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一套電影，怎樣才算成功？票房要回本，還是要破紀錄？或者要拿獎？自言「我哋唔係電影人」，卻持續製作著短片和獨立電影的浪映画團隊，正帶著新作《野草》游走港九新界，在社區中流動放映。
茶餐廳、沙灘、band房、蘭桂坊的天台⋯⋯他們在過去兩個月辦了46多場放映，未來還安排了至少逾20個場次。以社區放映來說，可算是「大規模」。
本身也是視覺藝術家的導演古本森（Benson）說，自知《野草》不算很合乎主流大眾的電影，在戲院上映可能一兩周後就沒場次，所以選擇辦流動放映，帶點街頭藝術的精神：「拍完就直接比你睇，有個主動性，甚至乎可以一邊放映，一邊即興加入新的想法。」
或許，團隊本身就像《野草》中的三人幫小孩，自由而流動，才能拍出這一套以成長與別離為主題，卻不流於傷感，反而帶點俏皮而瀟灑的電影，隱約地回應著香港人當下的情緒與轉變。
《野草》 劇照（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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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作《無映之地》同取景長洲 在《野草》延續男孩的故事
過往代表《野草》 接受訪問的多數是Benson。這天，他帶著三歲的女兒，還邀請了負責聲音設計的陳思遠（Stan）、副導演梁玉明（賓尼）和攝影鄧鍵延（Ray）一同前來，打算訪問結束後就帶著架生游走各區，遊走18區的街頭放映《野草》預告片。
《野草》 面世前，他們已經合作了約五年，拍了四套短片，包括同樣取景於長洲的《無映之地》。《無》講述一個中年男人從市區漂浮到長洲荒廢的戲院擔任管理員，期間他遇上了一些人和事，例如兩名經常偷走入戲院的男孩。而那兩名男孩，正是《野草》 中「長洲三人幫」的灃哥和冬橋。
《無映之地》在2021年完成製作，並在長洲戲院放映，吸引不少島上街坊觀看。街坊問他們，何時拍下一套？剛好因為疫情，Benson發現很多外藉島民都搬離了香港，島上有很多無人的空間。而他也一直有想像，在《無》的故事中那兩個男孩，除了經常偷走入戲院，會不會還會走入其他空間？於是，他開始寫《野草》 的劇本。
《野草》 劇照（受訪者提供）
記暑假的玩樂日常 瀟灑的離別與成長
「我成日覺得，離別係成長嘅印記。」打從一開始，Benson就想拍一個關於成長和離別的故事。他寫了40多個分場，根據當下的社會環境計設出三個角色，分別代表著當下年輕人的不同命運——一人被捕，一人留在長洲，一人去英國讀書。
《野草》 拍攝花絮（受訪者提供）
但他們最終沒完全按照劇本拍攝。角色仍有保留，由住在長洲的灃哥、冬橋和杜一立飾演，但故事圍繞他們在暑假的日常居多，比如偷走進不同人家的屋子裡無所事事、捉弄在公園裡讀書的伯伯、在海邊玩耍，直到尾聲才用其中一人坐船離開長洲的鏡頭，交代他們的分別。
不按原來劇情的最大原因，Benson說因為小演員們長大了，加上拍攝地點是長洲。在長洲住了6年，他近日終於找到一個較精準的詞語去形容這地方：「有種瀟瀟灑灑嘅感覺。」燒味舖要結業了，不會提前大張旗鼓地道別，街上的小孩像風一樣，會無端走過來搭嘴，然後行開。他覺得，長洲人有種瀟灑的感覺，那怕是要分別，也不會「令到件事好沉重」。所以，他覺得《野草》 也該如此，淡淡的，不用把角色的命運、離別的愁緒放得太重。
三位小朋友都是長洲居民，也幾乎沒有拍攝經驗（除了《無映之地》）。Ray笑言，拍他們時有點像在拍「野生動物紀錄片」，「唔畀佢知你存在，又唔好miss咗佢。」（《野草》 拍攝花絮，受訪者提供）
街坊借景、女兒客串 一同享受拍戲樂趣
從構思到完成製作，團隊花了三個暑假。資金從何而來？Stan說沒有啊，場景是街坊借的，演員都是「自己人」，幾乎每個成員都有份客串，包括Benson的女兒和他養的狗。
是甚麼驅使你們，在返工以外做這件事？「開心㗎咋！」Stan有話直說：「我唔鍾意呢個電影工業制度，而呢個團隊正正就係同工業模式唔一樣。」例如，他們會在拍攝途中睡午覺，「咁我就好enjoy見到呢一班人，同埋做呢一件事。」
《野草》 拍攝花絮（受訪者提供）
賓尼同意。她說，正因為大家不是為了「工作」而走在一起，拍攝時有更多信任、享受和交流，「我覺得係最吸引嘅嘢。」
Ray記得，有次放映結束後，有觀眾讚他們人勇敢，但他自覺並不是：「其實拍嘅時候好enjoy。如果唔係拍呢部戲，其實都遺忘咩係暑假。」在圍村長大的他，拍攝時感覺有點像穿越到過去：「有時望住個幕屏，腦海會閃過自己細個嘅樣，（小演員）有啲嘢係好似我同細佬。」此外，相比平日的拍攝工作，他也享受拍《野草》 時不用遵守那麼多規則，「今次得一個規則，要（畫面）好似拍到油畫咁。」
Benson說，與其說他們是無償拍戲，或者用「投資者」來形容會更準確，因為大家都是電影的出品人，「佢哋先用咗自己嘅汗水換咗一套戲，大家都持有呢套戲。」（《野草》 劇照，受訪者提供）
辭職投入籌辦放映 流動地加入新想法
浪映画團隊第一次辦社區放映，播放的就是《無映之地》。不過，他們當時只在長洲戲院放映過，而《野草》是他們首次橫跨港九新界、在超過20個地點進行社區放映的作品。
在申請准映證、找場地之前，Benson首先確認了團隊對放映形式的取態：「因為這很關乎大家利益。」不過團隊似乎沒什麼所謂，很快一致通過：「可能大家對定義的成功都很模糊，因為我們都不是電影工作者。」
Benson便開始聯絡相熟的酒吧、畫廊、茶餐廳、士多⋯⋯在放映開始前一個半月，他已經辭去全職工作，以專注籌備放映，包括與各場地負責人見面、四周圍貼海報宣傳等等。他覺得，起碼要有十個地點才夠威風，並期望至少做到二、三十場放映。未料放映了十場左右後，報名人數不斷增加，他們便陸陸續續地再增加場次。
直至訪問日，《野草》已經辦了46場放映，但Benson仍有種興奮的感覺。他覺得，社區放映有點像街頭文化的精神，背後有種積極性：「我們拍完一套戲，就直接告訴你。」甚至乎在放映期間，他們會加入新的想法，譬如現時的放映版本比起兩個月前的版本，多了一段由小演員錄製的「觀映禮儀」作開場白：「叫啲人熄電話、去完廁所先好睇。」
（《野草》流動放映照，圖由受訪者提供）
戲院外的觀映體驗
在六、七年前的香港，社區放映活動比現在常見。有電影愛好者更成立非牟利組織，放映較非主流、或因政治立場而難以在主流戲院上映的電影。但事過境遷，在今日的香港，類似的放映活動減少了許多，那籌辦和放映《野草》 的過程又是否順利？
Benson想了想說，好像又真的沒什麼困難。只是有次他們安排在蘭桂坊一間餐廳的天台上放映，時間剛好是萬聖節的晚上。在播片期間，他們突然聽到樓下傳來廣播聲：「麻煩前面的人群行快一點⋯⋯」Stan形容，當時因廣播聲太大，觀眾完全聽不到電影聲音，但反而成為另一種體驗：「會加倍留心去看畫面，好像進入了戲裡面。」
Benson亦提到，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導要在一個嚴肅的環境下欣賞電影：「但其實電影剛剛發明時，都是在不同地區的咖啡店、餐廳放映，後來為了將感官體驗提升，才慢慢地變成在黑房裡觀賞。」不過他強調，他們並非「anti戲院」，「只不過我覺得這套電影適合流動放映，而我們又可以掌控在自己手上。」
入場觀映是自由定價。他們估計，至今有約一千人看過《野草》，收到的錢大約是製作成本的四成：「人數比我想像中多，但回本的速度跟想像有少少距離。」（《野草》在長洲的沙灘上首映，圖由受訪者提供）
交流拉闊想像 盼增創作可能性
當戲院接連結業、線上影音平台崛起，流動放映會不會是獨立電影的一種出路？「我想，我們談不上是出路，但可以讓其他創作人參考一下，有多些可能性。」例如有個演藝學院的畢業生在看畢放映後告訴他們，希望參考《野草》的做法，嘗試做一些流動的小劇場：「他過去一直苦無演出機會，而他不想再被動地等待。」
每次放映結束後，他們都會留下來，與不同觀眾交流。「有很不同的年齡層和很不同感覺的人會來看，我覺得這點很有趣。」試過在一個音樂工作室放映，有一群50多歲的叔叔嬸嬸來參加，看畢後竟說有很大感受：「他們說，『我小時候也是這樣』，沒想過這個年齡層看都會有這個感覺，拉闊了我對這套戲的想像。」
在12月和1月，《野草》還有20多場放映，地點包括長洲、中上環、灣仔、油麻地、深水埗、中文大學等等，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網上填Google form登記，入場時可獲得團隊親手製作的樹葉戲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