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樹縫有光，天要亮了。」──〈Be a girlfriend〉
小說集《日常運動》最後一篇小說〈Be a girlfriend〉的結尾，停在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揭曉以後。但故事沒有完結，政治現實與街頭運動也是，梁莉姿在2021年9月到了台灣，於花蓮東華大學的華文所修讀藝術碩士（M.F.A），當時她帶著四萬字的《日常運動》初稿，後來擴寫到十二萬字，然後由台灣的木馬文化出版，她才察覺到：「原來這些故事要在花蓮才能完成。」
但拉遠距離就能寫好嗎？也不一定。梁莉姿在花蓮獲得了一個寧靜的寫作空間，卻發現有些東西遺忘了，不是記憶的細節，而是情緒。
那時街頭風風火火，每日的新聞鋪天蓋地，梁莉姿把那些最深刻最荒謬的東西摘記下，一個一個bullet point，如同子彈直擊胸口，但兩三年後在異鄉重看，她忽然忘記了當時的憤怒。像《日常運動》的開篇選用了〈新城市〉，有讀者認為這不是最好的編排，因為故事性相對不夠吸引，但梁莉姿堅持：「因為我想強調故事裏『 The city is ever new』的概念。在（2019年）7月14日警察第一次衝進商場（沙田新城市廣場）前，沒有人會料想到，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消費娛樂至上的地方，（資本城市的）秩序會被警權這樣介入。」
然後我們經歷更多炸裂的日子，這些事情已顯得不甚稀奇，但梁莉姿決意把它們記住：「我想提醒（大家）那些原初的驚嚇、恐懼、憤怒，其實都曾存在過。」
2019年7月14日，已絕食11天的陳伯走到防線前，跪下要求警方後退。（資料圖片）
日常與運動 街頭與體制
《日常運動》以十篇短篇故事組成，但人物流動其中，互有交涉，猶如一本「偽長篇小說」。梁莉姿在東華大學的指導教授楊翠為她寫序，裏面提到「日常」與「運動」幾乎是兩種極度違和的狀態。小說不只是描述街頭衝突，更多地着墨那些不在街頭的人，以及不在街頭的時空，例如〈V煞烈車〉的鐵路技工阿默，在上班時重遇他破壞的列車，然後發現自己可以在街頭衝前，卻無法在日常生活裏，與反對抗爭的叔父輩同事辯論，一如書中的形容：「日常與街頭，好像橫著一堵割裂的牆，無法連接起來。」
不過在社會運動熱熾的日子，政治討論所帶來的緊繃，其實深入日常的紋理，譬如〈阿妹〉裏 ，十一歲的細妹和同學的話題，已突然從大陸的網紅綜藝，一下子變成「你是黃還是藍？」、「你是淺黃還是深黃？」語氣甚至像平時討論喜歡那個明星般，簡單輕鬆。
梁莉姿形容三輯故事的劇烈程度，分別是中火、小火、大火。但放在小說集最後的一篇〈Be a girlfriend〉，也許已是猛火。時值十一月，經歷大學圍困，選舉將至，陣營內的分歧處於爆破邊緣，故事裏的熊貓（洪奕）為助選奔波，男友卻無法為選舉獲勝而高興起來，二人因此發生爭吵。街頭運動與日常體制抗爭，忽然彷似對立起來，在短暫的歡呼裏，小說呈現其中的裂痕、分歧，身處光譜不同位置的角色，也會對同路人的行為有所批判：
「困於大學幾天，他們親眼睟目群眾運動的變質敗壞，請神容易送神難，進駐於的形形式式的人，恃之為無政府主義而沒秩序的遊樂場（……）熊貓有時想，那時人多勢眾的感動，霎眼間變成吳三桂放清兵入關的懊悔，如同潘朵拉的盒子。起初，明明是理想中的烏托邦，自由、共治、資源充沛。」（頁366-367）
但梁莉姿始終認為，《日常運動》並非要為分歧提供答案，更不是歌頌或進行文宣，而是想呈現社會運動期間，人群的各種面向，把作者的批判置後。
所以她自嘲，這是一本「倒米」的書。
她在過去的訪問說過，社會運動對書寫是一種傷害，因為寫作需要保持柔軟，但19年的種種事端，使人無法不裝備起來，而心腸一但變得堅硬，就很難回復柔軟。在小說完稿後，她有些不安，擔心自己的憤怒讓她把所痛恨的角色，推到深淵，「我不是想寫死他們，把他們捉進去（小說裏）行刑，只是想書寫這些人物。但寫完之後，我可以原諒嗎？還是不能。」
「因為寫作不是療傷，也不是和解的過程，不過，我還是希望在呈現這些人物時，沒有顯露出太大的惡意。」梁莉姿補充。
「這是一本太快的書，也是一本過慢的書。」
有人說，壞時代會誕生好作品；又有人說，文學需要沉澱，不宜急速回應，畢竟米蘭．昆德拉流亡近十年後，才寫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對於這些，梁莉姿並不否定，但寫或不寫，現在寫還是日後寫，都不是對立，而她自言有一個霸氣的講法回應：「這些只有27歲的梁莉姿才可以寫得出。」
霸氣歸霸氣，但梁莉姿對《日常運動》存有自省，還有自卑，擔心小說的技法形式過份單一，不夠精練──儘管她這幾年已屢獲港、台的各項文學大獎。指導老師楊翠提醒她，一個作家在乎的東西不應該只有技巧，而是其終生的關注與追求，這個講法對她來說，像醍醐灌頂：「在十數年、幾十年的寫作生涯裏，一個作者可能會有敗作，但那又如何，最重要是他繼續去寫，繼續實踐和展現他的關注。」
回望這幾年，不少作者都試圖回應社會運動，有人用推理靈幻，寫時代的未解疑團；有人用魔幻寫實，寫城市的變形扭曲；也有人寫詩，把傷痛寫成一則則隱喻。但《日常運動》以寫實手法直面，與其說當中涉及甚麼美學判斷，或被政治現實影響，梁莉姿更認為要回歸一個寫作者的本能，把手上的故事材質，以最舒適和擅長的寫法呈現。
如果把梁莉姿已出版的幾本小說集並讀，從《住在安全島上的人》（2014）、《明媚如是》（2018），到如今的《日常運動》，許多故事都與校園相關。在她眼中，校園是滲透日常的體制暴力，卻又充滿曖味矛盾，讓她既愛又恨。「學校讓人啟蒙，學生的innocence讓他們有動力一往無前，但同時這個身份，也使他們被宰制、操弄，沒有能力（去對抗），最終被反噬。」
而校園的另一端，是相對握有權力的教師和管理層，梁莉姿在《日常運動》不斷探求人的複雜多面，例如小說〈外面〉裏有一個隱晦的描述：「不知道會否有很多人讀到，但故事替學生黎清寫求情信的老師，其實是另一篇故事裏，在蒙面法通過後，驅逐學生的副校長和班主任。」
「李智良（香港作家，也是書中的撰序人）讀到之後，也感到有點意外。我們認為政治立場和身份，會介定一個人的決定，但其實並不是。我在現實生活裏認識一些老師，他們的立場很『藍』，但依然覺得學生是他要保護的對像。」
2019年9月，中學生發起人鏈活動。（資料圖片）
小戰場，大戰場
《日常運動》在台灣已經售完了第一刷，梁莉姿接下來的兩本出版計劃：《僅存者手記》獲得了第六屆台積電文學賞評審團特別獎、《樹的憂鬱》則入圍第二十三屆臺北文學獎年金獎，皆是台灣的重要文學獎項，前者延續對社會運動反思的長篇小說，後者則是八篇短篇，一半寫香港，另一半寫台灣──寫那些因不同緣故移居、流亡、暫住台灣的香港人。
以後也會長留台灣嗎？梁莉姿說不知道，甚至沒有去想像。
持續書寫香港似乎是某種責任，但文學人又會反思，這會否局限了創作的題材路向。梁莉姿形容自己的寫作路正面臨兩重戰場，小戰場是必須趁遺忘以前，好好書寫19年的風風火火，大戰場則是她的寫作母題，關注人的個體狀況，兩者從來都不會對立。《日常運動》其實一如她過往的作品，講人際衝突，講大時代下個體的選擇，核心都是探討人在各種情境裏，如何自處。
訪問在2022年7月，離事情的開端已過了三年。人們看似回歸日常，但梁莉姿認為推動社會進步的movement一直都在：「『運動』一詞本來就語帶N關，不一定是火紅的、肉眼可見的，也可以回歸日常，例如去開書店、辦活動、深耕社區。」像《日常運動》一書，於大型發行商處遇上阻滯，但也有賴獨立書店幫忙進貨，才能出現在香港讀者面前。
傾傾談談三個多小時，趁天色徹底暗下來前，才記起要補影幾張訪問照。黑夜要來了，但天會再亮嗎？不知道。小說作者只是提醒：「我們沒有結局。」
文字、攝影：韓祺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