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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繆:反抗荒謬命運

卡繆:反抗荒謬命運

這個時代為何還要讀卡繆?

年輕人青春躁動、不安於室,也比成年人更希望特立獨行,不與世界輕易妥協。而卡繆,一位著名的法國哲學家,卻以文學方式書寫他的思想,正正表現出這種反抗精神。儘管他已逝世多年,但其哲學卻永遠不會過時。

將哲學融入文學創作

卡繆(Albert Camus,1913-1960),二戰之後法國最著名的哲學家之一。他的哲學一般被歸類為「存在主義」,但他一直不接受這個標籤。當時法國影響力最大的哲學家是沙特(Jean-Paul Sartre),亦是「存在主義」的創造者。沙特跟卡繆不僅是好友,也互相欣賞對方的哲學思想。可是,兩人的思想風格及寫作方式卻非常不同。沙特受傳統歐陸哲學訓練,哲學論著均以嚴格的哲學語言寫成,論證嚴格,一般讀者不易讀懂。 而卡繆最受歡迎的作品,全都是文學創作。他對小說、劇作和哲學散文寫作都有相當高的造詣,同時他亦能將其哲學思想融為文學創作中,而不失思想深度。這亦令他獲得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卡繆死時只有四十六歲,一般相信,他是死於交通意外。當時他正乘坐友人的汽車,汽車卻不幸失事撞向一棵大樹,卡繆當場死亡。數年前,有一本名為《卡繆之死》(Death of Camus)的著作出版,作者是一名意大利作者。作者深入分析了一名捷克詩人的日記,意外發現卡繆很可能是被暗殺,而要暗殺他的,則是蘇聯KGB特工。這件事一度引起了全球讀者的關注,而不論是否屬實,也不禁令我們追問:一個作家/哲學家到底重要到一個怎樣的程度,才會令一個外國政府要暗殺他?

甚麼是荒謬?

要回答這個問題,得先了解卡繆的哲學。不少讀者進入卡繆的思想世界,首先都是透過他兩部作品:《異鄉人》(The Stranger)和《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卡繆認為,20世紀人類最大問題是:面對荒謬的世界,人應該怎樣自處?不過在此之前,卡繆首先要搞清楚,甚麼是「荒謬」?

簡單來說,在西方哲學傳統上,我們認為世界是有意義的,人生也是有意義的,但意義是甚麼呢?則人言人殊。例如在基督教傳統中,意義來自上帝;而在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脈絡裡,意義則是源於人類天賦的理性和人權。但在經歷20世紀初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社會普遍瀰漫著絕望氣氛,人們認為過去一切意義都已崩壞,自己再無法跟世界協調,甚至感受不到生存的價值。這便是「荒謬」。

要處理一個主題,若你是哲學家,你會寫一篇哲學論著;若你是小說家或劇作家,則會寫一篇小說或一部劇作。而卡繆在討論「荒謬」這一主題時,卻一口氣用上這三種文體,寫成了三部作品,分別是小說《異鄉人》、哲學散文《薛西弗斯的神話》以及劇本《卡里古拉》(Caligula)。卡繆不僅以不同文體都能寫出思想深邃的作品,在藝術上亦保持相當高的水平,他寫作能力之高,可見一斑。

我們曾以卡繆為題拍攝節目,幾位嘉賓都在年輕時就讀過《異鄉人》,鄧小樺回憶中學時初讀《異鄉人》的印象,書中建構的世界,足足困擾了她一個星期。甄拔濤則透過《異鄉人》,重新體認到他初踏職場的異化狀態,而這部小說,恰恰就是關於一個上班族的故事。

主角莫梭(Meursault)一直過著了無意義的上班生活,有一天,他母親過世了,他卻對此毫無感覺,在冷漠地參加母親葬禮之後,便馬上跟心儀的女子鬼混。幾天後,他意外地槍殺了一名阿拉伯人,而他亦因此被捕。可是,莫梭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仍然無感,並冷然以對。在審訊期間,法官居然沒有正視莫梭「殺人」這一行為,只不斷質疑他的道德水平,以圖證明他是一個冷血的人,並且是故意殺人的。法官亦不接納莫梭以「都是太陽惹的禍」的抗辯理由。最終,莫梭被徹底排拒在審訊之外,而他對此亦變得更加無感,甚至對他會否被判死刑,也漠不關心。

透過莫梭這個人物,卡繆展示了一種生存的荒謬感。在母親葬禮上,人人都為死者而痛哭,偏偏只有身為兒子的莫梭一點感覺都沒有。我們一般會說,這個兒子不道德,連母親死了也不傷心,但這其實假設母子之間是有著親情,因此母親死了兒子才應該傷心。但親情是否必然?如果母子之間根本沒有感情,兒子的行為則無所謂道德不道德可言。

進一步說,莫梭意外殺死了他全不認識的一名阿拉伯人,此人與他無仇無怨,把他殺死完全是意外,因此莫梭才對法官說「都是太陽惹的禍」,這跟說「甚麼理由都沒有」意思沒有分別。但法官卻必須為莫梭的殺人行為提供一個理由,方能令這個社會在特定的道德標準下,仍然維持「有意義」。只是對莫梭來說,上述所發生的一切,根本就是「甚麼理由都沒有」,他不覺得社會道德應加諸他身上,也覺得一切發生在他身上的,亦跟他全然無關。

人抽離於世界之外,一切對我都「無關重要」,這就是卡繆所說的「荒謬」。

薛西弗斯在推大石中得到幸福

《異鄉人》的書名英譯分別有"The Stranger"及"The Outsider",中譯則被譯成「異鄉人」或「局外人」,但甄拔濤認為,兩個譯法都不十分貼切。「異鄉人」只有「遠行」而沒有「局外」的意思,但「局外人」則稍欠詩意。米哈則建議可譯作「異鄉客」,這個「客」可以加強其「局外」的感覺。但無論如何,在《異鄉人》中卡繆所極力經營的一個荒謬世界,要對他同年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薛西弗斯的神話》,才得以拆解。

《薛西弗斯的神話》書名來自古希臘神話中的一個故事:薛西弗斯以狡猾機智見稱,他曾多次戲弄死神,結果他被判處將一顆大石推上陡峭的斜坡。每當他出盡全力把石推上斜坡,眼看快到山頂時,他手一鬆,大石就沿斜坡滾下去,回到原點。薛西弗斯又得回到斜坡下,重新推石上山,一直沒完沒了。 

這個關於徒勞而無止境的勞動故事,給予卡繆很大啟發。這個神話的所表達的,正是現代人的生活寫照:每天營營役役,做著沒完沒了又毫無意義的工作,卻看不到逃脫的出口。當然,卡繆並沒有停留在這種解讀上,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他用淺白的文句,提出了一個關於如何面對荒謬人生的問題:人是否應該自殺?他甚至斷言: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

要注意的是,卡繆不是悲劇哲學家,他並不鼓勵自殺。事實上,他在書中的結論,就是「無論如何,人都不應該自殺」。那麼他為甚麼說「自殺是唯一嚴肅的哲學問題」呢?如果世界是荒謬,人的生存是徒勞,就像薛西弗斯被懲罰推石上山一樣的話,那麼我們憑甚麼仍然不自殺呢?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判斷,人是否應該繼續生存下去,這正是哲學要回答的問題。

在1960年代,卡繆的思想傳播到全世界。當時很多對社會充滿怨懟的年輕人都被卡繆的著作深深吸引,然而卻因為誤讀了他,一時想不開,最終了結自己的生命。因此,在閱讀《薛西弗斯的神話》時,必須一步一步、抽絲剝繭的理解他的論證,才不致跌入悲觀主義的巢窠之中。

卡繆認為,面對世界和生存狀況的荒謬感,有三種應對的方法:

第一種是「生理上的自殺」。也就是我們去跳樓或割脈之類,主動了結自己的生命。但卡繆由此至終皆抱持人道主義立場,認為了結生命並不是一個「解決方法」,而只是逃避荒謬,也逃避了「未來能解決荒謬問題的可能性」。故此,他反對自殺,因為他找不到任何自殺的合理理由。

第二種是「哲學上的自殺」。當我們說人生是荒謬,就是說人生沒有意義,那麼只要我們在某處找到賦予人生意義的方法,問題豈不解決?於是就有很多人訴諸宗教或超自然力量,例如「上帝」。要注意的是,哲學上講「上帝」並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泛指一個能徹底解決「最終意義問題」的存在者。卡繆認為,「上帝」雖然可以提供一個世界和生命意義的終極答案,但實際上卻是沒有正面回應「荒謬」。「上帝」的存在只是把「荒謬」 取消,而不是解答它。卡繆將這種做法形容為「哲學上的自殺」。

第三種,也是卡繆所推崇的方法,就是「反抗」。卡繆筆下的「反抗」是甚麼意思呢?那就是說,即使我們面對荒謬的命運,仍然能坦然、從容地面對。就像在神話中,當薛西弗斯差一步就把大石推到山頂,大石突然滾下山,他回頭一看,心裡卻想:「我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經做了,剩下來的,就是我所無法改變的命運了。」然後,薛西弗斯會從容地走下去,繼續面對他的命運。

卡繆說,這時的薛西弗斯是幸福的,他對荒謬的解答,就是面對它,而不是逃避或取消它。 

「我反抗,故我們在」的人道精神

在節目中,幾位嘉賓都認為,卡繆對薛西弗斯的解讀並非一種自我安慰。正如鄧小樺對卡繆的分析,在面對荒謬命運時,薛西弗斯並沒有獲得任何安慰,相反,他是透過認清這種「不安逸」的狀態,令自我所有提升。卡繆說過,我們追求的不應該是「好」的生活,而是「活躍」的生活。在不安逸的荒謬生活中,我們雖然不好過,卻是豐盛而精彩的。

能面對荒謬,人就選擇不去自殺,而是選擇「反抗」。跟「荒謬」一樣,卡繆說的「反抗」不能以一般用法去理解。所謂反抗,不是指你以武力或其他方法去抵抗壓迫你的人,或甚至是跟整個社會制度對抗,而是說,你透過「反抗」荒謬的命運,令自身提升。

這便是《反抗者》(The Rebel)的主題。在節目中,從事藝術創作的黃嘉瀛就是由《反抗者》開始認識卡繆,更大大影響她日後的藝術進路。在《反抗者》中,有一個著名論斷是這樣的:卡繆把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改寫成「我反抗,故我在」,即乾脆把「反抗」視為一條不證自明的人生定律。而從《薛西弗斯的神話》到《反抗者》,卡繆把討論從「個人」轉向「集體」,因此他進一步把句子改為「我反抗,故我們在」。

甚麼意思?試看以下引言:

我們不會為了生產不屬於我們的存在而殺人與死亡,相反,要為我們現在的存在而活著,並讓他人活著。

簡單地說,卡繆認為,不自殺或不主動死亡,已不只是個人(我)的問題,而是集體(我們)的問題。在《薛西弗斯的神話》中,卡繆的結論是「不可自殺」;而在《反抗者》裡,他把結論推廣到「不可殺人」,因為殺人就是把死亡強加於他人身上,令他人失去未來面對荒謬的機會。因此,「我反抗,故我們在」的意思就是:當我坦然面對荒謬命運,我就必須保證他人也不會因我而死,因而成就了「我們」。 

到此,我們大概可以體會到卡繆哲學中的人道主義精神。他既不虛無,亦不絕望,相反,他對「保證全人類的存在」有著巨大熱情。這種堅持,亦令他與當時法國的左翼知識份子分道揚鑣(其中亦包括沙特),因為左翼份子一般認為,要反抗,便要革命,那就無可避免地要流血的。

卡繆一生雖短,卻留下了豐富的哲學理念,以及人道主義的反抗精神。節目中幾位嘉賓都費盡心思,以不同角度深入解讀卡繆的思想精華。卡繆戮力批評共產主義崇尚的暴力革命,以他當時在歐洲思想界的影響力,若說他因此得罪蘇聯政權,並招至殺身之禍,並非沒有可能。但正如鄧小樺所講,當卡繆忠於自己的思想,便可以選擇跟時代大勢走不同的道路;而米哈則意簡言賅地總結說:我們可以活著,我們可以追求幸福,而追求幸福的方法,就是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反抗。

延伸閱讀:

1.卡繆,嚴慧瑩譯,《反抗者》。台北:大塊文化,2017

2.卡繆,張一喬譯,《異鄉人》。台北:麥田出版,2009

3.卡繆,嚴慧瑩譯,《薛西弗斯的神話》。台北:大塊文化,2017
4. Giovanni Catelli, Death of Camus, trans. Andrew Tanzi (London: Hurst, 2021)

鄧小樺、米哈、甄拔濤、黃嘉瀛、鄧正健、紅眼 合著《文學看得開(作家篇)》

《文學看得開(作家篇)》請來六位本地作家、大學講師、藝術家、劇作家及文化評論人,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介紹、評論及分析古今中外,超過三十位文學大家的生平及其作品。作為香港少數文學入門書籍,為緊貼時代脈搏,每篇文章開首皆特設欄目說明在現今世代仍要閱讀這位作家的理由,並附有豐富配圖貫穿全文,文末亦設有各類延伸閱讀書目,旨在以淺白易明的方式普及文學,並向廣大讀者推廣優秀的文學作品。我們希望讀者能以此入門書為踏腳石,開啟各位對文學及讀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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