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武漢肺炎爆發後，教育局多次宣布停課，大學雖不受有關限制影響，但亦因應防疫政策，將課堂轉為全面網上授課。然而，根據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的調查，逾六成人認為，網上教學效果比面授課程差。無論在專注度、教學互動或課堂的投入，學生在面授課堂的表現都較好。
的確，我們在家中上網課，明明也有課文、筆記以至教師的指導，為甚麼還是未能達到實體課堂的教學效果呢？有人說：「不一定要有學校，只要做到教學，在哪裡也可以。」但是，網課的問題癥結在於，學生在家連接互聯網上課的模式，無法營造一種濃厚的學習氛圍，於是，學生潛意識覺得這是一種暫時、不尋常的狀況，自己是在學校「缺席」，時常惦掛有一日可回復「正常」。
的確，學府的物理存在有其必要——它跟其他特定場所一樣，是社教化下的產物，於是，學生去學校上課已經是城市習以為常的行程，人們都認為這是合理不過的事。當學生進入校園時，視覺上看到桌椅、白板、甚至其他學生，也會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存在於這個「物理空間」的意義，是上課跟學習。場地而附帶的氛圍，就像一種儀式，暗示著各種社會慣例下的意義。
今年，我們都在大學課堂「缺席」，而在傳統西方哲學中，「存在」（presence）的意義遠高於「缺席」（absence）。然而，這雙看似二元對立的經典字詞，在進入後結構主義的年代後，經過辯證，人們認識到「存在」跟「缺席」兩者並不矛盾、互相排斥，反而可以是相對的概念——甚至因為「缺席」，使「存在」更明顯，就好像水墨畫常用留白的技法，利用筆觸的「缺席」，使畫的主題，即是「存在」的物件更顯揚。
同時，在哲學意義上，某一方的「缺席」，必然帶來另一方的「存在」，因為當貶抑、放棄某些事物時，間接也在褒揚、鼓勵跟它相反的事物。例如今月初，有線記者總辭以抗議高層解雇多名資深員工、有政治審查的決定，顯然地，這批記者離開了他們在有線的工作，是在一間向強權屈服的機構中「缺席」的，與此同時，卻帶來了記者操守跟風骨的「存在」，間接地推崇了它的相反情況，亦即是，不要向強權屈服的態度。
根據張志揚對於「缺席」的理解：「缺席……本身就是對不認同的堅持。它既包含積極的抵抗、拒斥或批判，也包含消極的緘默、迴避或冷漠。」顯示了總辭，作為一個「立即離開遊戲」的選項，其自身的限制性缺陷。在立法會議員總辭爭議上，部分市民認為總辭是消極的，沒有實際效用，甚至因為有志之士都已離開，變相加速公義消亡。又例如六四事件之後，文匯報多名記者總辭，之後，因為有原則的記者都走了，文匯報很快就變得更親共。
總辭成效的確難以即時見到，例如說，有線高層並無因此而悔疚道歉、人大常委亦沒有因此而學懂了尊重反對者。但總辭的意義本身，其實並非追求一些價值，而是反對一些價值。在美國文學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的作品中，他常以「I would prefer not to......」的句式來回應，透過扣除法（deduction）來使自己更貼近理想。總辭的意義亦如是，不是要即時推翻制度，但至少向它的邪惡說「no」。
常有人形容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但問題是，如果雙方地位不對等，「妥協」換來的只會更少。在有線新聞裡，高層小至有最終決定權修訂新聞標題，大至可以將「新聞刺針」全組拔起，左右整個機構發展方向，一般職員難以推翻他們的決策。即使留在談判桌上，也只能處於被動、弱勢的位置；反之，離開談判桌，就可以不再跟從他的規距，用其他方式對抗。最簡單的例子，是有線多名資深記者各自分散到不同報館、網媒以至自由撰稿，不受限制地報導真相——「缺席」之後，人們不會真的消失了，而是尋找其他空間並以另一種方式「存在」。
「留白」這種藝術技法，除了在水墨畫上應用，也可以在報章上——專欄「開天窗」，留白一整片，不用一字一句抗議自由被打壓。留白，其實突顯了黑色的存在。
馮曉彤，現雙主修香港大學新聞系及比較文學系，報導見於《獨立媒體》，小說及散文作品散見《字花》、《虛詞》等。本文刊於2020年12月30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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