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電影《白日青春》與日本電影《芳寸之地》不約而同都描寫難民，花果同樣飄零，反證自由的生活得來不易，身份認同的問題極為複雜。兩部電影的結局出奇地相似，反映的問題同樣清晰。
香港電影《白日青春》描述中年的士司機因一宗車禍而深感悔恨，希望接觸死者的家屬，補償他們，從而減輕自己的罪疚感，因此與少數族裔男孩「青春」遇上。而男孩則因逃避警方的追捕，不得不依附中年司機，冀他可以保護自己。出於人性的善，叫「白日」的中年司機決定不惜一切，也要把男孩送離香港。一老一少便在這個處境下萌生了一段感情。
電影前半部節奏明快，場面交代清晰，人物的出場與相遇都極其自然到位，新導演劉國瑞技巧老練。例如先安排小孩白日一家的出場，帶出全家儘管要寄人離下，但沒有氣餒，父親做人忠誠，教導兒子不要說謊，為兒子樹立榜樣。相反，黃秋生飾演的司機父親則因早年愛杯中物致肝病，兒子孝順捐肝保住其性命，可是兩父子欠溝通貌合神離，當天因趕時間出席兒子婚禮，駕的士撞到小孩父親的貨車，兩條敘述線因一場交通意外而交疊起來。兩個故事，兩種文化，不知是否導演有意為之，各自以一場婚禮串連人物角色，前者寫「青春」一家喜氣洋洋，場面熱鬧；後者則寫「白日」父子感情冷漠，氣氛生硬。
接着，是那起車禍，影響二人的半生，亦開展了深夜逃亡，是電影的下半部。這部分是戲的關鍵，需要透過二人的感情交流帶動劇情發展。這部分則略為平淡。導演把主題放在一大一小主角的逃亡，反映各自面對的「身份」問題。尤其黃秋生藉着教小孩游泳，訴說自己如何偷渡來港，卻較單方，小孩的回應未夠到位。至於安排黃的兒子是警司本來充滿矛盾對立，可是導演或為了寫實，或希望把敘事點放在大小二角身上減少了兒子周國賢的比重和角色的複雜性，平白浪費了角色的戲劇衝突，亦令結局少了點張力。結果是中年男人把的士變賣了，成全了小孩離去，但正如船向前開行，面對的是漆黑的前景。
其實「青春」一家，嚴格來說不應稱他們為「難民」，而是用「免遣返聲請人」作稱呼。因為自1992起，儘管香港適用的《禁止酷刑公約》列明，「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國家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任何締約國不得將該人驅逐、遣返或引渡至該國家。」然而，由於香港沒有簽署1951年的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 The 1951 Refugee Convention）和1967年的《關於難民地位的議定書》(1967 Protocol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因此不會給予任何人庇護和核實其難民身份，亦不會以「難民」稱呼他們。截至2022年初月底，總共有14,961人留在香港，涵蓋多個國籍。
與其相似的是同期的日本電影《芳寸之地》，寫一個庫爾德家庭受政治迫害，由故鄉走到日本，等待核實身份，從而到海外定居。可是一家人一住便十多年，兩姐妹都學得一口流利的日本語，已完完全全融入當地的生活。然而，好景不常，父親兼職被發現，結果被拘留，兩姐妹頓失依靠。印象最深刻一幕是移民官當着他們面前，剪去他們的逗留簽証。大剪一揮，意味着他們只能靠接濟度日，並且限制了人身的自由。最後，父親犠牲被遣返回國，成全兩女兒獲日本居留權。與《白》片結局相似，觀眾看了卻不知是喜還是悲。
眾所週知，日本其中一個難民政策極嚴苛的國家。每年過萬的申請，只得幾十宗被批，申請成功率自 2012 年開始，連續多年低於 1%。片中女主角一家儘管一家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也得不到永久居留，反而因父親當非法勞工被揭發而選擇遣返故地，結果兩女兒卻可留在日本生活。《芳寸之地》英文片名叫My small land，應指女主角實際因難民身分而被局限了活動的空間，亦暗指她的內心世界。
《白日青春》拍舊區深水埗和新界元朗，平實自然，描寫人物實感十足，片名則來自袁枚的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意指和煦的陽光照不到的陰影處，依然會有苔蘚長出綠意，與英文片名The Sunny Side of the Street相映成趣。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