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者曾國平早前撰文(註)，介紹不少人眼中的「神科」：美國的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課程(簡稱PPE）。據曾教授所講，他任教的美國維珍尼亞理工大學得到巨額捐款支持，打造了一個具規模的PPE中心。
英美如何培育管治人才
「學生先要修讀PPE入門課，題材包括在三門學科皆有廣泛應用的博弈論（如納殊均衡）、分配公義（如討論追求最大最多快樂的功用主義、公平和正義的關係）、私有產權和市場機制（如比較洛克和馬克思）、政治權力的來源（如追溯不同版本的社會契約論）、選舉制度和投票行為（如亞羅不可能定理）等等。」完成入門課，「學生視乎其性情喜好能力，再到三個學系選修若干專門科目，行有餘力者，更可在畢業前參與專題研究capstone課程，將一身武功應用到某題材之上，在導師監督下寫成有姿勢有實際的論文。」
曾教授指出，這種跨學科訓練的好處是，讓學生懂得從三個角度分析問題，但壞處是學習期有限，對學生能力和耐性的要求甚高，讀好一門學科已不簡單，「駕馭打通PPE三個範疇就是奧運選手級的壯舉了。」是故哲學政治經濟三張刀，很容易冇張利，每科就只懂得不太準確的皮毛，討論政經議題淪為多角度地語無倫次。他認為，PPE是一道窄門，通過得到的人不多。
從曾教授的介紹，我們了解到英美培育管治人才，看重甚麼：「PPE教學和研究之精彩正在於冒險踩界，利用專業眼光審視「鄰近學科」的題材，找出專家忽略了的另類古怪奇特角度。」回望香港，只有恒生大學設立了「哲學、政治與經濟學位課程」，但由於創立不久，難以評估其教學效能。
要找到不同學科之間的共同語言
筆者過去亦談論過跨學科思考之必要性，但側重於對應現實世界的迫切性問題，跟大學殿堂止於至善的追求有別。在高等學府內，或許如曾教授所言，研究重點會放在「用專業眼光審視「鄰近學科」的題材」(也要視乎每間院校的初心，以及如何設計課程去實踐)，透過不同學科之間的「對話」，碰撞出火花，從而更全面及精準地了解這世界，把握其運作的模式與規律。這可以是單純的知性上追求，滿足好奇心，不一定用來應世。學生畢業後，活用課堂上的知識，是她/他們自己的造化。
假如是實戰型，跨越不同知識部門，(首要)目標就不是從「格物致知」中實踐人生，而是比較工具理性思維，希望得到靈感或理論資源，突破既定框框，尋求破解現實難題之道。所謂「冒險踩界」，最考功夫者，在於如何進行真正有意義的對話，而非各說各話而沒有實質交流。形式化的交流/溝通很容易，假諮詢這回事，香港市民見慣見熟。有意義的交流須確立起碼的共識為基礎(例如共同目標或指標)，很多時會用一種格式化兼可換算的度量衡單位來「秤」不同事物/情，再分輕重，作取捨。
過去多年，主流經濟學者在社會各個議題上有極大影響力，正源於他們非常成功地向社會各界灌輸以GDP作為定成敗論英雄最重要、甚或唯一的標準。背後那種相當線性的看世界方式(例如低稅率吸引大量外資，經濟自然好，那便人人受惠)，就著香港的繁榮，提供一個很容易入口的即食答案，使一般人深信不疑。這套凡事看(經濟發展)數字多寡的觀念，跟財演看股市/價，或大企業/市建局只看賺蝕的價值觀是互相配合的。舉個例，假如有人連議抽遺產稅、富人稅、大額增值稅，很快便有一班財演出來反對，恐嚇會推倒股市、樓價，市場聲音很快歸邊，而經濟學權威素來喜歡教人相信市場力量，結果不言而喻。
以GDP掛帥的思維亦主導著政府資源如何投放，一面大興土木，一面量入為出，社會福利自然要壓縮，使深層次問題更加死結難解，但理性上，受制於過度量化的理性計算，我們又很難指出每個環節出了甚麼問題。所謂「理性」，在新自由主義的制肘下，變質成最不理性的「思想枷鎖」。
跨學科的思考，正正刺激我們反思以GDP作為政績的最高/唯一標準有何不妥，代價幾大。世上有很多東西是無法(輕易)量化的，如果凡事看GDP或幣值，像市建局那樣，重建便變成趕人走再將地皮起樓賣錢的牟利行為。但反過來看，社會建設是無法完全摒棄量化的理性計算。質性研究涉及主觀及感情因素，專注於更小又更集中的樣本，始終規模有限，宏觀或大範圍的政策層面問題，很難用得上。如何把質性(人性化)和量化的分析結果融會貫通，尋求理性的均衡，便成為任何追求善治的政府無法迴避的考驗。
跨學科思考以人為本
在經濟之外，加入哲學和政治學的考量，只是其中一種跨學科的想像/可能。筆者最近和一位學者朋友談論這問題。他是研究政治地理學的，對空間政治亦有深厚認識。他指出，空間政治是最典型的跨學科新領域，政治學、地理學、城市研究、社會學甚至哲學都與之有關。他甚至認為，現在每個社會科學甚至人文學科裡，都有一些空間政治的東西在裡面。筆者馬上便聯想到城巿規劃的多角度、多層次問題。市建局在觀塘所做的一切，把人的家園、社區經濟和文化特色連根拔起，但同時又在商場內假惺惺地搞本土展覽，教人認識舊香港的文化面貌。這根本就是「地產霸權邏輯」發揮到極致才產生的荒謬現象。
中大地理學者伍美琴在《我們不缺土地 缺的是策略規劃》中提到，規劃地方，需反思發展是什麼，並非單單把土地分配作不同用途便可以。「土地分配只是這過程中比較下游的部分。沒有上游的努力和創新思維，在下游不斷把土地收集和再分配，只會使問題重複出現。」至於創新思維何來，伍教授以新加坡致力保護和加強生物多樣性為例，打破經濟增長就是人民最大利益的誤解：「城市空間的「製造」涉及許多政策範疇下的規章制度和社會約定俗成的做法與想法，所以城市建設是一個涉及社會、經濟丶文化和政治權利角力的過程。」
伍教授認為「香港缺乏土地」是規劃迷思，但王于漸、雷鼎鳴這些經濟學者就總是認為問題出在土地供應不足之上。究竟地理學者抑經濟學者對這問題更在行，更有發言權？這倒是一個哲學問題。
(註)《「哲學政治經濟」是一道窄門》@《信報》2021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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