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疫情除了折射管治班子的失敗與離地，也證明了公民社會的活躍與能耐，我想藉此文淺談公民社會如何在疫情動盪中創造無限可能。
2020年1月，有關疫情的消息在內地已此起彼落，本港首宗案例則於1月22日遭確認，惟即使民怨沸騰、醫護界聯署甚至進行罷工政府也不願封關。政府的無動於衷令市民搶購食物、為口罩奔波等場面更顯狼狽，我不會忘記當整個香港都在瘋狂refresh屈臣氏網站時，一位高官斯斯然地說：「我揸私家車唔駛帶口罩」。
香港是一個有趣例子，例如和新加坡比較，該國的防疫基本上是國家主導，但主導香港抗疫的卻是「對政府的不信任」。不少研究皆證明本港初期抗疫功勞大多歸功市民——黃店、藝人、區議員、反修例運動後遍地開花的社區組織在國外撲口罩、消毒液等寄回香港。
這種情況或許荒誕，但事到如今或許我們只得擁抱荒誕，砥礪前行。
疫情除了是公共衞生問題，也是社會問題。2020年末失業率飆升至7.2%，逼近2003年沙士程度，市道當然也未見做好，文青一點的指數或許是兩餸飯的大爆發和清明節斬少隻乳豬的叔叔嬸嬸。
政府無疑曾嘗試盡力挽救劣勢，但「派錢」、「消費券」與「抗疫基金」充其量是螳臂擋車。執笠的鋪頭隨處可見，其中缺乏資本的小店固然首當其衝。從圍封住所到禁止營業，不同措施也擊潰藝術界（戲院、舞台劇）、飲食業、服務業、建造業等從業員。除了難以在家辦公，他們許多人都是「手停口停」。
我只膠（戇鳩那種）卻不太左，不完全同意與理解左派立場，但最近我常常想起左派學者David Harvey在疫情初期寫的文章，我嘗試強行翻譯其中一段：
美國當代工人階級（主要由非裔美國人、拉丁裔和受薪女性組成）被「關愛」、「保持超市等必要服務繼續運行」之名綁架，但醜陋的現實是要不他們就承受感染病毒風險，要不就丟失工作與福利，例如適當的的醫療保障。領穩定薪水的人（例如我這個教授）在家工作並領取與之前同樣工資，同時CEO們則乘坐私人飛機和直升機四處去。
我不否認Harvey的話有誇張成分，但其中勞工任人魚肉的形容在今日香港仍然適用。有人可能會說這次疫情除了打工仔慘，不少創業的老闆也是身陷囹圄，但我們要記得馬克思定義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bourgeoisie）的分別並不在於手頭上的資源（物業、股票、旗下公司等），而是該人是否需依賴勞動才能生存（我相信不少店主仍依賴生意生存）。
學者難左右逢源，但左右的二元對立在現實卻更難實現。假如把Harvey的關懷從左右紛爭中抽出，或許我們更能看清Harvey對受壓逼、受蹂躪、受摧殘之族群的人文關懷。我希望政府有這種關懷，而民間的溫柔我則深信不移。
2019年黃色經濟圈的互助精神至今仍深深感動着我，各家自掃門前雪寒冷也令人不寒而慄，圍爐取暖共贏也共榮。抗爭不了了之，疫情來襲，這種互助精神卻持續流淌。
體制化的NGO、工會繼續扮演其幫助市民與會員的角色，例如香港現場演出及制作行業協會舉行演唱會（陳奕迅那場）幫助受疫情影響而沒有工作和收入的會員、博愛醫院為基層小孩籌募電腦讓他們得以上網課等。
公民社會沒有被體制化的部分也同樣溫暖繽紛，也更顯創意：小店告急、街坊whatsapp group分享哪裡有平菜買、哪裡的檢測中心不用排隊、在家檢測的方法等等。我昨天在用IG時，發現hkmehmeh（香港meme帳戶，有超過5萬人follow）把帳戶化身宣傳平台，主動邀請小店DM，讓它們推廣生意。每個人在疫情中皆有位置，我們如何把自己發揮得淋漓盡致？
黃霑寫的《獅子山下》曾被扭曲成新自由主義下自己搞掂自己的拼搏精神，去「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但此歌詞的前一句是「攜手踏平崎嶇」。魯迅說：「世上本沒有路，人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獅子山的登山徑不必然由政府開拓，也可由我們一步一腳印走出來。當然，慘的是我們只能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