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有兩個熱潮：先有《PUI PUI天竺鼠車車》彷彿橫空出世的佔據了年輕人的心智，每套兩分鐘多的短片成為了大家茶餘飯後的話題，彼此追問「你看了沒有？」，而更厲害的是兩分鐘短片還可以製作出預告片來，且還是得到秒速按讚。
接著，我們迎來了不明來歷的社交軟件「Clubhouse」，這個必須要收到限量的「邀請碼」才能登記的語音聊天媒體迅速在香港崛起，到處有人問「你有沒有剩餘的邀請碼？」，又有說本來免費的邀請碼炒賣到五十美元一個，然後在這軟件上，你會見到二十四小時都有大量聊天室正在熱烈聊天中。
究竟，《PUI PUI天竺鼠車車》與「Clubhouse」的熱潮從何說起呢？我不太懂得像其他評論人以新媒體理論，或後結構主義解釋這些現象，我的分析只有一個字：悶。
我們，太悶了，我們的城市，太悶了。而悶，可以令人病，而我們快要悶死了。於是，我們生理反應一般需要與人溝通，我們想聽到人們的「聲音」，我們需要可以安慰內心的治癒力，哪怕就是一隻偽裝成天竺鼠的絨布車子。這份強大而恐怖的悶氣，當然來自於疫症，更準確來說，是疫症重組了我們社交方式的結果。
一年多的疫情全方位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而其中一個範疇是我們與朋友的相處。還記得疫症初期，大家以高度設防的心態取消了絕大部份不必要的見面。後來，疫情漸漸成為新常態，朋友之間慢慢發展出不同形式的會面，如網上聊天會、戴口罩聯誼等等。這反映了兩個事實：一，我們真的需要社交；二，疫情不會斷絕了朋友之間的強韌關係。但是，疫情卻幾乎毁滅了人與人之間的「弱關係」。
1973年，美國史丹福大學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弱關係」理論，指出人倫之間除了親朋好友同事同學等等經常接觸且明顯互相影響的「強關係」之外，還有我們應當注意的「弱關係」。弱關係包括你在巴士站偶爾重遇等候同一班車的那位陌生人、在午飯時間於茶餐廳搭枱的同區工作者、在健身室負責換蒸餾水的工作人員，等等等等。
格蘭諾維特提醒我們：弱關係，至關重要。弱關係意味着一班既不會左右到我們生活方向，又會出現於我們生活之間的人。他們可能來自跟我們不同的成長經驗、社會階級、性別身份，以及種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背景，我們彼此的生活絕大部份時間各行各路，卻又有部份重疊。在此，弱關係發揮了一個重要的功能：帶給我們異質訊息，即不一樣的思考。
我們與強關係相處的安樂，往往在於交際的舒服，我們有著基本上一致的價值觀或生活態度，我們分享類似的想法，互相支持、互相勉勵，這都是美事，但久而久之，我們與強關係建立起迴音牆，在牆內，只會有一種聲音，這也是一種悶，而且是可以產生成偏見的悶。
格蘭諾維特指出，弱關係往往帶著不同的想法，以我們不能迴避的方式闖入我們的生活圈，從而刺激我們固有的觀念，迫使我們反思。弱關係是維護社會健康的重要一員。我想：在疫情之前，哪裡讓我遇見最多的弱關係呢？
我的個人答案是：文藝活動。文藝活動是社會弱關係的紐帶。一年多了，我們想念昔日在展覽開幕、電影節排隊、新書發佈會等大大小小文藝活動所遇見似曾相識的面孔，我甚至有點懷念從前在座談會聽到突兀問題所造成的「死寂時間」。
在疫情之下，文藝活動停擺，首當其衝的當然是行業的工作者，大量演出取消，更大量的活動無了期延後，就此慘況已有不少評論人指出當中的弊端，以及政府需要提供支援的必要，而我只想在此之上加添一個論點：在疫症之下，政府要更重視支援文藝活動的發生，不只是為了文藝工作者的生計，更是為了整體的社會心靈健康。
儘管《衛報》不是一份由世界衛生組織所辦的刊物（註：連某位立法會議員都誤會了，筆者惟有煞有介事強調一次常識），但它最近的一篇文章值得我們留意：「缺乏擁抱一年，大大影響精神健康」。
對啊！我們都在悶，鬱結的悶，甚至有不少人悶出亞健康。我們既懷念從前的擁抱，又需要重拾各式各樣的弱關係，更有必要想想如何可以在新常態下讓文藝能夠繼續發生，以提供精神上的擁抱、心靈的慰藉。畢竟有報導說，若要回復正常，還有七年多的時間。難道我們可以停擺七年，難道我們可以就此沒有文藝活動下去嗎？
作者米哈為教育工作者，本文刊於2021年2月9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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