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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論政】米哈:文藝在緊縮資助政策下躺平?

【文化論政】米哈:文藝在緊縮資助政策下躺平?

最近,香港藝術發展局的「計劃資助」公布結果,文化藝術圈子再次口耳相傳無奈與失望之聲,有人不明白這計劃何以不獲資助,又有人不理解那計劃何以大幅刪減預算,變相令作品成為四不像。然後,我們又會聽到耳熟能詳的解釋,例如計劃獲批與否涉及技術因素、有某一個巨大項目佔據了大部份資源,以及彷彿是解答所有疑問的必殺技:僧多粥少。

一年兩度的計劃資助結果公布,引來一年兩度的怨聲,以及一年復一年的「僧多粥少」論述。作為其中一位(文學界別)的審批員,我無意在此判斷以上說法的對確與否,反而想問一個問題:假如這樣緊縮的資助政策持續,文藝工作者可以怎麼辦?難道,我們真的要在文藝事業的路上躺平嗎?

沒有躺平,卻有了躺平式創作

網絡上說,近來流行的「躺平」一詞,指年輕人在經濟下滑、社會問題激化的背景下,因為對現實環境的失望,而選擇「與其跟隨社會期望堅持奮鬥,不如選擇『躺平』,無欲無求」,而「躺平」的具體實踐,即「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以「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在此,面對緊縮資助政策的失望,文藝工作者有選擇躺平嗎?當然沒有。

相反,香港的文藝工作者卻發展了一種「躺平式創作」,即以「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最低生存標準」去保持作為文藝勞動者的身份,甚至無奈地暫時「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剝削的奴隸」而換取時間與金錢去創作。

然而,這種低慾望、高創作的方式,卻沒有逆轉社會主流對資助文藝工作者的刻板負面印象,還有不少人不明白文藝工作者申請資助,實際上是富有創造力的舉動,而我們進一步的問題是:當躺平式創作都無法保證可以持續創作,文藝工作者的下一步將會是什麼呢?

緊縮資助時代的生存之道

緊縮藝術資助的狀況,並非香港獨有。自千禧年以來的二十年間,歐美地區的公共藝術資助政策不斷受壓,而亞洲地區則廣泛將資源從藝術創作轉移到創意產業的欄目。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的文化政策學者Ryan Daniel稱之為「藝術及文化的緊縮時代」,而他訪問了二十多位澳洲文藝界的重要人物,以討論文藝工作者於緊縮資助時代的挑戰、機會,以及對策。

從深度訪問中,Ryan Daniel歸納出十二項澳洲文藝工作者面對的挑戰,其中絕大部份的項目都適用於香港的文藝生態,例如:文藝工作者被要求減低對政府的依賴,並尋求另類資金來源;創作與營運成本上升;文化政策方向的缺席;藝術教育的漠視;觀眾有更多娛樂的選項,等等等等。這些「挑戰」,我們並不陌生,那麼,澳洲文藝界的同業又有何對策呢?

首先,他們有了一堆我們也不陌生的所謂對策,包括:第一,人材培訓,即有更好的人材以應付更大的挑戰(好的,你真的認為現存努力中的文藝工作者未夠好嗎?);第二,觀眾群的建立,創造更高參與度的文藝作品(這總是令人想起McDonnell與Tepper於2014年的著名研究,他們指出文藝工作者一邊強調作品的「獨特與創新」以包裝內在的「精英主義」,一邊因應政策要求而自我矛盾地宣稱作品如何與眾同樂);第三,與政府有更多的互動(但主動及主導權握在誰手中呢?);第四,引入更多的經濟來源(嗯,是的。好吧。)

除了以上老是常出現的所謂對策,澳洲文藝界的同業亦少不了提到兩服萬能藥:創新與教育。在此,我就不再冗言了。我引用澳洲的例子一方面旨在指出當文藝界面對緊縮藝術資助的現實,實在沒有什麼破天荒的應對方法,或所謂海外成功例子好作參考,但另一方面,我留意到Ryan Daniel提到一項充滿啟發的提醒:文藝工作者是流動的。

在澳洲個案裡,文藝界同業指出一個重大的挑戰是人材流失,即文藝工作者搬到澳洲以外的地區從事創作。當藝術資助持續緊縮,文藝工作者以躺平式創作也沒法維持生計,他們要麼選擇轉行到能夠賺更多錢的行業,要麼選擇到能以更低消費水平的地方生活與創作。前者絕對不是藝術上去蕪存菁的代名詞,因為其汰弱留強的標準只是經濟資本,而後者更是具體的、實在的文藝勞動力的流失。

當文藝工作者以躺平式生活,也無法支撐創作,最後的結果就是他們只可以離開,在別的地方創作,在別的地方躺平,而這樣的結果,難道是我們的文化政策目標嗎?

作者為文藝工作者。本文刊於2021年06月21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