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任俠、陳力行及林森
（獨媒報導） 「香港係唔會因為你嘅死而改變㗎」，一名女生在雨中，向危坐的少女大叫。「我知啊」，危坐少女哭着轉身，畫面一黑，亮出片名《少年》二字。少女的結局或許永遠成謎，因為預告片末，寫着——「香港不能公映」。
以反送中運動為背景的劇情片《少年》，入圍金馬獎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輯。電影背後，是三名三十多歲的電影人任俠、林森及陳力行，經歷一次重拍、多次資金募集，克服重重難關的成果。
關於電影，他們不願說太多，因為想表達的一切「喺哂套戲度」，只盼有天觀眾能在香港看到；至於風險，他們總是反覆強調：「我哋拍一個救人嘅故事，做緊一件正常不過嘅事，唔覺得有啲乜嘢問題」。
回歸初心，一切其實非常純粹：「因為我相信呢件事，相信呢個故事係值得去講」。盡力做好本分，餘下的不容控制，電影自有自己的生命。
一個民間搜救的「俠義」故事
2019年6月，反送中運動爆發，自梁凌杰於6月15日從太古廣場墮下，自殺潮開始蔓延。那時，許多人因社會事件而情緒不穩、甚至起自殺念頭，不少人便自發組織搜救隊，徹夜找尋不認識的人，望能拯救生命。
2012年於演藝學院導演系畢業、曾任電影公司編劇的任俠，這段期間有朋友陷入低潮，也試過參與救援。他感覺「一班唔識嘅人去救唔識嘅人」是一件「好俠義」的事，想要將這個故事拍下來，遂於前年7月與影評人陳力行一起編寫劇本，又邀來同畢業於演藝學院導演系的林森任聯合導演。
那段時間，他們四出做訪問，找來搜救隊義工和心理學家等，又加入各區的搜救telegram群組。林森形容，每次人們自發搜救網上示意要尋死的人時，總會懷疑他們到底是有意尋死抑或「attention seeking」。但教他最深刻的是，「大家去到一個點係，唔好理佢假定真都好啦，總之要搵得返佢個人」。縱然險阻重重、又不一定會成功，但這些素未謀面的人目標一致——「要救返一條人命」。
《少年》電影預告截圖
7月冒出的意念，幾乎不足一個月便全化為劇本，講述被捕女生有自殺念頭，7名少年走遍全城尋覓她。任俠說，起初有意參加快將截止的金馬創投，以獲取資金拍攝。但後來不想計劃太早曝光，又剛好獲一筆匿名資金支持，於是改為同年10月開拍。
2019年10月，社運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任俠記得，那時一cut機，工作人員、演員就會全部拿出電話來看直播。林森也記得，有次拍攝完上陳力行家，電視新聞播放着警察衝入商場捉人的片段，「嗰一日都幾深刻⋯⋯究竟⋯⋯做緊咩呢」，他苦笑，「好矛盾囉個心情」。
「究竟要拍攝定去運動現場呢？」陳力行說，這是劇組所有人每日都有的掙扎。「大家情緒好波動，唔係好集中」。
原定十日便可完成的拍攝，在變動的社會環境、加上演員狀態不穩下，進度大大落後預期，拍了7組戲，可能連一半的材料都不夠。陳力行說，不少演員開始擔心生計的問題，也對電影何時拍完、以及最終的成果有疑慮，選擇退出。與此同時，原有的資金亦告退出。
最終電影不足一個月便停拍。停拍後，遭逢疫情、《國安法》又通過，三人不諱言，曾經有電影界前輩勸他們不要繼續。「有時都唔知佢哋擔心咩㗎」，任俠笑了，又認真道：「但我哋三個從來都冇咁諗」。
任俠說，這套電影牽涉多名工作人員和演員，「本身人哋唔係因為promise會幾時上畫、會出名、有幾多片酬（而參與），乜野呢啲都冇。佢就係想參與呢件事，因為佢信呢件係有意義嘅事。」若果連完成這部作品都做不到，其實是背棄了他們的信任。
林森也說，遭遇困難而停拍後，他們不是想「算啦」，而是想，沒有錢的話，有什麼方法繼續做下去？「咁我諗可能我哋⋯⋯比較天真啩？」林森說罷與任俠和陳力行相視，忍不住笑起來：「冇乜點諗到現實嘅問題」。
社會低潮下有意義的事
在這股「天真」推動下，陳力行和任俠各掏出10萬元、以既有素材剪了一條短片向親朋好友募集了10多萬，再加上機緣巧合獲資助20萬元，終籌得了約60萬的資金，改寫了劇本，又招募了一些新演員，重新於2020年9月開拍。
這一次拍攝，沒有了社會事件的影響，演員投入了許多。林森說，經歷過社運，作為香港人也會有很多情緒，年輕演員演出時，觀察到他們會把自己的經歷和情緒投放進去，「有啲場面，演員嘅真情流露係even感動到我哋」。
這次拍攝也讓他更加肯定：「件事係啱嘅。」歷經社運和其後的低潮，又有疫情，任俠補充：「大家困咗喺屋企咁耐，唯一呢件事係眼前覺得比較有意義，都叫做返啲嘢，所以個狀態好好」。
不過，疫情下的拍攝困難重重，像是借場變得較困難，在街上拍攝亦要注意限聚令。任俠憶述，拍攝團隊曾至少兩次被警察截查、又威脅要票控599G，變相要變得好靈活，「因為隨時會被中斷，每日都好提心吊膽」。有時演員造型和戲中道具與社運某段時期的示威者相似，亦惹來截查，「但查完都冇嘢，因為真係拍緊戲啊嘛。」
資金的缺乏，亦令他們要想盡辦法克服困難。例如從預告可見，以剪影交待警民衝突：「有場口有衝突，又冇資源還原，就用所謂藝術手法呈現」；也加插了真實的示威影像：「剪咗頭一兩個cut搵朋友畀意見，發現冇經歷過呢段時空嘅觀眾會較難理解，就加返紀錄片畫面」。但他們始終沒有到示威現場拍攝：「佢哋（示威）目的唔係為我哋拍戲，我哋虛構一啲劇情去拍，咪即係消費佢。呢個係道德倫理嘅問題。」
《少年》電影預告截圖
不能在港公映的香港電影
第二次拍攝，最終拍了15組戲完成。團隊報名參加金馬獎，入圍「最佳新導演」和「最佳剪輯」，也預計在金馬影展有數場放映。
不過，預告片末表明，「香港不能公映」。
「不能公映係一個事實」，任俠說。《電影檢查條例》今年6月修訂，列明影片如「相當可能構成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應有「不宜上映」的結論，鮮浪潮作品《執屋》便因未獲電檢處核准而取消放映。三人拒透露曾否把電影送檢，只是表示，拍的時候「冇諗過會差到咁」。
「嗰時未必會諗住喺主流影院放映，但基本搞個民間放映、社區放映，都覺得係可以的。但而家係有好多⋯⋯莫名其妙嘅阻力」，林森無奈笑了笑。三人願望當然是能在香港「正常合法地公映到」，但面對急劇轉變的社會形勢又難言改變，「就唯有去等待機會」、「都唔到我哋控制」。三人透露，有正在洽談的發行商，也考慮過網上放映，但短期內香港都不會公映。
《少年》曝光以來，三人被傳媒和身邊朋友問得最多的，大概是「擔心有後果嗎」？聽到問題，任俠幾乎沒想便答：「我自己就唔覺得有啲乜嘢問題囉⋯⋯我而家越諗越奇怪，點解成日啲壓力好似變咗啲問心無愧嘅人要confess：『係啊，我預咗比人拉㗎啦。』」
「但我冇喎」，他笑道，眼神帶點不可思議：「我真係做緊一件正常不過嘅事，我係拍電影咪拍電影囉。我哋成日強調，拍一個救人嘅故仔都有問題嘅話，咁有問題嘅係香港，唔係我哋喎。」
林森也說道：「如果最大嘅情況，係拍完套片，假設過唔到電檢冇得放⋯⋯」，「咁咪唔放囉」，他和任俠異口同聲笑道。「我哋唔會幫佢散播呢啲恐懼，亦都冇理由因為一條你都冇得摸清嘅底線同所謂紅線，而去擔憂。」
有人或會讚揚他們在這時勢仍然勇敢，但任俠強調，不想「偉大化」自己作為：「我哋真係做緊我哋本分嘅事」。陳力行也補充：「其實各行各業都可以做返自己本分。」
在今時今日香港，拍一套政治題材電影的「後果」，亦可能包括失去投資者、以致拍商業長片的機會。任俠承認，資源的確可能受限，但「遊戲規則唔係佢哋定㗎嘛」，「而家越來越多眾籌，分分鐘我哋最大嘅老闆係香港觀眾，唔係香港啲電影公司」。他強調，不應被「商業」、「獨立」電影的框架限制思維，「我哋而家咪拍咗出嚟，證明我哋唔駛靠所謂主流電影工業，都一樣可以做到電影，同埋可以更加真誠咁去做電影」。
而剛拍完一套長片的林森，坦言未知有何影響，但亦沒有考慮太多：「因為本身做呢件事嘅初衷都係好純粹囉。跳返去最初點解會做呢件事，係因為我相信呢件事、相信呢個故事、相信呢個故事係值得去講嘅」，他肯定地吐出一字一句。「咁你冇理由突然間好多考慮畀自己嘅。」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2011和2012年分別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導演系，曾在主流和獨立電影圈打滾，林森和任俠至今也拍過不少以社會、政治為題材的作品，遍及少數族裔、房屋問題和政治監控等，如前者的港台外判劇《豹》、《黑哥》，後者的鮮浪潮得獎作品《螻蟻》。二人都說，不是刻意拍社會議題，只是在亂世之下，所感所知都離不開沉重話題，拍不出「嘻嘻哈哈」的故事。作品只是對時代的回應。
那《少年》之後，還會拍什麼？今年和陳力行等朋友創辦了「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的任俠，說正在構思一齣關於殺手的類型片。林森未有計劃，但說或許有天會拍關於親情的故事。
《國安法》通過後，三人都觀察到，主流電影工業的題材收窄了，連警匪片都有很多公司感到憂慮，現時「唔係有能力嘅人拍電影，而係聽話嘅人拍電影」。但另一方面，任俠形容，民間卻前所未有的繁盛，許多未有預想的作品湧現，就連今年的金馬獎入圍作品和種類數量也空前。
「都係嗰句，呢個係最壞嘅時代，都係最好嘅時代」，陳力行插口道。說罷，忍不住因老土而大笑起來。
亂世之中，拍電影還有什麼意義？三人想了想，給不出確實的回答。林森還是那句，「冇諗太多」：「我諗我哋都係鍾意睇電影、鍾意創作、鍾意拍電影嘅過程，我哋享受呢樣嘢（所以做），冇諗過要為咗某啲意義去做。」
或許如任俠說，不用過多思考，「行動本身就是意義」。就像搜救隊不計較結果，單純想要救人，那就是三人口中，屬於「少年」的義無反顧精神。
記者：黃蕊獻
攝影：麥倩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