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在訪問過程及連續兩場的映後談中，空音央（Neo Sora）沒提起過他的父親坂本龍一。事實上，觀眾明顯是衝著他的首部電影《青春末世物語》（HAPPYEND）而來。在片中，年青人面對權威時直接控訴和反抗，友誼卻因立場分歧而疏遠。無論是電影對白或情節，或許都讓不少香港人倍感共嗚。
空音央坦誠，《青春末世物語》的創作與自身經歷有很大關連。友情曾經是他生命中極重要的部分，可升上大學後，他開始關心政治，因而和部分朋友疏遠。他為此傷心，但還是無法對世界袖手旁觀。電影涉及的議題，包括AI監控、種族主義和歧視，都源自他對社會的觀察和反思。
拍電影外，空音央也是積極的社運參與者。他每天戴著象徵支持巴勒斯坦的頭巾庫菲亞（Keffiyeh）、在社交媒體轉發文宣，也會走上街頭抗議日本企業和政府對以色列的投資。「示威真的可以改變世界？」我向他提出電影主角阿高也問過的問題時，空音央認真道：「我很難確切地說示威是否有用，但我認為值得一試。部分原因是為了帶來改變，但更大的原因是，我不能袖手旁觀。」
電影片頭的旁述有一句：「重大改變即將出現。」空音央說這只是角色的想法，他個人對於未來的大環境，感覺一日比一日更悲觀：「但我對試圖改變這一切的年輕人感到樂觀，他們讓我感到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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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的成長、惡作劇和電影
空音央今年34歲，外表成熟，行為舉止卻有點孩子氣，例如會突然模仿電影中的角色，對著鏡頭舉起中指。「我出生於美國紐約。六歲到九歲時，我曾在日本就讀初小，四年級後回到美國升學。」空音央成長的大部分時間待在美國，但每年暑假和寒假都會回到日本，因此英語和日語都很流利。讀大學時，他主修哲學與電影，畢業後首個撰寫的長片劇本，正是《青春末世物語》。
《青春末世物語》以近未來的東京為背景，講述一群熱愛電子音樂、愛開玩笑又帶點反叛的高中生，裕太、阿高、小明、阿太和湯姆的青春故事。空音央說，他在成長過程中確實有一群從小學升讀高中、關係很好的朋友，「就像你在電影中看到的」——他們每天待在一起，放學後到空音央的家躺著吃零食、看電視、聽音樂，偶爾偷偷溜進戲院裡看電影。
「我們有時會弄一些惡作劇。」他邊說邊忍不住笑：「有次我們想拍一條短片，於是在學校閣樓搭了布景，裡面有床墊、杯麵、收音機、一些衣服和書籍等，看起來就像有人住在那裡。但短片完成後，我的朋友沒有清理布景，一切都保留原狀。」直到他們畢業數年後的某一天，空音央收到高中向全校發出的電郵：「校方說發現了一件大事，有人住在校舍裡！他們還通知了警方，事件正在調查中⋯⋯」
他笑得彎下了腰：「那就是我當時的生活。」
高中時期的空音央，對很多事情都感興趣。繪畫、玩樂器、攝影⋯⋯但為甚麼最後選擇了電影，又會由影迷變成電影製作人？空音央有點不好意思的笑了：「我有很多不同的愛好，但只是在各方面表現得還可以，不算很擅長。直到在大學裡選修電影課時，我意識到這也許是一種媒介可以把我所有愛好結合在一起。」
因從小經常和朋友、家人看電影，空音央形容自己早已對於電影語言有一種「自然理解」。在《青春末世物語》，畫面構圖運用大量深焦和遠景，容易讓人聯想起台灣新浪潮的電影。空音央坦言，他最喜歡的導演正是楊德昌，甚至曾在片場拍攝時開玩笑大叫「Uncle Yang」下凡顯靈。（圖為《青春末世物語》劇照）
寫政治分歧、消逝的友情與悲傷
《青春末世物語》面世前，空音央還拍過一些短片和紀錄片，包括可視為《青春末世物語》前作的《一夜爆樽》（2022年）和紀錄了父親生前最後一次音樂會演出的《坂本龍一：Opus》（2024年）。不過，他形容《青春末世物語》才是自己第一部創作的電影。
「在我的青春期，朋友是我的一切。」電影中，主角阿高有一群要好的朋友，但自從校園加裝人臉識別監控及扣分系統後，他開始政治覺醒，並與裕太出現爭執和疏遠。而現實之中，空音央的經歷也非常相似——2011年，日本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發生，並引發反核示威，令空音央大開眼界。當時正在大學讀書的他開始與身邊人討論政治，卻也因為立場不同，令他與朋友分道揚鑣：「對我來說，這是一件很傷心的事情，因為就如我剛才所說，友情在我的成長時期非常重要。」
他在2016年開始撰寫《青春末世物語》的劇本，再花上六、七年修改，2024年起於日本上映。在初稿中，結局並非定格於高中畢業一刻，而是描述阿高在政治覺醒後加入軍隊埋伏，靜待地震來臨時革命起義。「但完成後我發現，我真正想講的是友誼，以及因政治分歧而友誼破裂所帶來的悲傷。我意識到這才是電影核心後，開始刪減劇本枝節，最終變成今日在銀幕上看到的故事。」
電影中的年輕人性格鮮明，呈現出不同的處世態度——裕太沉迷享樂卻會用行動反抗，阿高和富美不願噤聲、堅持向權威力爭，小明和阿太幽默貪玩，湯姆則溫柔體貼、處處為朋友著想⋯⋯空音央形容，構建角色時揉合了自己和身邊朋友的特性，但若要說誰與他最相似，大概是裕太和阿高：「有些日子，我感覺自己更像裕太，但有些日子我感覺更像阿高。我的內心總是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拉扯。」
《青春末世物語》劇照
取材關東地震歷史 反思僵化歸類與歧視
除了取材自身經歷，電影也揉合空音央對1923年關東大地震的研究和反思。當時地震造成重大傷亡，令民眾陷入恐慌之餘，亦引發日本人的排外情緒，觸發對韓裔日本人的大規模屠殺。事隔百年，空音央認為種種因歷史和殖民主義而生的問題，在日本仍然存在，於是他開始想像，當地震災難再臨時，歷史會否重現？
「權威愛將人分類放入框架，煩死了。」電影開場的旁述，大概正是阿高的心聲，同時也是空音央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在電影中，阿高的韓國人身份令他總是承受著異樣目光。在街上，他每每遇上警察都遭到盤問；在校園内，校長未有證據已斷定阿高是惡作劇的幕後黑手。
《青春末世物語》劇照
空音央嘆：「基本上我所看到的所有歧視、種族主義或社會問題，都是源於僵化的分類（categories are rigid）。但人不能被固定地歸類，無論是國籍、種族或性別。當僵化的分類成為法律規限，有時候會變得非常暴力。」
儘管情節和背景是虛構，電影中角色對掌權者和執法者的批評和直斥，仍不難令人聯想到現實。可曾因此擔心影響上映？「嗯⋯⋯說實話，我只是試圖寫出角色們會說的話。如果電影因此被禁止上映，我認為這對電影來說是一種勝利。」但空音央補充說，《青春末世物語》目前還沒有被任何地方禁止上映：「我猜它根本不是威脅，也許因為這是關於日本的故事。」
在日本，《青春末世物語》上映至今逾四個月，空音央說以首次導演兼算是獨立製作的小電影來說，已經算很長時間：「但我希望它（電影）的表現能夠更好。」（2025年2月，《青春末世物語》香港場放映後，空音央與觀眾合照。）
積極聲援巴勒斯坦 嘆日本政治冷感緣於教育
在空音央的社交媒體上，除了有關《青春末世物語》的帖文，其餘幾乎都是抗議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運動）文宣。顯然，空音央熱切關注以巴戰爭狀況，並積極在日本聲援巴勒斯坦人民。這令我想起電影中阿高和示威者聚餐的一幕。阿高問道：「示威真的可以改變世界？」示威者回答：「誰知道呢⋯⋯但如果經濟出現重大影響，當權者或者會妥協。」
面對同樣的問題，空音央大概想過很多遍，因此可以快速回答：「確實很難說（示威）是否有用⋯⋯美國大學生的校園示威將BDS運動傳得更廣，激發更多人在世界各地抗議，因此你可以說，以色列與哈瑪斯達成停火協議，可能是由此導致而成；但你也可以爭論，實際上他們已持續進行了15個月的種族滅絕⋯⋯」
「但如果沒有示威出現，以軍可能仍會在加沙殺害人民。我很難確切地說示威是否有用，但我認為值得一試。」
可他也坦誠，儘管在日本享有示威權利，但要推動改變並不容易。他認為，日本政府過往透過教育等手段，讓人們不願表達政治觀點，甚至將「合乎道德」和「合法」的概念混淆。空音央舉例，他曾經到以色列駐日本大使館外抗議，要求以軍停止殺害兒童：「（示威行動）看起來在道德上非常正確，但對日本民眾來說，示威者在街上大吵大鬧可能是更嚴重的問題⋯⋯」他不住苦笑。
「很多人不了解正在發生的事，也認為這是與他們完全無關的問題⋯⋯但我正在努力，我們上街抗議、與人們互動，並鼓勵他們表達政治觀點。」
空音央總是戴著巴勒斯坦頭巾庫菲亞（Keffiyeh）現身人前。他身上的Keffiyeh由一家名為Hirbawi的巴勒斯公司製造，上面有漁網、橄欖葉和道路的圖案，代表了巴勒斯坦人的歷史、生計與人們之間的團結和聯繫：「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象徵性的行為。許多人會因為Keffiyeh而和我搭話，這對於連結各地的巴勒斯坦聲援者並推動合作非常有用。」
政治冷感不是年輕人的錯
那對於未來，空音央是否樂觀？「不，我知道人們會生存下去，但是我的樂觀心情每天都在下降。」他稍稍停頓：「因為⋯⋯那些制定政策並導致環境惡化、各種戰爭和暴力的人，似乎越來越能夠隨心所欲。」在他看來，目前世界各地都正走向法西斯主義，導致戰爭不斷出現，平民百姓只能受害。但他也補充：「但我對試圖改變這一切的年輕人感到樂觀，他們讓我感到樂觀。」
在訪問後的一場映後談中，有香港觀眾提到當今環境令青少年充滿無力感，甚至變得政治冷感。空音央回答說，他不認為「政治冷感」是年輕人的錯：「年輕人總是能夠更自由發聲並採取行動，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歷史上有不同由學生帶領的社會運動出現⋯⋯但這令政府和掌權者對感到恐懼。在日本，他們透過教育令青少年不懂得思考和表達政見，也不懂得團結起來、走上街頭行使個人權利。這實際上是成年人的問題。（That is not the issue of a teenager. That's the issue of the adults. It's not the teenagers' fault. It's really the adults' fault.）」
《青春末世物語》劇照
那麼，如果我們像電影中的主角，因政治與朋友或至親出現分歧，該如何是好？「這要視乎情況⋯⋯」空音央不好意思但誠懇的說，他沒辦法提出具體建議：「有時候，我認為最好不要與他們交談，你不必勉強與他們保持關係，斷絕聯繫可能對你來說會更好。但是如果，你們的政治分歧不算大——也許實際上朝著同一個方向，只是在策略上有意見分歧，我想在隔一段時間後，也許可以打個電話給對方，重新建立關係。」
「我認為與不同政治觀點的人交流非常重要，這讓我們保持同理心。實際上，若你生活在一個小村莊或小圈子裡，我想不太可能單純因為政治分歧而與他人斷絕交往。有時候，即使你真的討厭某個人，保持聯繫也可能非常重要。」
記者：梁皓兒
攝影：h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