醞釀十五年的西九文化區M+視覺文化博物館（以下簡稱「M+博物館」）終於在2021年11月12日正式開幕。自預展以來，M+博物館的相關報導大多圍繞著艾未未的作品有否展出、希克藏品展覽的完整度、《Kiyotomo壽司吧》是否物有所值，以至於博物館本身的簡約建築美學等等，而我想到的卻是：開幕與封關。
常言道：「當上帝關了一扇門，必打開另一扇窗」，此說正面非常，充滿哲理，又讓人想到：當香港封住了關口，又同時開幕了一個醞釀多年、定位為「國際級」的視覺文化博物館，這是打開了一道怎樣的窗？這扇窗又指向一個怎樣的香港文藝發展景觀呢？
或許，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這扇「窗」的方位。按西九文化區官方網頁說，M+博物館「媲美世界知名的現當代視覺文化博物館，矢志於躋身世界頂尖文化機構之列」。早於2008年民政事務局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便明確指出M＋博物館要「大致與世界級當代視覺藝術及文化的博物館一致」。換言之，M+博物館的定位有兩個關鍵詞：「國際性」與「視覺文化」。
在這份官方文件，M+博物館的「國際性」在於「必須達到等同世界級設施的最高國際標準，這些標準包括專業操守、研究、策展、修護、詮釋、展示、展覽、管理和運作等」。此乃操作，而指標，實在是國際性的遊客。
藝術博物館的功能，一直隨著文明發展而改變。從古典時期的歷史櫥窗，到現代時期的公共教育中心，藝術博物館發展至當代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就是作為文化旅遊的核心。
這時期的兩個教科書式個案，分別是位於美國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之改建，以及西班牙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前者破天荒地將展覽入口與博物館商店入口分開，分流了博物館的教育與消費功能，讓人可以不入場而消費，而後者則因法蘭克．蓋瑞的建築設計而著名，分流了博物館的外部建築與內部展覽的觀賞價值，讓入可以不入場而參觀了博物館（本身）。這兩個當代藝術博物館的重點，M+博物館都實現了。
從M+博物館如此定位，配合新政策局的「文化＋體育＋旅遊」架構，以及當化文化治理的主流論述，我們可以輕易得到以下的方程式：官方的香港文化發展＝文藝＋產業＋盛事＋旅遊。在一般日子，這方程式或許會按計劃執行，但在新冠疫情肆虐的當下，香港的封關政策刪去了此方程式的「旅遊」一項，給我們換取了一點時間，讓我們好好觀察：在封關下開幕的一個沒有旅客的國際當代藝術館會是怎樣的一回事。
首先，盛事依然。雖然沒有了旅客，但期待已久的M+博物館，始終是城中盛事。藝術工作者、愛好者，以及非文藝界別的意見領袖都紛紛來到打卡，有人來拍照，有人視察博物館餐廳是否可以擺酒，各取所需，也是意料之內。然而，在盛事的狂熱之外，M+博物館的藝術教育功能還是不應忽視的。
正如上文提到，M+博物館的其中一個關鍵詞是「視覺文化」。所謂「視覺文化」，按照2006年博物館小組提議合併原本四個主題博物館，並成立M+博物館的文件中提及，「視覺文化」包括展藏設計、流動影像、流行文化和視覺藝術四大範疇的物品。
雖然有說以視覺文化為策展方針會造成模棱兩可，但我們又很難否認這是回應當代藝術的模糊界線之可行方法。畢竟自達達主義與普普藝術後，當代藝術與流行文化、設計美學、日常生活之間的界線已經深度淡化，而視覺文化的教育是必要的。
以展覽《香港：此地彼方》為例，策展人選了曾灶財的兩件作品為進場的點題作，分別是2003年的《無題（門）》和估計製作於1994至1997年的《無題（九龍地圖局部）》。在報導中，策展人彭綺雲表示，選擇曾灶財的作品是因為「他不是傳統藝術家，也不是攝影師和設計師。他當時做的作品都是為自己做的，亦都是為香港而做的。他是在街頭創作的，好代表到香港視覺文化的作者」。此等說法，對藝術工作者來說，不算新穎，卻是M＋博物館的藝術立場，也是給予大眾的基本公共藝術教育。
封關開幕，形成了審視博物館非文化旅遊功能的「蜜月期」。當然，一個以視覺文化教育為重心的博物館，可否滿足官方對於「國際性」的要求？我想，應該不行。但說到底，在一個封關下的城市搞國際性，是緣木求魚嗎？
作者何建宗為文化政策研究者，1a空間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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