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政府再次收緊社交距離，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禁止下午六點後堂食，除了飲食業叫苦連天，不少市民也百思不解，難道病毒在晚上才出沒？
檢視病毒傳播鏈，任職空姐的源頭帶病者是在午膳時間到望月樓進餐，導致社區爆發，而另一位身職測量師的感染者是在吃早餐時受感染，只禁晚市堂食的確來得耐人尋味。當然，洪為名的播毒宴在晚上舉行，當天至少有30名高官及議員出席，不少人更沒掃政府出盡奶力hardsell的「安心出行」，晚市政策可能不是為了截斷病毒傳播，只是為了避免管治者們知法犯法。
我不是科學家，「病毒在晚上更活躍」有否科學根據我無從得知；但假若我們如政府般把殖民歷史照單全收，「病毒在晚上更活躍」則有其歷史根據，而瘟疫管治時市民在政策下往往毫無還擊之力、任人魚肉。他們奉公守法，卻未能體會政策好處，反而位高權重的社會菁英則永遠有其特別待遇。
英國在1841年佔領香港，但《南京條約》要到1843年才正式生效，因此英方在一開始不願在港投放過多資源，例如寧願折衷以臨時物料（竹子）建立軍營與房屋，完善的排水與通風系統則是天荒夜談。根據學者Christopher Cowell的研究，這種不作為間接導致了1843年的「香港熱」（Hongkong Fever）。以現時科學角度來看，「香港熱」其實只是瘧疾，以香港命名只是為了展示當時瘧疾在港的盛行程度。「香港熱」在1843年五月開始流行，病症到同年十一月才減退，分別奪去了24%英軍軍人和10%在港洋人的生命，華人死亡比例則無從得知。
為了挽回殘局，政府多次委任專家調查疫情源頭。當時科技未見發達，醫學界的普遍認為瘧疾是由瘴氣（miasma）通過空氣傳播的，而非瘧蚊。因此，濕熱天氣、不完善的渠道與通風系統、軍人長期夜班工作等皆被認作疫情起因。疫情結束後，殖民政府醫生Dr. Francis Dill 就在其文寫道：
我認為導致疫情的主要原因為：暴露在陽光曝曬下，直接暴露在月光下睡覺，暴露於晚上的露水中；比起中午，大氣層在晚上會有更多瘴氣，又或者這種有毒之氣會聚集在地球表面上。
「病毒在晚上更活躍」因此有其歷史根據，政府下次被質詢晚市政策可以以此回答，反正常識與真確性早已是行政的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回到1843年，半山山腰有一監獄，牢友卻在疫情下安然無恙，因此政府、洋人相信居住在高地勢的半山區更能保障健康，這觀點間接令「半山」蓬勃發展，也驅使殖民者趕走原居華人。
在英軍佔領後，新來華人有三個聚居區，其中一個位於上環，而這人流則鼓勵不少人開舖營業，聚集後成為「上市場」（Upper Bazzar/近現時歌賦街）。「上市場」的店鋪面積大概為36×14呎，每年地租4元，以兩行並列排開。
在1844年，政府未有諮詢華人就強行拍賣包括「上市場」的土地，用真金白銀繳租、裝潢營業的小市民慘被「割韭菜」，政府用盡威逼利誘把華人商戶逼遷至太平山附近，「上市場」的地段則「給歐洲人或有體面的華人建適合商用或住宅的房子」(suitable for shops and dwellings either for Europeans or respectable Chinese)。當時，普通華人被「安置」的地方，即港島西部缺乏潔淨的自來水和社區管理，歧視性分配間接導致了世紀末的一場鼠疫。
橫跨170年，不論對病毒的看法或是政府高官、社會菁英的特權，特區與殖民政府的風格不謀而合。殖民政府一聲令下小租戶只得無奈搬遷，自己則佔領「健康」地區，享受潔淨與充足的水源；現時政府政府一聲令下推出自己都不會（須？）遵從的政策，在大聲呼叫抗疫口號後就去鞭炮齊鳴，後果可能只是一句道歉與偽善的反省（我太高估他們，一位參與派對的來賓被問到有關問題時迴避自身錯誤，以「散播仇恨」反擊主持人提問；作為醫生應批判一下清零政策的荒誕但醫護資源又緊拙的困境吧？但這可能太具常識，我又忘記菁英的常識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
即使科技研究日新月異、社會環境時移勢易，高官仍喜歡「以史為鑒」，經典論敘當然是因為港英殖民時沒有民主，香港人也就不必也無權爭取。順着這邏輯，假如高官從歷史學習如何管治瘟疫，我要學習的可能是在殖民管治下，市民是如何忍受的——在權貴為所欲為、沒有民主、毫無能力問責的我好需要這個「共勉之」！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