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為何還要讀卡繆？
年輕人青春躁動、不安於室，也比成年人更希望特立獨行，不與世界輕易妥協。而卡繆，一位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卻以文學方式書寫他的思想，正正表現出這種反抗精神。儘管他已逝世多年，但其哲學卻永遠不會過時。
將哲學融入文學創作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二戰之後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一般被歸類為「存在主義」，但他一直不接受這個標籤。當時法國影響力最大的哲學家是沙特(Jean-Paul Sartre)，亦是「存在主義」的創造者。沙特跟卡繆不僅是好友，也互相欣賞對方的哲學思想。可是，兩人的思想風格及寫作方式卻非常不同。沙特受傳統歐陸哲學訓練，哲學論著均以嚴格的哲學語言寫成，論證嚴格，一般讀者不易讀懂。 而卡繆最受歡迎的作品，全都是文學創作。他對小說、劇作和哲學散文寫作都有相當高的造詣，同時他亦能將其哲學思想融為文學創作中，而不失思想深度。這亦令他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卡繆死時只有四十六歲，一般相信，他是死於交通意外。當時他正乘坐友人的汽車，汽車卻不幸失事撞向一棵大樹，卡繆當場死亡。數年前，有一本名為《卡繆之死》(Death of Camus)的著作出版，作者是一名意大利作者。作者深入分析了一名捷克詩人的日記，意外發現卡繆很可能是被暗殺，而要暗殺他的，則是蘇聯KGB特工。這件事一度引起了全球讀者的關注，而不論是否屬實，也不禁令我們追問：一個作家／哲學家到底重要到一個怎樣的程度，才會令一個外國政府要暗殺他？
甚麼是荒謬？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了解卡繆的哲學。不少讀者進入卡繆的思想世界，首先都是透過他兩部作品：《異鄉人》(The Stranger)和《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卡繆認為，20世紀人類最大問題是：面對荒謬的世界，人應該怎樣自處？不過在此之前，卡繆首先要搞清楚，甚麼是「荒謬」？
簡單來說，在西方哲學傳統上，我們認為世界是有意義的，人生也是有意義的，但意義是甚麼呢？則人言人殊。例如在基督教傳統中，意義來自上帝；而在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脈絡裡，意義則是源於人類天賦的理性和人權。但在經歷20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社會普遍瀰漫著絕望氣氛，人們認為過去一切意義都已崩壞，自己再無法跟世界協調，甚至感受不到生存的價值。這便是「荒謬」。
要處理一個主題，若你是哲學家，你會寫一篇哲學論著；若你是小說家或劇作家，則會寫一篇小說或一部劇作。而卡繆在討論「荒謬」這一主題時，卻一口氣用上這三種文體，寫成了三部作品，分別是小說《異鄉人》、哲學散文《薛西弗斯的神話》以及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卡繆不僅以不同文體都能寫出思想深邃的作品，在藝術上亦保持相當高的水平，他寫作能力之高，可見一斑。
我們曾以卡繆為題拍攝節目，幾位嘉賓都在年輕時就讀過《異鄉人》，鄧小樺回憶中學時初讀《異鄉人》的印象，書中建構的世界，足足困擾了她一個星期。甄拔濤則透過《異鄉人》，重新體認到他初踏職場的異化狀態，而這部小說，恰恰就是關於一個上班族的故事。
主角莫梭(Meursault)一直過著了無意義的上班生活，有一天，他母親過世了，他卻對此毫無感覺，在冷漠地參加母親葬禮之後，便馬上跟心儀的女子鬼混。幾天後，他意外地槍殺了一名阿拉伯人，而他亦因此被捕。可是，莫梭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仍然無感，並冷然以對。在審訊期間，法官居然沒有正視莫梭「殺人」這一行為，只不斷質疑他的道德水平，以圖證明他是一個冷血的人，並且是故意殺人的。法官亦不接納莫梭以「都是太陽惹的禍」的抗辯理由。最終，莫梭被徹底排拒在審訊之外，而他對此亦變得更加無感，甚至對他會否被判死刑，也漠不關心。
透過莫梭這個人物，卡繆展示了一種生存的荒謬感。在母親葬禮上，人人都為死者而痛哭，偏偏只有身為兒子的莫梭一點感覺都沒有。我們一般會說，這個兒子不道德，連母親死了也不傷心，但這其實假設母子之間是有著親情，因此母親死了兒子才應該傷心。但親情是否必然？如果母子之間根本沒有感情，兒子的行為則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可言。
進一步說，莫梭意外殺死了他全不認識的一名阿拉伯人，此人與他無仇無怨，把他殺死完全是意外，因此莫梭才對法官說「都是太陽惹的禍」，這跟說「甚麼理由都沒有」意思沒有分別。但法官卻必須為莫梭的殺人行為提供一個理由，方能令這個社會在特定的道德標準下，仍然維持「有意義」。只是對莫梭來說，上述所發生的一切，根本就是「甚麼理由都沒有」，他不覺得社會道德應加諸他身上，也覺得一切發生在他身上的，亦跟他全然無關。
人抽離於世界之外，一切對我都「無關重要」，這就是卡繆所說的「荒謬」。
薛西弗斯在推大石中得到幸福
《異鄉人》的書名英譯分別有"The Stranger"及"The Outsider"，中譯則被譯成「異鄉人」或「局外人」，但甄拔濤認為，兩個譯法都不十分貼切。「異鄉人」只有「遠行」而沒有「局外」的意思，但「局外人」則稍欠詩意。米哈則建議可譯作「異鄉客」，這個「客」可以加強其「局外」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在《異鄉人》中卡繆所極力經營的一個荒謬世界，要對他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薛西弗斯的神話》，才得以拆解。
《薛西弗斯的神話》書名來自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故事：薛西弗斯以狡猾機智見稱，他曾多次戲弄死神，結果他被判處將一顆大石推上陡峭的斜坡。每當他出盡全力把石推上斜坡，眼看快到山頂時，他手一鬆，大石就沿斜坡滾下去，回到原點。薛西弗斯又得回到斜坡下，重新推石上山，一直沒完沒了。
這個關於徒勞而無止境的勞動故事，給予卡繆很大啟發。這個神話的所表達的，正是現代人的生活寫照：每天營營役役，做著沒完沒了又毫無意義的工作，卻看不到逃脫的出口。當然，卡繆並沒有停留在這種解讀上，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他用淺白的文句，提出了一個關於如何面對荒謬人生的問題：人是否應該自殺？他甚至斷言：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要注意的是，卡繆不是悲劇哲學家，他並不鼓勵自殺。事實上，他在書中的結論，就是「無論如何，人都不應該自殺」。那麼他為甚麼說「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呢？如果世界是荒謬，人的生存是徒勞，就像薛西弗斯被懲罰推石上山一樣的話，那麼我們憑甚麼仍然不自殺呢？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判斷，人是否應該繼續生存下去，這正是哲學要回答的問題。
在1960年代，卡繆的思想傳播到全世界。當時很多對社會充滿怨懟的年輕人都被卡繆的著作深深吸引，然而卻因為誤讀了他，一時想不開，最終了結自己的生命。因此，在閱讀《薛西弗斯的神話》時，必須一步一步、抽絲剝繭的理解他的論證，才不致跌入悲觀主義的巢窠之中。
卡繆認為，面對世界和生存狀況的荒謬感，有三種應對的方法：
第一種是「生理上的自殺」。也就是我們去跳樓或割脈之類，主動了結自己的生命。但卡繆由此至終皆抱持人道主義立場，認為了結生命並不是一個「解決方法」，而只是逃避荒謬，也逃避了「未來能解決荒謬問題的可能性」。故此，他反對自殺，因為他找不到任何自殺的合理理由。
第二種是「哲學上的自殺」。當我們說人生是荒謬，就是說人生沒有意義，那麼只要我們在某處找到賦予人生意義的方法，問題豈不解決？於是就有很多人訴諸宗教或超自然力量，例如「上帝」。要注意的是，哲學上講「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泛指一個能徹底解決「最終意義問題」的存在者。卡繆認為，「上帝」雖然可以提供一個世界和生命意義的終極答案，但實際上卻是沒有正面回應「荒謬」。「上帝」的存在只是把「荒謬」 取消，而不是解答它。卡繆將這種做法形容為「哲學上的自殺」。
第三種，也是卡繆所推崇的方法，就是「反抗」。卡繆筆下的「反抗」是甚麼意思呢？那就是說，即使我們面對荒謬的命運，仍然能坦然、從容地面對。就像在神話中，當薛西弗斯差一步就把大石推到山頂，大石突然滾下山，他回頭一看，心裡卻想：「我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經做了，剩下來的，就是我所無法改變的命運了。」然後，薛西弗斯會從容地走下去，繼續面對他的命運。
卡繆說，這時的薛西弗斯是幸福的，他對荒謬的解答，就是面對它，而不是逃避或取消它。
「我反抗，故我們在」的人道精神
在節目中，幾位嘉賓都認為，卡繆對薛西弗斯的解讀並非一種自我安慰。正如鄧小樺對卡繆的分析，在面對荒謬命運時，薛西弗斯並沒有獲得任何安慰，相反，他是透過認清這種「不安逸」的狀態，令自我所有提升。卡繆說過，我們追求的不應該是「好」的生活，而是「活躍」的生活。在不安逸的荒謬生活中，我們雖然不好過，卻是豐盛而精彩的。
能面對荒謬，人就選擇不去自殺，而是選擇「反抗」。跟「荒謬」一樣，卡繆說的「反抗」不能以一般用法去理解。所謂反抗，不是指你以武力或其他方法去抵抗壓迫你的人，或甚至是跟整個社會制度對抗，而是說，你透過「反抗」荒謬的命運，令自身提升。
這便是《反抗者》(The Rebel)的主題。在節目中，從事藝術創作的黃嘉瀛就是由《反抗者》開始認識卡繆，更大大影響她日後的藝術進路。在《反抗者》中，有一個著名論斷是這樣的：卡繆把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改寫成「我反抗，故我在」，即乾脆把「反抗」視為一條不證自明的人生定律。而從《薛西弗斯的神話》到《反抗者》，卡繆把討論從「個人」轉向「集體」，因此他進一步把句子改為「我反抗，故我們在」。
甚麼意思？試看以下引言：
我們不會為了生產不屬於我們的存在而殺人與死亡，相反，要為我們現在的存在而活著，並讓他人活著。
簡單地說，卡繆認為，不自殺或不主動死亡，已不只是個人（我）的問題，而是集體（我們）的問題。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卡繆的結論是「不可自殺」；而在《反抗者》裡，他把結論推廣到「不可殺人」，因為殺人就是把死亡強加於他人身上，令他人失去未來面對荒謬的機會。因此，「我反抗，故我們在」的意思就是：當我坦然面對荒謬命運，我就必須保證他人也不會因我而死，因而成就了「我們」。
到此，我們大概可以體會到卡繆哲學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既不虛無，亦不絕望，相反，他對「保證全人類的存在」有著巨大熱情。這種堅持，亦令他與當時法國的左翼知識份子分道揚鑣（其中亦包括沙特），因為左翼份子一般認為，要反抗，便要革命，那就無可避免地要流血的。
卡繆一生雖短，卻留下了豐富的哲學理念，以及人道主義的反抗精神。節目中幾位嘉賓都費盡心思，以不同角度深入解讀卡繆的思想精華。卡繆戮力批評共產主義崇尚的暴力革命，以他當時在歐洲思想界的影響力，若說他因此得罪蘇聯政權，並招至殺身之禍，並非沒有可能。但正如鄧小樺所講，當卡繆忠於自己的思想，便可以選擇跟時代大勢走不同的道路；而米哈則意簡言賅地總結說：我們可以活著，我們可以追求幸福，而追求幸福的方法，就是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反抗。
延伸閱讀：
1.卡繆，嚴慧瑩譯，《反抗者》。台北：大塊文化，2017
2.卡繆，張一喬譯，《異鄉人》。台北：麥田出版，2009
3.卡繆，嚴慧瑩譯，《薛西弗斯的神話》。台北：大塊文化，2017
4. Giovanni Catelli, Death of Camus, trans. Andrew Tanzi (London: Hurst, 2021)
鄧小樺、米哈、甄拔濤、黃嘉瀛、鄧正健、紅眼 合著《文學看得開（作家篇）》
《文學看得開（作家篇）》請來六位本地作家、大學講師、藝術家、劇作家及文化評論人，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評論及分析古今中外，超過三十位文學大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作為香港少數文學入門書籍，為緊貼時代脈搏，每篇文章開首皆特設欄目說明在現今世代仍要閱讀這位作家的理由，並附有豐富配圖貫穿全文，文末亦設有各類延伸閱讀書目，旨在以淺白易明的方式普及文學，並向廣大讀者推廣優秀的文學作品。我們希望讀者能以此入門書為踏腳石，開啟各位對文學及讀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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