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信報》創辦人林行止，獲「健力士世界記錄」確認為「全球連續撰稿時間最長的報章專欄作家」，未計其他筆名之作，由1973年至獲頒證書一刻，期間未休假超過一個月，連續45年240日，寫下1.1萬篇專欄，合共逾2000萬字。
近期林先生久未發表新作，有人懷疑他已封筆。筆者卻不以為然。一個爬格子已成習慣、筆耕超過半世紀、在香港無出其右的評論家，除非身體狀況不許可，否則，要退出文壇，又怎會無聲無息，不向讀者交代，好好話別，替其寫作生涯畫上完美句號呢？
本周二(11日)，林先生久休復出，釋開長期讀者的疑團。他透露，自己曾「手捧孟婆湯在奈河(何)橋前徘徊」，「二度感到氣若遊絲，以為生命已到盡頭」。過去絕少談人生，今天卻有感而發，引述哲學家Thomas Nagel的觀點，慨嘆死亡令死者「一舖清袋」，與中國古諺「人死萬事空」並無二致。跟書本理論不同，他這次是要分享死神擦肩而過的切身體會：想到自己死後，世界運作如常；又想到住院期間，親人貼身照顧，無微不至，有「禍福」雙至之感。
迎向死亡，人往往會認清甚麼最重要－筆者思索多年，明白到，就算遠離鬼門關，如果心靈敏感，移開障目之葉，撤除「我一直會活下去」的想當然前提，那便會盡力避免浪擲光陰在無謂的事情上。當然，每個人對「無謂」的定義不盡相同，但人只可活一次（有宗教信仰者例外），怎樣令生命盡可能豐盛和有意義，怎樣令人生中的痛苦減至最少，快樂增至最多，仍是多數人的共同願望。
可恨是，人的主觀意願很容易被現實世界扭曲或扼殺，看看我們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制度有多畸形，年輕人有幾深受其害便知道。這絕非如港府國師王于漸所言那麼簡單，純粹是錢的問題。錢固然重要，但有錢不等於買到快樂，而活在今天的香港更慘，要做樓奴也非一般人所能做到。何況，就算做到，香港樓價已不可能像往時那樣翻幾翻，使人累積安享晚年的財富。供樓供到五癆七傷（除非住公屋，否則租樓更欠保障），到退休時，靠強積金捱不了多久，很快又要思量把物業按或賣出去，換取醫藥費和下半世生活費。一個不好彩，七除八扣，所餘無幾，捨棄了的，倒是人生中的自由和追夢的可能性。幾十年環繞一堆磚頭團團轉，除了幫大地主做牛做馬，並培養子女做下一代樓奴外，到底有何意義？
有人覺得，只要政府起多些公屋及私樓，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便迎刃而解。若放在十多二十年前的時空，或者有點道理，但放在今天，便大大看輕了問題累積多年的整體傷害，已失去對症下藥的時效，嚴重落後於形勢。先不要說中美關係已質變，不要說量寛多年有巨大後遺症（全球多地政經動盪），不要說AI失業潮束勢待發，香港本身人口老化，整體健康因過勞而造成沉重的醫療成本，再加上政經大環境劇變的衝擊，現在還以重建甚麼置業階梯為號召，推銷明日大嶼及公私合營，只說明權貴階層對聯合國的警告視若無睹。聯合國早已指出，房屋金融化是很多國家貧富懸殊、民不聊生的禍根。（請參考筆者的《從聯合國的角度看香港問題》）
把房屋主要看成商品，打擊租客、用戶及小業主的基本權利（請看看市建局多年來的惡行），市民無論有多慘，還是要接續不斷地向大地主繳交高昂的地產稅（一碗麵的價錢有幾多是租金？）－而主流經濟學者毋視現實，一味吹捧香港的簡單低稅制，反對任何改動。客觀效果上，地產和金融的既得利益集團一面扮演政府角色日日「抽稅」，一面又盡享低稅及避稅、逃稅的好處，一來一回幾十年，香港的財富怎會不集中在小撮人手上？普羅大眾無法分享到經濟成果，無法有充分多的選擇實踐人生（人不是只有買樓做「港豬」一途），又如何可以活得有尊嚴，活得精彩？
早在2007年10月24日，林行止在專欄首次道出經過深入反省的心聲，主張香港企業應盡多點「社會責任」。因為，他耳濡目染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公平、乏公義、資本家用盡方法「勾結」專業人士逃稅避稅以至為本身利益不惜「干政」。貧富兩極化日趨嚴重，他已察覺社會流動性不那麼順暢，年輕人出路愈來愈少。
七年後，2014年8月26日，他在《滴漏理論失效，貧富兩極深化》的文章中說，「事實證明富裕階級擁有愈多，等於中產階級被淘空而下層人民更窮困。」他又指企業合併收購活動大增（這充分反映在股市興旺上）對經濟是強心劑，但不利提高就業率（整合合併收賺的必行步驟是裁員），結果只對大資本家和股東有利，加深貧富鴻溝，社會愈趨分化。
可惜，轉眼又七年，我們都沒有把握後金融海嘯的時機，撥亂反正－例如理念上，逐步減少房屋金融化的程度，開展伍美琴教授的城市策略規劃，而執行上，就整頓領展和市建局，並採納伍華強先生的解決香港土地供應「終極方案」。香港的經濟民生已病入膏肓，迎向國際政治板塊大碰撞的時代，試問我們的未來如何可以有樂觀的理由？
最後，借此機會祝林行止先生早日完全康復（但請不要太操勞），讓香港社會繼續有一把善良、睿智而清醒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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