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作家張愛玲曾在〈燼餘錄〉描寫戰時香港，一名女生面對走難時的不知所措：
在香港，我們初得到開戰的訊息的時候，宿舍裡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對於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準備，但是她沒想到打仗⋯⋯
張虹最初和朋友談起「離開」、「走難」等關鍵詞時，腦裡最先浮起的便是張愛玲這段文字。「吓，要走難啦？點走㗎？」朋友開玩似的說著，張虹則不住思考：「走難點走嘅呢？我未試過⋯⋯我阿媽試過。我阿媽好叻，我阿媽識得走難，但係我唔識得。」
她用的詞語是「走難」，不是「移民」；是「被逼走」，不是「自願離開」。那是甚麼把你逼走？她說這兩年香港變了，變成一個她完全不認得的地方：「如果我想拍落去，我就要咁做。唔止拍片，做人要自由嘛。」
打從90年代從加拿大回流香港，她就不喜歡這裡地小人多，租金也貴。後來拍了紀錄片後，她才對香港有較深的感情。張虹曾以為自己可以捱下去，但當資金、題材和放映變得充滿限制，她在這裡再拍不下去。
張虹和拍檔林偉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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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海偷渡來港 母親身教做人最緊要自由
張虹的人生，至今經歷過兩次走難。第一次是3歲的時候，母親帶著她從上海偷渡來香港。記憶很模糊，張虹只記得自己當時在舢板上縮成一團，不能作聲，過了好久才在沙灘上岸。上岸後蛇頭給了她一碗白粥，張虹形容那是人生中食過最美味的白粥。
抵港之後，母女倆與張虹的婆婆、姐姐四個人一起住紅磡的板間房。張虹記得母親來港時沒帶多少錢，但她很開心，說在這裡有工作、有薪水，可以買食物，儲些錢還能買電器。兩年後她們幸運申請到公屋，搬到觀塘住，張虹母親覺得像上了天堂。
說起母親，張虹總不住誇獎她。她說母親離開大陸時才30歲左右，很多人都沒走，母親卻獨自帶著年幼的她，來到一個語言不通又陌生的地方，實在不容易。而張虹一輩子都會記得，是母親用身教，令她明白「做人最緊要自由」。
張虹和母親在加拿大的合照（受訪者提供）
到加拿大學電影搞影展 90年代回港拍片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張虹形容小時候的生活無憂無慮，見證著社會不斷進步。她成續普通，讀的是地區名校，學的東西卻不太實用。她喜歡看書，《讀者文摘》、報紙上的雜文、台灣小說、心理學書藉、三毛、張愛玲等都會看，還會去國際電影節撲飛。在那個年代，「文青」都是這樣的，她笑說。
她最初其實想做社工。中四那年，她在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跟過楊森做義工，但後來發現很多問題社工都解決不到，才改讀社會學，想先了解社會問題。她大學畢業後第一份工是懲教署，做了半年發現不適合，後來試過教書、在康體署（康文署的前身）工作，兩年後離開香港，去加拿大讀書。
離港之前，她在電影節中看了坂本龍一與 David Bowie 合演的《戰場上的聖誕快樂》。電影講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一名日本軍官愛上了英國戰俘。看畢電影，張虹突然明白了「同性戀係咁嘅」，並因此對電影留下不錯的印象，覺得可以令大家明白問題。抵達加拿大後，她本來想先學好英文，卻報錯了英國文學課程，上課時完全聽不懂，最終轉讀電影系。
張虹一邊讀書，一邊在當地的華人社區中心做兼職。某次她借菲林辦電影放映會，意外大受歡迎、場場爆棚。於是她和同學商討，合力創辦「滿地可中國電影節」，專門放映中國、香港、台灣等不同地方的華語片，舉辦了六年，第七年舉辦「加拿大亞洲電影節」。她說加拿大不像香港，電影節經費少也沒收入，很辛苦，但大家都沒有離開，「咁多年都係嗰班人」。
後來她回來香港，目的很單純，就是因為加拿大的電影業不發達，所以想回來拍電影。那時正值移民潮過後，張虹說早知道香港不好住，地方又小，卻沒想過以後會再離開。我問，你以為自己會一直在香港拍下去嗎？她答得很輕聲，「係呀。」
辦采風「一條龍」推廣紀錄片 任今屆金馬獎評審
張虹回港後想甚麼都學，所以先跑去做場記。但她做落有點失望，覺得現實和想像確實不同，「快點求其做完」的情況較多，也不喜歡片場上的鬧人文化。她不想放棄拍電影，轉做翻譯期間，成功申請到平機會的資助，開拍她的第一部紀錄片《看不見的女人》。那是個關於印度女人的故事，張虹覺得香港的種族歧視比加拿大嚴重，便拍了。她讀書時其實沒學過拍紀錄片，拍了一次後覺得很好玩，學到很多，才想繼績拍下去。
後來她遇到林偉鴻。林本身是新聞攝影師，兩人自《中學》起一直合作至今。這些年來，他們合共拍了差不多15、16套片，最終出街的卻只有一半。張虹不好意思的說，紀錄片成本壓力較低嘛，頂多不收錢食少餐飯，結果變成想拍就拍。張虹對女性議題感興趣，喜歡拍機構或團體，也拍過《七月》、《問》這些政治性較重的遊行示威或訪談。
2004年，他們成立了采風電影。「采風」一詞來自《詩經》，意思是採集風俗。最初成立公司，張虹說只是為了申請資助拍片，後來卻成了「一條龍」，既開班教拍片，又自2008年起舉辦「華語紀錄片節」（即後來的「香港國際紀錄片節」）。張虹解釋，一般電影節主要放映劇情片，她眼見紀錄片在香港的放映機會不多，便提議「不如試吓搞」；又因為電影節和教書的工作繁重，她後來少了時間拍片，拍了也沒時間剪。
張虹也是今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評審之一。香港導演周冠威拍攝的《時代革命》奪獎，她說是意料中事，因為初評時大家的看法已很接近。但包括《時代革命》在內，近兩年有多套與社運、政治人物相關的紀錄片未能在港公映，張虹說感到很悲哀，再重複一遍：這兩年，香港變成一個完全不認得的地方。
離港前，張虹在旺角花園街行逛
買衫、拍照、逛彌敦道，離港前的道別
張虹不是突然決定要離開的。決定是個很漫長的過程，她說最初只是朋友之間開的玩笑：「吓，要走難啦？點走㗎？」她想起張愛玲的〈燼餘錄〉，但又覺得自己應該不會走：講吓笑啫，都捱了咁耐。後來情況一直變，張虹身邊開始有人提醒她，要為自己打算一下。張虹強調，她是逼於無奈、很不情願地離開：「如果我想拍落去，我就要咁做。」
今次「走難」，與3歲那次很不同。她和林偉鴻原定在一月起行，因為各種原因改了兩次期，最後在二月上機。在收拾過程中，張虹感覺很不舒服，常常反問自己：「真係要咁做？咁麻煩咁遴迍⋯⋯」但其實麻煩和遴迍都不是問題，最大的問題是：點解要咁做？
元旦那天，我們相約在旺角。張虹先帶我看她的中學舊校址，經過花園街時她被吸引住，拾起某地攤上的玩偶仔細看，又買下迷你的香港街邊路牌掛飾。身型嬌小的張虹，在檔攤之間繞來蕩去，臨走前驚覺在街口地攤買的玩偶，在街尾檔口竟平宜一半，又多買了幾個。她自嘲：「我哋係咪好似遊客？以前冇諗過會做呢啲嘢。」
張虹最近還做了很多奇怪的事。她從來不著旗袍，卻買幾件打算帶走。她買了粉底綠花布床單，很傳統很「娘」那種花款。她幾乎帶走自己所有的中文書，英文書只帶幾本：「我個感覺是，我想捉住一啲嘢⋯⋯我從未試過，感覺有啲嘢我可能捉唔到，我冇咗。」她忍住眼淚，吸一下鼻繼續說，自己本身不喜歡彌敦道，嫌人多逼狹，最近卻多了去逛街，一邊行一邊拼命張望，仔細看那些平常不會留意的東西，想牢牢記住。
張虹一邊逛彌敦道，一邊喚林偉鴻替她拍照
他們會去英國。張虹說其實可以去加拿大，但因為想繼續拍片，而英國的市場、發行都比加拿大好。會拍在英港人嗎？張虹笑說許多人已經問過：「都會，如果拍到的話。」
帶著未完成的作品走難 放下美好的人和事
張虹未完成的工作還有很多。她數年前去了波蘭，拍攝奇斯洛夫斯基的家人和朋友，但一直沒時間剪輯；她臨走前拍了一部關於腦退化症和照顧者的片，希望今年暑假能完成。她說希望一直工作下去，直到再做不到為止。她又說會回來，因為仍想在香港放映：「喺香港拍，當然俾返香港觀眾睇。」
離開之後，采風和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日後會如何？她答得爽快：「采風會告一段落，影展也告一段落。」她承認不捨得：「我哋算做得不錯的，我哋有口碑的。我哋啲職員都好好，學生也做得好好。我哋要將一樣好好嘅嘢放下。」
她今年踏入64歲，人生中第二次「走難」。所以到底是甚麼把你逼走？張虹始終無法說得具體，只重複道：香港變了，我要工作，也要生活上和工作上的自由。但她最終也承認，自己在香港已經拍不下去，資金、題材和放映都有很大限制。
「紀錄片有很多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和新聞有點相似，要講真實的說話，但真話不是人人鍾意聽。」
記者：梁皓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