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2021年，難過悲憤的時刻舉不勝舉，但電影在黑暗中往往來得更震撼人心。要數最喜歡的，我選李駿碩的《濁水漂流》（《濁》）。在此文，我關注《濁》所展現的現實與逃避，也通過反思虛無主義來思考如何「愛這個世界」。
《濁》以多線敘述紀錄一群街友在深水埗仕紳化後的生活，主軸圍繞着他們在社工協助下控告政府的故事。沿著案件發展，街友之間似近若離的關係逐漸浮現。他們互相幫助的同時也爭吵不休，導演則在不同事故中擠牙膏式地透露角色背景，有趣的是有些角色卻未有完整建立，譬如不同街友露宿街頭的原因。
故事始於輝哥（吳鎮宇飾）出冊，重回深水埗露宿者群聚地，老爺（謝君豪飾）馬上請他吸毒。當天晚上，警察與食環處在沒有通知下扔掉街友家當，政府口中的「垃圾」有棉被、證件、家人合照。為此，他們聯合起訴政府要求賠償與道歉。
清場後，街友重建家園，木仔（柯煒林飾）幫輝哥搬床架，諳熟水電木工的大勝（朱栢康飾）則與老爺合力拼湊材料建床。輝哥為了全力與政府對抗決心戒毒，從美沙酮診所出來後發現木仔吸毒怒髮衝冠，強行把他拉走。政府清場事件曝光後，街友獲得廣泛關注，惟媒體不欲知道街友們控告政府的原因，卻聚焦他們露宿街頭的慘情故事。捉錯用神的腥羶色腥吸引了大學生探訪、髮型師義剪，一位髮型師說：「喺新聞見到你地都覺得你地慘」——查映嵐説得好：「許多時候媒體與大眾都錯以挖掘深藏的脆弱為關懷」。街友們慘，卻有自主性，在社工何姑娘（蔡思韵飾）以不再幫助街友打官司來要脅輝哥進醫院檢查腿患時，輝哥冷冷回覆：「我都唔係奉旨受你幫既」。
另一個批判的要塞為社會仕紳化，輝哥口中「係屬於窮人」的深水埗經過重建後窮人的生活空間被飛閣流丹的私人物業消除。輝哥逃出醫院，與木仔偷偷混入新樓地盤，在吊臂向下撒尿，其對抗性不言而喻。談到木仔，我好喜歡這個角色，他患有失語症，身上經常帶着口琴，電影沒有交代他的背景、選擇睡街的原因，但還是能從情節推敲：警察抓到木仔把他送回體面堂皇的家，可見木仔出生中產、不愁衣食。何姑娘受木仔母親委託到訪，但卻不見木仔父親，這讓人想起蘭姑（寶佩如飾）的手相分析：「年輕薄運，雙親相剋，你28歲個年會有個劫」。木仔的失語症是否他被家庭問題蹂躪後的徵狀？我們不知，但那個劫，蘭姑算得不差毫厘。
重回故事主線，政府拒絕道歉但願意向每位街友賠償2000元。在尊嚴和金錢的拉扯中，輝哥靠前者站，不同意與政府和解，但這位置也成了其他街友不能收錢的罣礙。除了眾人壓力，輝哥的倔強遇上另一考驗，發展商／政府／權貴安排人把武器運入街友們的村莊中，警方因此能言之鑿鑿地懷疑街友與黑社會有所關連，並以治安考慮要求街友自行清場。與第一次清場行動的分別是，這次政府有貼出通知，但一樣的是街友們毫無還擊能力。面對雞蛋不敵高牆的現實，輝哥堅持不跪低與政府和解也不願搬走，升格「正常」的木仔探訪輝哥，這時他已能說話了。他們的對話如下：
木仔：你明明有得揀，點解要逼自己上絕路
輝哥：咁你點解要放棄你自己呢？
木仔：我無得揀
輝哥：唔好將所有既野都好似人地逼你咁
木仔：我飲幾多你飲幾多，你唔係講得好豪爽架咩？
木仔：點解你要逼我？
輝哥：我只係想救你
木仔：邊個都救唔到邊個
輝哥：我真係想救你
木仔：但係你殺左我
輝哥：我養撚到你咁撚大，供書教學，有飯你食，有錢你駛，你仲有乜撚野愁啊？
木仔：我唔係愁，我係嬲
輝哥：嬲乜撚野，家下都咁撚樣，有乜撚野好嬲呢？
木仔：點解你仲要死撐下去？
輝哥：我做錯左乜撚野，我要個公道，要班撚樣道個歉，點撚樣和解啊？唔撚會和解架啦
木仔：你唔和解，即係連累所有人
輝哥：咁就一齊死
說畢，兩人葬身熊熊火海。在濁水中漂流，重要的可能不是流向之處，而是現實與逃避之間的浮沈。
《濁》運用不少符號去指涉逃避，木仔的口琴是為一例。傷痕累累的木仔用口琴吹散他的欲言又止，失語症是他不願（能？）面對現實的出路，毒品的迷幻也是逃避現實的蜃樓。所以當輝哥把木仔從毒海拉回，享受着逃避的木仔死了，也要直接面對現實的各種問題。弔詭的是，輝哥自己也不是在逃避嗎？除了吸毒，街友的身分本來一種逃避。借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潔淨與危險》的角度，街友就是社會中「不在其位」、「錯位」（out of place）的一群，他們不潔也不上進，不願找工作自給自活，是違反社會秩序反常的一群。複雜的是，逃避現實的輝哥忽然又套用主流視角，在影片中段氣沖沖地禁止木仔吸毒，上引對話又問木仔為何不擁抱「美好」的正常生活，自甘墮落流浪街頭。
但其實輝哥也不是只會逃避的人，為了討回公道，他自發戒毒，但這種面對現實的方法好像不太現實，許多我們相信的現實可能只是另一場美夢。相信的真理在心中擲地有聲，落入現實卻不堪一擊。木仔反問輝哥「點解你仲要死撐下去？」何不面對現實，接受政府賠償？「我做錯左乜撚野，我要個公道，要班撚樣道個歉，點撚樣和解啊？唔撚會和解㗎啦。」這鏗鏘在香港卻不太現實。
現實的殘酷，蘭姑一句話概括：「冇咗隻腳仲好啦，可以排快隊上樓」。我們好像「都有得揀」，但輝哥與木仔面對的處境如「我飲幾多你飲幾多」──同是天涯淪落人，他們都不得不逃避。木仔拾回了言語的能力，但他卻沒有能耐修現實這個殘酷得不堪入目的道。輝哥沒有「現實啲啦」去接受政府賠償，但他也不願因他的倔強而連累所有人，故他唯一的出路是死，一種絕對的逃避。
有人可能會覺得這個結局好像來得太過虛無，我同意，因為虛無也可以代表面對現實。鄂蘭（Hannah Arendt）在遺作《心智生命》中，探索了思考的本質與危險性，例如思考如何能避免或導致惡的出現。對鄂蘭來說，虛無不是思考的對立面或結果，而是思考與生俱來的危險性（a danger inherent in the thinking activity itself），因為虛無代表拒絕主流的正面價值，並繼而否定進一步思考。
研究虛無主義的格爾茨（Nolen Gertz）則以鄂蘭的學說為開始，繼續闡述虛無主義。格爾茨同意虛無主義在於否定他人灌輸的價值觀，但他不同意虛無代表拒絕進一步思考。借尼采說法，格爾茨說明虛無主義分為「積極」和「消極」。前者否定他人價值並確立個人價值觀，以尋找和製造值得相信的東西；後者指即使人們懷疑傳統價值，為了跟隨主流以獲得安全感，他們寧願繼續相信陳腐。因此，鄂蘭與格爾茨最大的分別在於格爾茨認為虛無主義是可以有創造性的。但要成就這創造性不無代價，因為「繼續思考會引致你遠離社會的風險」，而這創造性也會帶來不同危機。
積極虛無主義者危險性在於他們可能會為自由不惜一切地破壞社會（例如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而消極虛無主義者危險性在於他們可能會為社會穩定與安全感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兩者都知道自由意味着責任，只有躲進虛無才能逃避責任。輝哥與其他街友對接受政府賠償的看法可視為兩種虛無主義的實例，我不想不能也沒有權力站在道德高地批判雙方選擇，我倒想提出鄂蘭的提醒，她說虛無主義不只是個人的危機，也是一種政治性的危機。輝哥挺身而出但徒勞無功，更落得遍體麟傷可能是時代的哭泣，也是對殘酷現實的呼嘯。「要班撚樣道個歉」的輝哥被罵「你嫌錢腥咩」。面對虛無，格爾茨提醒我們要保持思考，不應感到無能為力，更要找出「虛無主義的根源，和誰獲益於這種思考方式？」。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
當社會的正面價值被全盤否認，市民停止思考，開始隨波逐流時，當權者便可任意妄為。比如說，樂觀可以是一種強加的意識形態，勃朗特（Lauren Berlant）在《殘酷的樂觀》中提到在新自由主義下，對未來樂觀的希望（例如上樓）已變成一種支持我們現實拼命工作的推動力，就如一隻馬頭上掛着一根紅蘿蔔，馬因為想吃到紅蘿蔔而拼命的向前跑，殘酷的是馬根本不可能會吃到那根蘿蔔。借用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真理論，我們血淋淋的現實被實際上不存在的假希望掩蓋，奇怪的是假希望（例如再努力啲就可以買別墅）反而變成現實。這種假希望比現實（例如每天焚膏繼晷工作的辛勞、對美好未來的遙不可及等）看起來還要現實，而這種過度現實（hyperreality）便可能把人填滿得沒有空間去思考主流價值的好壞與真確，也因此杜絕拒絕主流的可能。香港主旋律吹奏的是瓊樓玉宇、國際都市，還是蓬門蓽户、貧富懸殊？支撐着這旋律的機制又是甚麼？這機制孰好孰壞？誰獲益於這種思考方式？假若政府做錯事情要道歉是道理，那「現實啲啦」去接受政府賠償是否就是過度真實的借代？但面對、對抗現實又是否如此容易？
回到電影，街友在灣仔政府大廈外接受傳媒採訪後，眾人為了省錢坐小輪過海，唯獨老爺執意坐過海巴士，何姑娘於是陪老爺乘坐。在途中，老爺敞開心扉，訴說他是越南難民，與家人來港本是為了移民外國，惟天意弄人，他因刑事紀錄而無法跟隨家人離開，無奈滯留香港。何姑娘聽畢決定尋找老爺失散多年的兒子，並安排老爺與已紮根歐洲、成為建築師的兒子通過視像電話見面。老爺見到兒子又驚又喜，一方面，他想了解兒子的所有事情；另一方面，當兒子說他要來香港找他的時候，老爺大驚、不知所措地說：「唔好！唔好！其實我地咁樣見面已經好好！」。當他還沒有見兒子時，未有好好照顧兒子的內疚與作為一位街友的自卑還有一絲縹緲，但兒子的出現具體化了冷冰冰的現實。懸頂之劍剎然落下，老爺在那通電話後跳海自殺。
一群街友為老爺破地獄，在一片傷心與淡然，自責與內疚中，輝哥唱道：「你傾出仇恨反覺舒坦／月吐清光天際分外藍」。面對痛苦需要極大的勇氣，輝哥對老爺終能直視現實倒有幾分羨慕。我想我們都知道看清荒誕是一件很荒誕的事，誰不想當一隻住在幻覺裏的豬豬呢？劉建均批評何姑娘的角色建構不夠立體，「只見到刻板印象而非更多的可能性」。或許電影正正展現了現實匱乏的可能性。
作為一個生於20世紀德國的猶太人，鄂蘭從小就受着反猶歧視，在二戰期間更受到不同剝削與逼害，例如在研究反猶主義時被警察逮捕、被送到二戰拘留營等。但，她不甘不愛這個世界。她曾問「為什麼愛這個世界那麼難？」。對鄂蘭來說，愛這個世界不是絕對的包容（例如世界很壞，但是……），這種思想是反政治的。愛這個世界（amor mundi），意味我們要愛「就是這樣的世界」（love the world as it is），並擺脫意識形態，不斷思考、批判和作出判斷，最後以行動改變世界。鄂蘭在戰後為兩位逝去好友寫序，她稱這為「憂鬱的任務」。在寄給她老師的信中，她說她能完成這心如刀割的事，靠的就是直視齷齪，並「愛這個世界」。這思考的方法貫穿鄂蘭的學說，她本來更想把《人的條件》命名為「愛這個世界」。飽受風霜的鄂蘭在二戰後研究極權主義的誕生，思考的問題就是有甚麼元素導致極權，導致美好價值的枯萎。在《極權主義的誕生》的序中，鄂蘭寫道：
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負起本世紀壓給我們的重擔——既不否定它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壓下卑躬屈膝。簡言之，理解意味著無論面對何種現實，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它、抵抗它。
彭麗君說鄂蘭思考方法是往後看的，但這不代表我們要屈服於歷史與傳統中，反而要以新的視角來反省歷史，並協助自己作出更好的判斷，改變世界。作為電影，《濁》在一片頹垣敗瓦中大可依賴虛構世界的自由編織大團圓結局（輝哥靠着過人的韌力與信念最終逼使政府道歉），但《濁》則願意用極大的勇氣直視齷齪。《濁》的其中一項特點就是沒有鮮明地塑造角色、交代人物背景，這或許是電影的一個敗筆，但我認為這倒是導演邀請我們思考的練習。諳熟水電木工的大勝他為何要露宿街頭？為何不去找個工作？是否收最低工資的他在無數壓榨後終於絕望，勤勞的他知道自己付出得再多，也不能負擔一個得體的生活？是否現實的殘酷把他逼得無可奈何，最終只得逃避？我們如何幫助他？劉建均說「所謂留白只是令角色流於表面的空白」，但留白的意義在於通過「無」來完滿事物，空白則靠我們一步一腳印填滿。
我們親眼目睹了太多現實被過度現實取替，我們如何令輝哥的信念變得鏗鏘有力？無論你是愛他不愛他，還是可將那勇氣帶回家，亡命未曾結束，回望一刻總有哀，苦注定要熬，迎著劣勢萬個很微細，全力發揮－－沉沒中也會發出光亮嗎？
Samatha Rose Hill在其最近出版的鄂蘭專書中寫道：
鄂蘭了解、嚮往生命的熱情和充滿自省性的批判力對她來說同樣重要。我從不覺得熱情和批判可並行不悖，只有如鄂蘭那般在意世界才能像她這樣愛這個世界。在她最黑暗的時光－－被困二戰拘留營，沒有絲毫希望－－她思考過自殺，但她太愛生命，不甘放棄。她決定生存下去，並由此尋找快樂。我希望她的勇氣能啟發我們，在今天這「不太美麗的世界」勇敢地戰勝黑暗。
平安健康，新一年願我們能一直愛這個世界，為這遍地磚瓦的時代增添一份欠缺的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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