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在新界某商場一間二手書店，店主黎先生屈指數算，過去一年間有至少二、三十人前來，買下一整套舊版歷史科或通識科課本。開店近20年，黎先生從未見過這樣的情況。言談之間，他知道這些人大多是將移民的家長。
已和妻兒移民英國的 Alex，便是帶著大堆香港出書藉和舊課本離開的人之一。他希望兒子長大後，可以透過書本認識香港：「我想佢知道，我哋係香港嚟，以前香港係點樣美好。」
在中學教了十多年通識科的子瞻，去年帶著兩個兒子移民時，也帶走了大堆教材和筆記。一來是留為紀念，二來他想保存這些「歷史文獻」。待孩子長大後，他希望告訴他們有關香港的事：「呢啲東西（帶走的通識科筆記）總有一日會有用。」
前通識科老師 Miss Lam 沒有子女，但也遞了辭職信，今年內將離開香港。對著學生，她說實在難以講授課本上的一字一句，羞愧之餘躁鬱症也復發了：「對我嚟講，言行真係唔可以唔一致。」
在【通識變公社】系列的最後一篇報導，《獨媒》訪問了二手書店老闆、已移民的家長和即將離港的通識科老師，了解人們離開香港的因由。以下是他們的觀察和感受：
將離港的 Mis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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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生錄音、家長投訴、躁鬱症復發——將離港的通識老師
教了14年通識的 Miss Lam，今年4月向校方辭職。遞信前，她已經休假超過兩個月，原因是躁鬱症——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病發過後，她一直小心翼翼地照顧自己，19年反修例示威期間亦沒有病發。可是，當要講授連自己也不相信的說法，情緒始終無法躲避。
「呢科好有趣。」談起昔日的工作，Miss Lam 雙眼似會發亮。她喜歡教書，更喜歡教通識科。講市區重建，她會帶學生由奧海城走到深水埗；講城市發展，她帶學生去菜園村和馬屎埔，試過遇上前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請他向學生解釋為何要求「不遷不拆」；教個人成長，她在戲院包場，和學生一起看電影。
但世間一切都有期限。連罐頭和核酸檢測結果都會過期，Miss Lam 當然預料過通識科會消失的一日：「當初覺得最多玩十年，唔覺得香港會有呢個空間。」有人批評通識科教人「反政府」，她坦言無法完全反對這種說法：「佢擺咗個懷疑、批判嘅種子落每個人的腦內。」
到當局真的宣布通識科要「改革」後，Miss Lam 只覺傷心。她以為公民科最多是刪去敏感單元，但知道教學內容時：「佢變咗國民教育喎，點教呢？」Miss Lam 早試過被學生錄音，故已接受在今日的香港，在課堂上說話得小心翼翼；但若要求她對著學生，說一大堆她認為是「說不出口的話」，她做不到：「一個人講大話已經唔啱，你仲要教學生講大話，你仲要喺學生面前講大話。」
Miss Lam 的家族有躁鬱症病史。2014年雨傘運動過後，她的情緒很波動，有段時間沒法集中精神，部分工作需要同事幫忙。那次之後，Miss Lam 一直小心翼翼照顧自己，19年也盡量避免看任何示威影片；直到去年教授初中的生活與社會科的「中國政制單元」，她一邊出試題，一邊認真思考「點解佢要識呢樣嘢、點解佢要咁答」時，情緒終於爆發：「中國是一個實行民主政制的國家、人大是由間接民主選舉產生、中國有八大民主黨派，不是一黨專政⋯⋯你點講得出口呢？」
那時，甚至有家長看過 Miss Lam 的網課後，向教育局投訴她，指她不尊重和「飛書」。局方調查後雖沒紀錄在案，Miss Lam 仍因為情緒問題，在第二個學期開始請病假，直至辭職：「對我嚟講，言行真係唔可以唔一致。」
「你唔會將自己長期放在一個不舒服的位置。」就算轉教其他科目，Miss Lam 知道整個教育環境只會更「政治正確」，故已決心移民英國。她希望，未來能繼續從事教育工作：「我鍾意同學生互動，相信去到邊我都會鍾意。」
在英國新居的書桌上，仍放著子瞻從前用過的通識教材。（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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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不走就變公民科科主任——帶著兩個兒子移英的港爸
去年8月，子瞻和太太帶著年紀尚小的兩個兒子，舉家移民英國。他形容這是目前人生中的「最大 project 」——當下定了決心要離開，已沒甚麼時間可以猶疑，要處理的事情太多了。
子瞻是在當局宣布通識科將「改革」的一日，決定要離開的。對他而言，那日是命運的交叉點，他意識到香港不只將失去「通識」這一科，也將失去任何進行理性和自由討論的空間。於是，在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見記者翌日，子瞻獨自去了行山。冷靜過後他告訴自己，絕不會「掂」公民科，也不會讓兒子接受未來的香港教育。
教了十多年書，子瞻本來在校內發展不錯。他知道自己如果留下來，將成為公民科科主任，及校內的國安教育負責人：「但我好難去做一樣我自己都唔認同嘅嘢。」在子瞻眼中，公民科的問題有太多——要求學生認同官方說法而非獨立思考、出現許多「似是而非」的內容、考試模式變成選擇題和合格制，如同「思想和品格審查機制」⋯⋯他甚至不願稱這為一個學科：「根本無學習元素，呢個係一個政治任務。」
昔日子瞻的學生對通識科的評語。（受訪者提供）
所以，無論是作為教師，抑或作為父親，他都不想留下。在子瞻看來，公民科是在培養一班服從、不質疑指令、為國家說好話的下一代，同時顛覆了他教導子女的方針：「你解釋唔到如何叫子女喺校內遵守官方要求，同時教導佢哋要坦誠 。」
移民英國後，子瞻說很快樂。他發現當地每一間學校，都會強調一套價值觀（British Values），包括民主、自由、法治、互相尊重和寛容待人：「呢個係我想子女有嘅嘢。」在他兒子學校的門口，是「welcome」一詞已有20種語言，校內壁報板上簡介的是 Rosa Parks：「佢哋唔係歌頌英國，係歌頌世界不同嘅人權鬥士。」
至於子瞻自己，現時則在英國一家大型超市當貨運員，每日搬一萬袋麵包、二百個西瓜、六千隻雞蛋、七百個薯仔⋯⋯雖然暫時未能回到教育行業，他很樂意做這樣的工作：「一手一腳賺錢養家，完全無問題。」
過去教學上用到的筆記、教材、學生功課等，他都有帶去英國：「當留念都好。」作為離開的人，子瞻自覺有責任保留過去的「文獻」：「終有一日，呢啲嘢會成為歷史嘅見證。」待孩子長大後，他希望在合適的時機，告訴他們有關香港的事：「呢啲東西（帶走的通識科筆記）總有一日會有用。」
Alex 花了六萬元，購買過百本書帶到英國。部分書藉他買了兩本，一本用來看，一本用來收藏。（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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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帶走過百本書和舊課本——讓兒子長大後看到香港舊時多好
《逆權教師》、《香港大道》、《蘋果日報特刊》⋯⋯Alex 把帶到英國的書拆箱，再傳來照片。他說相片中的書本數量，不過是他帶走的三分之二，而除了放在正中央那本2012年出版的「今日香港」通識課本，他還帶了「現代中國」單元，只是不知放到哪個箱內，一時找不著。
Alex 強調，自己由始至終都不想離開香港。去年他為兒子報讀幼稚園時，特意選國際學校：「寧願俾貴啲，唔想佢被洗腦。」但初選47人案發生後，他覺得該為了兒子而走：「連47人都咁，會唔會之後牽連到我哋？」他亦開始改變想法，覺得兒子若在香港成長，始終無法避免接受國民教育：「連國際學校都要升國旗。」
於是他立即申請 BNO，和妻兒移民英國。他說當時走得急，且抱著「先到英國適應一下，也有可能回港」的心態，沒帶走太多家當。但不過一年時間，Alex 見到香港不斷改變，不同的政策和新聞讓他打從心底覺得，「我就算冇生小朋友，都唔可以留喺度。」
Alex 從前在中學教書，午息時間常見到通識老師聚在一起備課，自己在旁聽也覺得有趣，便拿了幾本舊版課本回家看。他對通識科的印象不錯，覺得可以擴闊學生的世界觀：「俾學生多角度探討，去思考身處啲社會係咪公平？」後來他把課本帶到英國，是因為怕未來無論在香港或海外，很多書本也再沒機會買到，便把課本連同其他關於香港文化、歷史、社運等過百本書，在今年送到英國。
他說這樣做，不完全是為了兒子：「而係因為我覺得我是香港人。」雖希望兒子認識香港的文化和歷史，Alex 強調自己不會逼他看這些書：「我會教佢廣東話和中文，佢長大後睇唔睇呢啲書係佢嘅自由，我只係為佢提供選擇。」如果他沒興趣呢？「咪由佢，唔使逼。我問返你，六四有冇人逼你睇？」「我想佢知道，我哋係香港嚟，以前香港係點樣美好。」
Alex 亦有認識其他移民家長，帶走了通識、歷史課本和社運書等。在他居住的城市，有香港家長每個月都會舉辦讀書會，互相分享閱讀心得，也會交換手上的書予小朋友看。
「到佢長大了，可能20歲，覺得『哇呢個城市咁渣嘅』，我可以攞返本書出嚟，『以前香港好繁榮㗎，生活、嘢食係點㗎，唔係咁單一㗎；以前我哋曾經努力過，去選區議員、試過『推翻』立法會』。我希望佢睇到，以前香港唔係咁。」
二手教科書店老闆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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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這年來，許多要移民的家長來買舊課本——一個書店老闆的觀察
在新界開設二手教科書店的黎先生指，自去年10月起，多了人到店尋找舊版通識課本和中、西史課本。黎先生提到，他們大多會指定要2019年前出版的版本，並買下一整套書，例如中一到中三的歷史書，或中四至中六的通識書。
他好奇問原因，才知道對方是是要移民的家長，「想帶過去俾小朋友睇，或者自己教佢。我問幾多歲吖，佢哋話仲讀緊小學，但都想買定先。」後來，他發現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去年至今已賣出二、三十套書，大多是要帶著子女移民的家長。
開業近20年，黎先生指過去從沒見過這種情況，「以前可能一年得一個客會咁樣買，可能係自己想睇。」他指版本太舊的書，一般二手書店也未必有，但自己有儲舊書的習慣。因此不介意讓給顧客。
生意多了，但他指沒覺得特別開心，「時代改變，有啲人走，有啲人留低，走嘅人帶走啲回憶冇問題⋯⋯佢哋想教返小朋友，呢個係一個承傳，唔好俾啲歷史被改寫。」
當局審批前的通識科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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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讓我們簡單回顧一下，通識教育如何變成公民及社會發展科。
就在當局推出高中通識教科書「專業諮詢服務」一年後，2020年11月25日，時任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時，指高中通識教育科「被異化」，需要改革，成為「學習有關國家發展、《憲法》、《基本法》及法治等元素的平台」。
時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翌日交代改革內容，包括更改通識科名稱、公開試評級只有合格及不合格、設適用書目表、取消獨立專題研究、刪減一半課時、增設內地考察等。記者質疑「改革」如同刪去通識科時，楊潤雄回應稱「目標無大改變」、「轉咗名都係同樣嘅嘢」，又指在《國安法》下，當局有責任向學生及教師提供國安教育。
去年3月，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公開考試委員建議，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並以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三個主題為課程核心內容。半年後，公民科在中四級開始推行，在2023/24學年全面取代通識科，在2024年文憑試進行首次考核。
公民科推行至今，社會上雖有爭議，但教聯會副主席、中學中史及通識老師穆家駿認為，課程經刪改後，能深入鑽研真正需要教授的內容，字眼亦不容再有半點差錯。他指過去通識科為人詬病的問題，就是把未完結的事例放入課本中，惟他認為未「蓋棺定論」的事件，不應在普及教育中講授。
穆亦提到，教育是建制的一部分，在任何地方、國家或社會，都不會特意教授政府或社會的負面事件，因為學生在其他途徑，例如媒體、互聯網已能接收得到。他指，人們經常提的「正向教育」，正是希望學生思考如何針對現有問題，發掘如何完善。至於課堂上能提否提及負面的意見？「我相信絕對唔係一個禁區。」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Alex、子瞻和Miss Lam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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