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沒有經濟學鐵律阻止我們建設一個比較人道的世界，但許多人因為受盲目的信仰或自身利益左右，又或只是對經濟學認識不足，卻認為世上有這種鐵律。」2019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班納吉和杜芙若，在《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這樣說。
香港推行前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
林鄭發表任內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主力推銷北部都會區和若干年後的美麗新世界，但財務資料欠奉，亦無著墨於破解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口中的突出問題－貧富懸殊，自然看不到如何「衝破制約香港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市民只見到新地山旮旯樓盤受惠於新鐵路，地產股一致造好，有評論索性總結：施政報告背後成為樓市Go Go Go的協奏曲。
香港貧富懸殊，與政府十多廿年來推行王于漸、雷鼎鳴等芝加哥學派經濟政策（或班納吉他們書中提及的「列根經濟學」）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林鄭正是列根經濟學（Reaganomics）－簡單低稅制、去規管、賣公產、撙節福利開支、普遍實行合約制和外判制等－的忠實信徒。她批評空置稅，認為它並非房屋問題核心，殊不知它有效削減地產商操控市場的能力。在施政報告內，她又提到用稅務優惠吸引人來投資。這招用了多年，如果有效，何以香港的綜合實力不增反減？班納吉和杜芙若明言，沒有證據顯示為有錢人大幅減稅可促進經濟增長。香港主流經濟學者亦從來沒有拿過在地的實證研究出來，支持他們鼓吹多年的簡單低稅制。他們只會用簡單的推理，藉學者頭上的光環，將教科書理論當作金科定律，反覆推銷，給管治階層套上政策的緊箍咒。
稅制/務改革刻不容緩
奧克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姚松炎分析，疫情爆發但眾多國家的樓價反常暴漲，印證了貨幣供應過剩理論：全球貨幣供應增加，實質利率持續下降，導致資產價格上升。這方面，香港人過去十多年的痛苦經驗已說明一件事：就算資金源源不絕湧入，大多去了樓/股市，只會益特定階層，反而令樓價及租金騰貴，傷害實體經濟，使腳踏實地工作的普羅大眾吃盡苦頭。若政府有到位的抵禦措施，城市規劃重視多元而均衡的發展，社區經濟又沒有被領展及市建局瓦解，仍發揮著緩衝作用（類似不少城市以鄉鎮作為居民轉換生活環境的腹地），港人境況不會變得如此惡劣。而稅制/務足以改變人的行為誘因－視乎怎設樣計－便成為影響民間、市場和政府之間互動的關鍵。
班納吉和杜芙若建議，向超級富豪抽重稅，用來處理金字塔頂層所得比例暴增的問題。但香港主流經濟學者，是不會提出討論稅制/務改革的。就算講，減稅可以，加累進稅、抽富人稅、空置稅、大額增值稅免問。他們總是巧合地和大財團、大商家立場一致。任何損害有錢人利益的稅項提議，都會被他們扣上「仇富」或「鬥地主」的帽子，藉市民的恐共情緒影響輿論方向。過去的特首要靠大商家手上的票才可上台，加上本身迷信列根經濟學，稅制設計向商賈裙帶集團的利益嚴重傾鈄，自然成為不能扭轉的常態。
問題是，不進行稅務改革，不改變壓榨實體經濟的金融結構，再從減少「地產稅」入手，扭轉現時無止境地大魚吃小魚的經濟發展邏輯，任妳怎樣加大拆牆鬆綁的力度，搞多十個八個國際中心，以及興建多不知幾多條鐵路加快融合，都不會有效縮窄貧富差距，真正破解到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在錯誤的軌跡上跑，越跑得快，只會越快碰壁，越碰得焦頭爛額。
金融創富的虛妄
班納吉和杜芙若指出，目前金融業員工薪酬比其他行業技能相若的勞工多50至60%，但在1950、60或70年代，情況並非如此。金融業人士所得大增，是社會金字塔頂層所得暴增的一大原因。是由於這班人特別有本事嗎？班納吉二人指，在多數的年份，主動式投資基金的績效並未優於僅複製股價指數表現的被動式基金。結論是，金融精英薪酬超高，主要非因為他們特別優秀或努力，僅因他們有幸佔據那職位。
有學者發功，財演助攻，社會多年來都有一種金融創富的簡單想像。施政報告的金融發展部分，總括而言，就是搵更多生意和商機，將個餅做大，背後假設經濟增長會令各行各業自動受惠－起碼分到多些餅碎。但同是諾獎得主的斯蒂格利茨已分析過，財富是向上流，集中到小撮人手上，並非向下流。劍橋經濟學者張夏準就認為，「涓滴效應」假設富人變得更有錢會增加投資，但它沒有成真。這講法只是幫某些人圖利。港府一直以來不遺餘力把經濟的餅做大。由數碼港、科學園到今天新田科技城，只著重硬件建設，完全無由下而上的生態圈促成計劃。背後的產業鏈想象，難免是不著邊際的口號，最終實際可以做大的餅便只有房地產及基建大茶飯。數碼港變地產項目，科學園劏了一半做豪宅區，正是最有力的證明。欠缺有機的、全方位的產業規劃和營造，賺蝕至上的邏輯最終會讓市場上最有權力、而非最有創意和建樹的土豪地主宰制怎分配社會上寶貴的資源和財富。
金融創富，不能說完全無憑據，但無限量寬和所謂金融創新已令金融業大變質，若我們還戴著教科書的眼鏡，視之為不斷生金蛋的鵝，在「涓滴效應」賦予正當性下，向金融業提供最大、最多的政策便利和優惠，到頭來，只對社會其他持份者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譬如說，政府不善用棕地及收地條例，不收回高球場，而走去搞北部都會區，更直言會發債，會公私營合作(讓囤地者套現)，地產和金融相結合，就算把餅做大，都只是把數以十億計的公帑進貢給行業的龍頭。他們吃最大份，當然也會創造不少職位，但不要忘記，這些項目的淨效益實屬疑問。建造大白象的代價是財政緊絀，進而削福利，而不幸地，到其時，將遇上人口老化的高峰期。
房地產生意太好賺，銀行界大雞不吃細米，尤努斯的微型金融不會在香港見得到，合作社經濟模式亦不成氣候(市建局還要向土瓜灣的建屋合作社開刀)。金融業喜歡借錢給有錢人，而非無物業抵押而有經濟困難的散戶。銀行業落雨收遮，就更加為人所詬病－貧窮並非主要因為懶，勤力的人在這種遊戲規則下一樣無運行，反而很容易捱壞，負擔沉重的醫藥費，掉進生活質素持續轉差的惡性循環。金融業過度膨脹，虧空實體經濟，本身是一種政策上的鋤弱扶強，加劇貧富懸殊。班納吉和杜芙若指出，金融業僱用許多優秀的麻省理工工程師和科學家，編寫程式以便可在千分之一秒間買賣股票，但這樣子加快交易，有利可圖的是那些金融巨企，不太可能真正改善經濟中的資源配置。這種逐利方式對社會毫無好處，但投身其中的人才－不少基金經理根本是毫無作為的－薪酬豐厚。
08年金融海嘯，早就揭露華爾街精英的不負責任和無能。不過，在香港過去十多年裡，近乎沒有深入討論過關於金融界所得與貢獻是否匹配的問題。因為巿場上最有話語權的人通常就是業界的精英，不會有人倒自己的米。亦由於市場有自我調節功能的神話深入民心，一般人相信，金融界內的人收入不合理地高的話，就會有競爭者加入，促使過高的薪酬回落到正常水平。所以政府不應介入。但明明強積金表現長期差勁，基金經理管理費依然有多沒少，已說明遊戲規則有幾不公平，獎罰制度有幾唔分明，但真正有益於大眾、應對高齡海嘯、而非專益基金經理的福利改革連樓梯響都未聞。
我們既不能靠長官意志決定每項工作的應得收入，亦不能盲目相信市場會作出最有益於社會的抉擇。怎樣改變，尋找均衡點，有賴不同知識部門合作，從長計議，但肯定不是現在每天打開電腦見到的財經新聞，那些顧著把生意越早越大的乜通物通會幫到手。這樣說，並非否定這些鴻圖大計的價值，而是想指出，要做到產業多元化，要令一般巿民也受惠於金融創新，不能再迷信「涓滴效應」，不能漠視金融吃人的事實。就看看領展地產大亨王國龍。到底一個財技高手對社會的貢獻大到甚麼地步，值得他賺到數以億元的金錢呢？假設某城市，有個地產經紀開了間公司，政府把所有本來用作公園的地皮交給這公司發展，該地產經紀找到建築公司合作，在每塊地皮上都興建高樓大廈，轉頭高價售出，賺了幾百億。我們會認為那經紀有超人的本事，值得賺這天文數字的金錢嗎？前領展高層、港大首席副校王于漸會說，這叫更有效的運用那些地皮，叫做將土地的價值釋放，但城市裡居民所損失的公共空間呢，他們身心靈的損失，條數怎樣計？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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