能恆久不變鋼板一塊。因此，兩位專家對森繆屍體如何墮落便有完全相反的見解，難說誰正確誰錯誤；而珊黛反駁森繆精神科醫生的證據的演辭更是這觀點的最佳闡釋。故此，為甚麼森繆的錄音在法庭公開會是戲中高潮？檢察官在庭上企圖借珊黛學生的供詞、珊黛的性關係歷史、及她小說的文本分析來製造一個「珊黛是壞女人，會殺森繆」的氛圍。就係由於此氛圍，那段錄音才會顯得有力推敲珊黛有殺夫意圖。但是，錄音（衍生的圖像都只是想像）始終只能推理，不能在無合理懷疑下判珊黛有罪。所以，最後一庭才需丹紐出庭作證再証實 / 推翻珊黛殺人意圖的推理。
公義就係不斷的自我反省
既然絕對客觀事實難証，證人證言又難以完全理智，公義是否永遠不能彰顯？讓我們先由基本開始：甚麼是公義？可能，市面流行的主流公義方程式—公安先盡力尋找真相，檢控運用合適法律，法官確保程序中立，罪成就處以合適刑罰—已經不合時宜。不是說那方程式有錯，然而，那只是建立有效解決的持之以行的途徑；此辦事方法在處埋挑戰所謂普世價值觀的案件便問題叢生。電影中的死亡爭議便是一例，製作方迫令觀眾反思，何謂客觀、兩性關係及年齡政治。可能，當代公義就是在建構解決爭議的辦法之餘，願意不斷反省、挑戰約定俗成價值觀的勇氣及堅持。
我覺得更應該分析的是電影觀眾。當韓國電影「無聲吶喊」（2011年上映）引起當地保護未成年人法律改革，通過《性侵犯防治修正案》；英國電視劇「貝茨先生與郵局之爭」（Mr Bates vs The Post Office）可以引起英國首相對一宗寃案的關心（陳帆川，「廿載冤案 媒體追查14年 由4集電視劇平反」，<明報>，2024年2月1日），「墮下的對証」似乎在港未能引起高官的注意，更枉論修改法律。同樣情況亦發生亦發生於「年少日記」（2023年票房第二位）上，我身邊的老師、校長統統未睇過這電影。彷彿電影對社會問題的呈現，涉及的有權力人士都嗤之以鼻。難道大眾傳媒與政府是活在平行宇宙？真不明白。這現象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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