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新教授形容，貧窮狀況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未算最差，筆者怕實際情況正不斷倒退。一來疫情期間，很多人靠食老本度日，越來越拮据（包括不少中產）；二來窮忙族工作勞苦，身體欠保養，健康隱憂比富裕階層大得多，而隨著年紀漸大，到了身體變差的臨界點，便會一下子加重醫療費負擔。
周教授指，歷屆特區政府無連貫的扶貧政策，兩種理念貫穿其中，第一是只協助有經濟需要的市民，第二是信奉「當經濟發展好，市民就會得益，創造更多職位，窮人生活就會有改善」。他說：「25年來，大家都知道這不是事實。」過去長年累月教人做大個餅，自會人人受惠，大力反對「授人以魚」，說會養懶人的經濟學者－例如王于漸、雷鼎鳴——還不趕快出來捍衞自己的「科學」立場，反駁周教授？
周教授又認為，以香港現有經濟結構，「若無第二次收入再分配，是無法縮窄貧富差距」，唯一是像北歐國家徵收富人稅，但做法將被指有違基本法低稅制規定，相信任何特首都不會以縮窄貧富差距為目標。他多次提到，基本法規定原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但政府一成不變，只停留在1997年前思維，「在改變香港貧窮現況有好大阻力。」
周教授大致指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癥結：受制於新自由主義的教條思想——簡單講即要實行所謂簡單低稅制（但毋視地產稅）、任得市場發揮自我調節功能，政府插手越少越好（但對各種危害市場自由的壟斷行為選擇性失明），並以獅子山精神之名吹捧多勞多得，鼓吹一刀切減稅而反對任何形式的加稅。香港的經濟結構和邏輯就是讓房地產既得利益者（不止大地產商）一層壓一層的榨取農工商產生的利潤。房產炒賣及收租佬行為對社會實質價值貢獻有限，數字遊戲扼殺創意和實幹者的努力，而非鼓勵年輕人冒險和創新。在這個前提下，這遊戲的得益者之所以能不斷累積財富，歸功於結構性竭澤而漁行為。他們得到的財富有相當部分是政策不公所致。
新自由主義認為向富裕階層抽更多稅－周教授口中的收入再分配——是對人的財產權之侵害，這個講法的前提並不成立。現時資產增值遊戲的得益者，他們獲得的財產有很多是坐喺度便有錢落袋，為何我們的制度特別對收租佬有利，而且有利到使年輕人覺得做甚麼也白做、連交租也吃不消的地步？這便是巿場調節多年的結果。無形之手的神話（現在改了叫「拆牆鬆綁」，意謂但凡有「牆」、「制約」就要拆，不用權衡輕重得失）到底甚麼時候才會破產？
稅制改革——不獨應該徵收富人稅，更應藉此改變以「地產稅」為主的經濟結構－的意義不在於主流經濟學者口中的「鬥地主」、「劫富濟貧」，而在於賠償，讓過去賺了大量不該錢的人向受經濟傷害的人，作出合情理、有助恢復香港市民身心、財務健康的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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