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教書呢家嘢大家都明啦，冇事冇幹根本就係做到退休」，話筒那頭，曾執教鞭 28 年的阿倫笑說。自問喜歡教書、工作穩定、與同事學生的關係良好，但任超過 10 年科主任的他，最終還是在前年決定舉家離開香港——「唔想我啲仔囡喺咁嘅環境下成長。」
過去兩年，隨政治環境惡化、課程框架改變，越來越多老師像阿倫一樣選擇從此離開教育界。根據教育局數字，於 2020/21 學年，全港中小學至少逾 4 千名老師離開教學行業，比前一年的 2,380 人上升 7 成，今年的數字或會更高。
教師向來被視為「薪高糧準」的職業，到底是什麼原因驅使這些老師離開？又對學校帶來什麼影響？
《獨媒》找來其中五名年資、任教科目不同的老師，他們有的從小夢想成為老師，也有的視老師為養活家人的安穩行業，但這兩年不約而同選擇離開教育界。當中有 20 年經驗的小學老師帶兩名女兒移英，任職酒店接待員尋回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有負責統籌校內國安教育課程的資深老師，難耐沉重工作壓力和動輒得咎的氛圍而離開；也有年輕老師無法忍受在課上說出違心說話，放棄安穩前景移民。
直資中學校長會主席陳狄安形容，有經驗和有心的老師離開教育界，是教育界和學生的損失。他覺得教育界有需要挽留人才，但承認教師若非因教育環境而離開，要挽留或許不容易。
《獨媒》就教師離職潮向教育局查詢，局方沒有正面回應是否出現離職潮、移民潮或人才流失，僅稱「時有教師因各種個人理由而離職，包括退休、進修、轉往他校任教、從事其他行業，以及其他私人理由」，「雖然今年教師流失及『音樂椅』效應略為明顯，學校在新學年運作大致正常」。
至於個別未能聘請足夠教師的學校，教育局指學校已按校本情況及需要，在繼續招聘同時，制訂應急安排處理短期人手不足，包括聘用代課教師等，教育局亦會提供適切意見和支援。教育局又指，會由 2022/23 學年開始改善小學中層管理人手、理順薪酬架構，增加教師晉升機會，「相信有助挽留人才」。
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上任後曾表示，家長和老師移民未必出於對教育制度不滿，又指教師流失原因眾多，包括轉換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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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兩年間，香港校園共走了多少老師？
教育局表示，今年有關教師流失率等資料的統計仍在編製中。不過現時不少數據和調查，均提供了 2020/21 學年離職教師的情況，可見離職人數比前一年明顯上升，當中又以資深老師為多。
例如據教育局今年 4 月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的回覆，2020/21 學年間幼稚園、公營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共 5,270 名教師離開教學行業，較 2019/20 年的 3,440 人明顯增多；而局方 5 月對教育界議員鄧飛的書面回覆，亦透露 2020/21 學年共 4,050 位公營及直資中小學教師離開教學行業，較前一年的2,380人增 7 成。
教育局最新統計資料，亦顯示幼稚園、小學、中學和特殊學校老師，於 2020/21 學年離開教學行業的比率，分別為 13.2%、7.3%、8.0%、9.4%，較 2019/20 學年的 10.2%、4.5%、4.8%、5.4% 均大幅上升。
此外，根據中學校長會去年就 140 間中學的調查，2020/21 學年教師離職人數達 987 人，較 2019/20 年的 498 人增近倍，平均每校有 7.1 位教師離職。調查中移民和提早退休的教師數字大幅飊升，移民教師升幅達 7 倍多，10 年以上經驗的教師離職率亦由 2018/19 和 2019/20 學年的 37% 及 38%，升至 2020/21 學年的 54%。
至於涉教師「鐵飯碗」的《津貼學校公積金年報》，顯示 2020/21 學年共有 2,125 人退出計劃，提取近 68 億供款，退出人數為教育局網頁披露自 2014/15 學年以來的新高。
當中年資 15 年以上的教師達 66%，較前一年的 58% 大幅增加。而以往平均僅約 4 成款項發還予離職教師，今年卻有 51% 款項由離職教師提取，另外 47% 為退休教師。
為了子女的成長
觀乎數據，教師離職潮於去年開始，一直延續至今年。而現年 53 歲的阿倫，則屬於第一批離職的老師。
阿倫於 1992 年開始任教物理和數學，離職的時候已做了物理科主任逾 10 年。2014 年經歷雨傘運動，看到普選訴求落空，他早已萌生去意；直至 2019 年 6 月反送中運動爆發，預視香港原有的自由只會一步步收窄，便下定決心離開——「唔想我啲仔囡喺咁嘅環境下成長」。
那時社會運動熾熱，又出現不少針對老師的投訴，許多同事言談間都會討論各種「後路」。不過真的採取行動，阿倫是第一人。2020 年學期完結，他辭去約 9 萬月薪的科主任工作、賣了樓，提取約 500 萬元的公積金，與太太帶着一對 15 和 18 歲的子女到了英國。
自問喜歡教書、工作穩定、與同事學生的關係良好，阿倫真的打算做到退休。但他覺得情況變了，「成件事唔同咗」，他非走不可。而既然經濟和家庭狀況容許他「有得揀唔做」，便毅然卸下大半生的經驗和才能離港。
阿倫不諱言，拿着相當可觀的積蓄，其實已沒有財政壓力，可以享受退休生活。「不過總係覺得咁樣退咗休，唔通真係日日都行公園咩」，他苦笑。為了融入當地社會，他找來酒店接待的兼職，一星期當值兩三天；又做回老本行，替還在香港以及到了英國的香港學生補習。
在異地的生活，除了冬天日照短、比較冷之外，其實尚算可以。更重要的是，眼看孩子在民主自由的環境下成長，校園生活也開心，阿倫覺得他的決定是正確的——畢竟他當初離港，很大程度就是因為子女。
阿倫把課本電子版帶到英國，替香港學生進行補習。（受訪者提供）
隨時誤觸的紅線
《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多國放寬港人移民措施，其中英國推出 BNO「5＋1」方案，容許持有 BNO 的港人和家人在英居留 5 年後申請定居，住滿 1 年可申請做公民。根據英國內政部數字，自去年 1 月至今年6月底，已收到 140,500 宗 BNO 居留申請，共133,124宗獲批。
作為最早一批抵達英國的前教師，阿倫這兩年看到越來越多港人移英，包括不少老師。他身邊便有至少數十個：「我哋有時講笑，你乜人都有，其實隨時可以喺度開間學校。」
當中有的像他一樣，還有 7、8 年退休，在學校任科主任甚至校長的職位，但「計得啱數」，留任所增加的公積金對往後生活沒有關鍵影響，便索性拿着積蓄移民退休；而更多是教學年資沒那麼長、積蓄不算多，但為了年幼孩子的教育移民、相對較年輕的前教師。他們有的嘗試做代課、教學助理，難以找回本行的，便轉投藍領等工作。
現年 43 歲的 Tiffany 是其中一人。她在小學任教英文和常識 20 年，離職前主要負責學校行政工作，去年移英後任職當地酒店。Tiffany 離職的念頭在兩年前首次出現——2019 年後，校園氣氛急速變化，校方為免被投訴，會提醒老師上課小心說話、小心使用社交平台，家長亦不時向老師施加壓力。「大家好有戒心，人心惶惶」，她嘆：「個環境唔係教育。」
政治化的環境催生投訴。2019 至 2021 年，教育局接獲 502 宗有關教師涉違專業操守的投訴，當中便有 344 宗與2019年社會事件相關。最終 189 宗成立，6 人被取消註冊、50 人和 59 人分別獲發譴責信和書面警告，39 人和 37 人分別收到書面勸喻及口頭提示。
Tiffany 自問很少在課上跟學生談論對時事的看法，但有一次，她教常識科要求學生做剪報功課，有學生剪了一份廣告回來，她見不符要求，便隨手剪了幾則《星島日報》的新聞貼上，剛好與示威抗議有關。事後家長向校長投訴，說她將政治帶入校園、懷疑她有政治取向，校長亦有怪責她的意思。
「吓？咁樣都踩中？」Tiffany 憶起仍覺無奈。雖然最終沒有任何後果，但眼見極為正常的小事也受到質疑，她不願再留在這個充滿制肘的地方：「之後發展只會越來越壞。」
也是那時，英國政府宣布「BNO 5＋1」計劃。「好似開咗道門」，此前還在煩惱如何移民的 Tiffany，當下即立下決心，在香港多留一年便帶 5 歲和 11 歲的女兒移英。
2021年4月15日，時任特首林鄭月娥、中聯辦主任駱惠寧、董建華等出席「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2021」開幕典禮。（資料圖片）
生存 VS 自由發展
2020/21 那個學年，國家安全的元素已經開始引入校園。Tiffany 任教的小學成立了升旗隊和梯隊，校方高度重視，精心挑選來自支持政府家庭的學生加入。 2021 年 2 月，教育局公布「國家安全教育」課程指引，宣布在新學年落實；同年 4 月 15 日，全港中小學首次舉行了「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Tiffany 記得，那天全校的課堂暫停，負責老師按指引做好了有關國安教育的簡報，逐一入課室講解。「終於殺到埋身」，Tiffany 的感覺，是國安教育就是強調生活所有事情，小至遵守紀律、愛護自己也與國安有關。當天晚上，兩個女兒拿着活動的「紀念品」回家，大女兒一直收在背包，說「媽媽唔會鍾意」，又向她分享當天學到「每個公民都需要國安」。
以往也有向兩個女兒講解時事、也曾帶她們參與遊行，Tiffany 不擔心女兒會被「洗腦」。但她不樂見的，是女兒從小便要學習在狹縫之中生存——就像她會提醒女兒不要特意向同學提起曾參與遊行，女兒亦曾主動提起不要說「香港加油」。
若成長路上已面對這許多紅線，「佢最後都會成長到，咪學『生存』囉。但我哋唔係想佢學生存，係想佢自由發展。」
2021年9月1日，一間位於荃灣的小學舉行升旗禮。（資料圖片）
重拾生活
2021 年暑假，完成了交接工作後，Tiffany 就像計劃好那樣舉家移英。放棄 6 萬元月薪、帶着百多萬的公積金，她沒有找回教學工作，而是在酒店做清潔半年，之後再轉任接待員至今，一星期工作 3 至 5 天。
現在月薪只有以往六分一，但她覺得開心又值得——過去天天 5 點半起床，8 點才回家，一星期差不多 7 天都要工作，連女兒見家長都要低聲下氣請幾小時假，「好似將個人賣咗畀份工作，你係冇自己、零生活」。但在英國，她找回了久違的 work-life balance，還有和女兒相處的時間，「做返一個媽咪」，也沒有了以往為補償自己工作壓力的瘋狂消費，「賺嘅錢夠用」。
許多人覺得她放棄穩定的教師工作和收入是一種「犧牲」、「浪費」，但 Tiffany 說她走得撇脫，完全沒這樣的想法。「Foresee 到我嘅生活、小朋友嘅成長係 cover 晒（代價），以前香港冇、而家佢哋可以擁有嘅嘢，係值得。」
以往談不上很喜歡教書，只是以這份職業養家，長久以來也面對長工時、工作壓力巨大的問題，近年又看不過眼學校變得越來越功利、只着眼於如何「推銷學校」，苦於無法脫身⋯⋯「反而離開令我覺得有第二個 choice。」
Tiffany 移英後任職當地酒店。（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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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統計處最新數字，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逾 11.3萬香港居民淨移出，是 1997 年有紀錄以來最多。
雖然尚未有今年離職教師人數，不過不少老師和學校都反映，今年學校缺人的問題更為嚴重。《明報》早前據「明報JUMP」招聘廣告網頁版統計，7 月尾尚有至少 200 間中小學仍在聘請教師。《獨媒》亦發現，在開學前後一星期，仍有至少 40 間中小學在招聘教師，包括代課、合約甚至常額。
以往學校一般在 7 月已確定人手，但直資中學校長會主席陳狄安向《獨媒》表示，今年明顯較以往難請人，許多學校 8 月頭甚至尾才成功「埋班」，有部分臨開學仍然缺人。不少學校反映難以找到合適的老師，亦多了老師在簽約後才突然放棄教席，轉往其他更心儀的學校。
香港中學校長會日前便去信李家超，指有學校於新學年仍未聘得足夠老師，又指社會存在抹黑教育界言論，衝擊教師專業、打擊士氣，導致教師大量流失，促政府調查教師離職原因。
各國移民政策一推出，不少有子女的老師，已像阿倫和 Tiffany 一樣盡快離職移民。那在這一年才選擇離職的老師，又在想些什麼？
他們說，於剛過去的學年開始推行的國安教育，是促使他們離職的原因之一。
最後把關的壓力
其中包括曾任教二十多年小學、任學校課程主任的阿田。她主要負責統籌校內整體課程，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科，自去年開始，亦順理成章統籌國安教育的工作。
做了幾年行政工作，阿田清楚感覺過去一年的工作量和壓力變得非常大。政府去年 2 月起公布《國家安全：學校具體措施》和 15 個科目的國安教育課程框架，要求校方於 8 月底前提交檢視現行情況報告及來年工作計劃——面對全新的框架，一切都要「由零變有」，結果她整個暑假便在各科提交的報告基礎上撰寫最終報告，又要規劃好來年分工：「因為你所有嘢都要帶住人行前幾步。」
由阿田負責統籌的，還包括審視和指導同事設計教材、成立國安教育小組、制訂升國旗政策、組織教師國安教育培訓和相關課外活動等，通通都是教育局過去一兩年新落實的政策。她坦言，本來對國安的範疇不是很熟悉，卻要擔任最後的把關者，異常吃力——「個責任好大，個個嚟問你得唔得，你話得定唔得係好有判斷性。」這兩年看到有同業被「釘牌」，她亦擔心「做得唔足」，一旦「出事」會影響學校、甚至要「孭飛」，分分鐘連公積金都不保。
這種「小心唔好觸礁」的想法，亦滲透在她日常每項工作。最基本是凡事都比最低要求做更多——以她任教的中文和常識為例，一眾同事都不停「自我審查」，常識科出時事題會避重就輕、考慮是否「政治正確」；中文科會猶豫教不教孫中山、甚至作文描寫香港煙花燦爛，都會顧忌是否只歌頌香港，沒有歌頌祖國。
《具體措施》亦訂明，「教師不得向學生宣揚個人政治立場或傳達扭曲的價值觀、發表煽動性的言論」。阿田直言難以定義，遂索性少在課堂講個人感受，像是以往她不忌諱向學生談到自己年輕時見證六四事件的經歷，但這兩年沒有再講，「啲啲都唔會畀機會講到」。
在國安教育框架下，不少以往已存在於課程的內容，像是認識中華文化、認識保護我們的人等都被視作「國安」元素。但不同的是，阿田說現在老師需「畫公仔畫出腸」，講授完也要刻意確保學生有接收到，以在評估學校表現的問卷中取得好成績，「要做到連家長都知你有做」。就是中文科出題，也會刻意選用較為「紅色」的內地教材。
2021年4月，教育局向全港中小學教師派發《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亦曾向學校派發憲法和基本法。阿田坦言興趣不大，但在設計教材時亦會參考相關歷史資料和名詞解說等，始終是「官方認同的讀本」。而教育局為教師辦的國安教育到校工作坊，亦要求教師帶備《讀本》參與，並在小組討論時參考。
走出舒適區
做了老師二十多年、曾打算捧着這「鐵飯碗」做到退休，阿田去年暑假吃力地寫着國安教育報告時，首次生出離開這行業的念頭，並決定給自己一年時間考慮。
投身教育界多年，她不時會遇到不是最想做的工作，但早已學懂調節心態，仍會出於責任去完成。她對國安教育也是同樣——自問沒有很大熱情，便視之為「工作」，「教育局要我哋做」就按要求完成，凡事根據官方指引而行、「照稿讀」。
不過，在經歷多一年前所未有的工作量，還有動輒得咎的氛圍後，即使不肯定離職後可以做些什麼，她還是決定離開這個待了二十多年的舒適區：「算啦，我費事輸喺個步步為營、動輒得咎嘅感覺」——她知道繼續做下去，即使轉換崗位仍然避無可避；與其繼續終日小心翼翼，倒不如在「有得揀」的時候及早離開，為教師生涯畫上較完滿的句號。
「勇闖吓囉，覺得可以不一樣。」以往全副心思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阿田根本無暇思考前路。中年突然轉行，她未有移民的計劃，打算先休息和整頓自己思緒，再尋覓發展的方向。「我都會教學生接受挑戰同勇敢啲，何不我自己都咁做呢？」
「我係咪真係要做執行嗰個？」
從此決定離開教育界的，還包括年輕一輩的老師。
阿強任教高中理科和電腦數年，大學主修教育，一直希望做老師與學生一同成長，亦熱愛教書的工作。不過，眼見香港過去一年環境急速惡化、教育制度的整體思維變得不再一樣，他不想將來下一代留港接受教育；剛好英國年初宣布容許 1997 年後出生、父母擁有 BNO 護照的年輕人移英，便毅然決定今年離港。
與小學一樣，中學在過去的學年亦須在各科加入國安教育元素。以阿強任教的高中理科為例，亦要在能源和資源等課題上舉中國例子，談及「生態安全」、「資源安全」等國安領域。而電腦科則着重談「網絡安全」，教導學生要為網絡言論負責、分辨資訊真偽。
阿強承認，理科相較文科並非「重點關注」對象，教師尚算有空間調節教學內容和手法，但他也憂慮：「呢刻係咁啫，但佢自然會有啲方法令你要做更加多嘢。」
何況，隨之而來的壓力是真實的。為了符合教育局要求，阿強要想辦法證明有教過相關課題，特意設計問卷予學生收集數據，又在教材、工作紙上列明相關字眼，並在課上刻意提自己在教國家安全。以往學校做評估是常事，但現在高層明顯大為緊張，每科都嚴陣以待，「擔心到時交唔到嘢出嚟」。
「人人自危」，是阿強最大的感受。
摘自《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安全》繪本
此外，教育局去年 11 月公布「價值觀教育」的課程架構，為以往推行多年的價值觀教育訂明詳細課程框架，特別強調加強學生的國家觀念，培養守法、同理心和勤勞等價值觀。阿強的學校在新學年會全面落實，需由班主任講授，意味即使任教科目未必直接相關，「只要做班主任都有機會要落水」。
「我係咪真係要做執行嗰個呢？」阿強很懷疑。「我會覺得唔係我咁想講嘅嘢，好難真係講出嚟。我唔係好想做呢件事。」
曾歷 2019 年校園眾聲喧嘩、2020 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的靜默，到 2021 年教育局正式落實國安教育，阿強這樣總結：「上年（2020/21 學年）個環境係你唔去講就 OK，但今年（2021/22 學年）個變化係你要去講嘢。」
意識的侵略與傷害
對於校園種種變化，任教了 5 年中文的 S 同樣無法接受。
先是前年成為初中必修科的中史，新版教科書加入《基本法》元素，如講述秦始皇南征百越時，須提及「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又刻意在秦的地圖標出香港。兼教中史的 S 覺得荒謬又震驚：「冇諗過教秦始皇都可以講香港。」原本他打算在課上照讀課文，但那天進了課室，他發現自己「講唔到出口，求其講一句都講唔到」，只好着學生返家閱讀。
校內與國安相關的事情亦越來越頻繁。像是每星期都會升國旗、班主任須向學生派發國安教育工作紙和播片，教師發展日亦要參加教育局提供的國安教育培訓講座，講述國家安全的重要性、各學校交流如何將國安元素融入課程。那數次講座，S 全程胃痛、頭痛、不停哭，根本無法參與：「身體呃唔到人，我係負荷唔到呢啲好無稽、好荒謬嘅嘢，我 simply 冇辦法。」
自小立志做老師，S 覺得教育的本質就是啟發學生思考，無法接受任何「意識的侵略和傷害」。他自認較「反叛」，愛運用自己的教材與學生就各種課題進行討論——中文科與中華文化息息相關，但他不鼓勵盲目歌頌，總是引學生反思，像是討論諸葛亮是否「愚忠」、讀〈六國論〉反思應「主和」或「主戰」、講〈師說〉又會指出要「先重道而後尊師」，不是盲目「尊師重道」。
但在新的教育框架下，他說「做不到我理想中的教育」，亦預料學校須由校本教材改為使用審核過的教科書、中文科變得越來越風花雪月和單向灌輸。現在，即使他仍會在課上表達自己的看法，「我都會越來越諗清楚應唔應該講，跟住先講」，「多咗個思考過程令我好唔舒服」。
2021年七一，培橋中學升旗禮。（資料圖片）
制度面前 杯水車薪
在這樣的環境下，任教高中理科和電腦的阿強決定離開。他不是沒有掙扎過——曾為教育專業投放不少時間、努力裝備自己，又幸運遇上好學生和同事，獲校方信任給予不少機會，更別提教師這行本來工作穩定、薪高糧準，「只要安分守己，唔需要升職都上到 7 萬（月薪）」，他在外國幾乎不可能再有同樣的前景和際遇——他實在有太多留下的理由。
但他還是選擇離開。很大原因是擔心有日會連出境都被限制：「你搵得夠，但係咪走得到呢？」他也明白，留在教育界越久，月薪和公積金滾得越大，就只會越猶䂊。
「咁我寧願當冇任何前景，早啲走。撇撇脫脫喺香港曾經建立過嘅任何嘢，好肯定唔去望返轉頭。」資本未必足夠，就放下身段，什麼工作都做，「希望以呢個為起步，所有嘢重新開始。」
阿強的檢定教員證明書，以及教電腦用的Excel使用手冊。
教中文的 S 不諱言，一直以來對教育制度都有很多不滿，像是階級觀念很重、許多老師無心教學或方法過時、過分着重公開試令思考空間縮窄等。不過因為實在喜歡教書，也希望陪伴學生成長，他還是一一忍受下來。
但當課程框架改變，加上他聽過許多學生沉重的成長故事，他知道自己無法忍受一切逐漸萎縮，情緒亦無法負荷：「如果我自己都承受唔到，我點幫學生？」
有人選擇繼續留在制度，但他覺得審查只會更頻繁和嚴苛，「制度一壓落嚟，自己一個傻更更喺度做真係意思不大」。
話雖如此，S 還是打算多留一年，待任教的一批學生下年畢業，才辭職去加拿大讀書，望日後也從事對人的工作。他說他九成確定自己會走，但有一部分的自己還是不禁為學生而心軟：會不會「捱到捱唔到先走？」
S 說，他不忍直視教學空間逐漸收窄和萎縮。
退而求其次
教師離職潮下，學校流失不少具經驗的老師，又難以找到相近年資的教師填補，或多或少造成青黃不接，教學質素和行政工作也會受影響。
直資中學校長會主席陳狄安便表示，近一兩年學界普遍多請了大學畢業生，甚至未受師訓的老師。據教育大學的就業調查，去年就有超過 7 成主修教育的受訪學生在畢業前已覓得教席，遠較 2020 年的 5 成和 2019 年的 3 成為高。
教師年資與教學質素固然沒有必然關係，但當請人困難了許多，學校或會退而求其次，聘請未必是最適合的人選。有老師便向《獨媒》反映，有中學在急需人手下，曾聘請一名中年轉行、沒受過師訓的合約老師，結果該名老師因情緒問題經常請假，半年來只上班不足 30 天，需由其他同事補位，最終由學校勸退：「返返去三、四年前，我諗佢應該入唔到行。」
也有老師表示，有高中學生三年的主科老師均不同，對學習和情緒有一定程度的影響；而校內科主任突然離職移民，交接時間不足，亦令同事的士氣較為低落，失去方向。
直資中學校長會主席陳狄安（網上圖片）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雖然離職潮對教學和行政工作有影響，學校請人亦變得困難了，但五位受訪老師都覺得，相關影響只會持續一陣子。「呢啲唔會死人嘅，頭兩年啫，之後都會執返正」，任超過 10 年物理科主任的阿倫說。S 亦覺得：「學校體制會搵人填落去永續。」
但真正影響深遠的，是當整個教育目標改變，原有教育體制的老師大幅離去後，以往的經驗和價值觀都會隨之流失。
「嚟緊好勁㗎，全部考晒《基本法》先入嚟」，阿田笑說。今個學年開始，新聘的常額教師必須像公務員一樣通過《基本法》測試。
阿倫說，以往課堂上有很多空間，像是社會運動時他會以催淚彈切入講解「抛物運動」，引起學生興趣；又最重視培養學生「科學精神」，就算是教會學校也一樣告訴學生「呢個世界冇嘢唔可以質疑」。但他擔心這樣的教學方式和價值觀，未必再能夠被允許。
阿強對香港教育制度的前景很悲觀：「個制度會令你無論幾有心都好，都未必可以實踐理想中嘅教育。」這個年代，許多知識都可以上網學習，他覺得學校教育最重要是陪學生成長，但當課堂空間極速收窄，「悲觀嘅係呢個位，而家嘅教育同以前接受嘅教育將會好唔同。」
阿倫想起，離開香港前，女兒聽聞學校有 20 多名老師離職，唏噓道如果日後探老師卻發現人面全非，「呢間學校仲係咪嗰間學校？」阿倫覺得，當招牌依舊、但內裡核心消失的現象普遍在香港發生，「咪成個香港教育嘅傳統冇咗囉」。
「咁可能政權係樂見嘅⋯⋯舊嘅嘢走咗，先擺到啲新嘅嘢落嚟架嘛。」他說罷幽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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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於前年6月30日實施後，教育局於7月3日向全港學校發通告，提示學校應適時讓教職員和學生認識和遵守《基本法》。去年2月，教育局向學校就國安教育的推行模式發通告，強調維護國安是特區的憲制責任，也是所有香港居民的共同義務；加上《國安法》第十條列明特區政府應通過學校、社會團體、媒體、網絡等開展國家安全教育，故在學校課程推行國安教育「是學校應有之責」。
通告刊出後，教育局指有媒體對國安教育作毫無根據的指控、亦存有誤解，故再發新聞稿澄清，強調港府實施國安教育合情、合理、合法，又指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一直是中小學教育的重要學習目標，而國安教育是國民教育一部分，應循序漸進從小培養，絕不認同將國安教育「惡意標籤為給幼兒洗腦或灌輸式教育」。
教育局又強調，維護國家安全並不存在任何爭議，「學校應清楚指出維護國安是所有國民應盡的責任，當中不存在爭辯或妥協空間；同時應培養學生共同維護國安的觀念和責任感」。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阿倫、Tiffany、阿田、阿強、S 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