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因初選47人案及佔領立會案還柙的鄒家成，與一名女律師被指在未獲懲教授權下，將一份申訴專員公署投訴表格攜離監獄，被國安處拘捕。兩人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經早前審訊，案件今（29日）於西九龍裁判法院裁決。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指，《監獄規則》無疑保障囚犯投訴的權利，但同時要考慮監獄是受監管，雖然《監獄規則》條文沒有提及寄出投訴表格之前要經懲教「保安檢查」，但是不代表囚犯有權不依從懲教署的指示，把投訴表格擅自攜離監獄。若然囚犯擅自寄出投訴表格，或交由他人攜離監獄，無疑會破壞監獄的保安檢查制度。徐官又指，二人趁懲教職員不在場下，交收涉案投訴表格，肯定他們知悉乃「未獲授權」下將表格攜離監獄，遂裁定罪成。案件押後至8月14日作求情。
被告為鄒家成（26歲）及胡詠斯（30歲，助理律師）。鄒由大律師譚俊傑和董皓哲代表；胡由資深大律師王正宇代表。二人否認一項「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離監獄」罪，指二人於2023年5月2日在香港，將一份未經授權物品攜離監獄，即一份文件。
辯方引條文指懲教須准許囚犯寄出投訴信件 官：不能延伸至能夠繞過懲教保安檢查
在審訊中，辯方指《監獄規則》第47(4)條規定：「如信件屬與指明的人的通信，監督須准許囚犯寫和發出該信件，費用由公費支付。」而「指明的人」包括申訴專員，顯示懲教對於鄒寫給申訴專員的信件，已經作出了授權。辯方又指，《監獄規則》第47C條列明，對於囚犯寄給「指明人士」的信件，懲教人員不得「開啟和搜查」。
不過徐官指，相關法律條文不能單獨地理解，還需要顧及整個法例的法律框架和立法原意。若整體考慮《監獄規則》，懲教在確保囚犯的基本權利同時，亦在不同範疇上對囚犯有嚴格的規管。徐官指，為了有效地執行法例的規定，懲教署需要訂立內部工作指引，做法是合情合理。就本案而言，囚犯與指明人士通訊的信件交收程序，懲教亦有一套工作指引，例如派發申訴專員投訴表格給囚犯時，須在記錄冊上作出記錄；替囚犯寄出投訴表格時亦要記錄及簽署；囚犯把表格投入寄件箱之前，不能把表格封口。徐官指，由此可見，要達致有效的監獄管治，依照懲教署的指引是不可或缺的。
徐官指，辯方引用的條文包括懲教不能搜查投訴表格內容、不能限制寄出數量、相關郵費由公帑支付，能夠保障囚犯申訴的權利，無庸置疑，懲教署必須准許囚犯寫和寄出投訴信件，以及不能搜查該些信件。不過徐官亦指，法庭平衡囚犯權利的同時，要考慮條文是關於受監管的監獄，所以必須考慮懲教履行職責的原意和監獄保安。
徐官指，囚犯寄出投訴表格給申訴專員時，必須讓懲教知道相關情況，懲教才能履行條例的規定，而不是囚犯在懲教毫不知情的情況下，繞過懲教寄出信件。徐官又指，辯方對條文的解讀，並不能延伸至能夠繞過懲教的保安檢查，自行把投訴表格攜離監獄。
官：《監獄規則》沒提及投訴表格須經保安檢查 但不代表囚犯有權不依從懲教指示
徐官提到，相關條文中的「指明人士」不單指申訴專員，還包括特首、行政會議成員和議員等人士，因此懲教有責任確保每一封寄給「指明人士」的信件，需經過保安檢查才能讓囚犯寄出。審訊時辯方質疑懲教的內部工作指引，包括就信件的保安檢查，並無法律效力，惟徐官則指此議題「實屬無關宏旨」。
徐官又提到，《監獄規則》第47C(a)條賦予懲教署權力在囚犯面前開啟和檢查信件，並不會影響表格須保密的特質，因懲教檢查期間可不閱讀信件內容。雖然《監獄規則》條文沒有提及寄出投訴表格之前要經懲教保安檢查，或信件須以什麼形式寄出，但是《監獄規則》只是概括地說明程序，不代表囚犯有權不依從懲教署的指示，把投訴表格擅自攜離監獄。
官：若囚犯擅自寄出投訴表格或交由他人攜離監獄 無疑會破壞監獄保安檢查制度
徐官指，懲教署並非要阻止囚犯將投訴表格寄出，只是如總懲教主任李子康所指，囚犯寄出之前要先知會懲教，信件要經保安檢查及懲教授權下才能寄出。徐官指，若然囚犯擅自寄出投訴表格，或交由他人攜離監獄，此舉無疑會破壞監獄的保安檢查制度。因此裁定涉案投訴表格屬「未經授權的物品」。
官：二人趁懲教職員不在場下交收投訴表格 可見知悉「未獲授權」
就鄒是否知悉涉案表格是「未獲授權物品」，徐官接納懲教職員所稱，鄒還柙時獲派發一份「在囚人士須知」，當中列明寄信、交收物品的規定。徐官亦接納一級懲教助理林振昌所稱，在派發投訴表格給鄒的時候，已向鄒解釋相關規定，包括寄出之前要通知懲教職員、署方會做保安檢查，以及不得把表格交給第三方，當時鄒回應：「清楚，明白。」然而鄒沒有遵從懲教的規定，在5月2日與律師見面期間，趁懲教職員離開之後，把投訴表格經夾板的空隙遞給第二被告胡詠斯。徐官肯定鄒上述行為是故意，而鄒乃清楚知道該投訴表格是在未獲懲教署授權下被攜離監獄。
就胡是否知悉涉案表格屬於「未經授權物品」，徐官接納懲教證人所稱，懲教已將相關條例張貼在監獄內的當眼地方，包括胡在內的訪客必然清楚知道相關法例規定。另外，二級懲教助理陳嘉運當日在會見室與胡進行了三次交收文件程序，可見胡清楚知道懲教的交收文件程序，需要經懲教職員檢查。
徐官指，從懲教院所的閉路電視錄影片段可見，當二級懲教助理陳嘉運離開會見室之後，鄒示意胡將一份文件經夾板下的空間遞給他，當鄒接過該份文件後，刻意將它對摺，並把投訴表格「攝」入已對摺的文件內，之後遞回給胡。徐官指，如果胡認為涉案投訴表格是「獲授權物品」的話，便不會趁二級懲教離開後，才從鄒接過投訴表格，可見她知悉該投訴表格並非可以經懲教正常程序而攜離監獄的物品，唯一合理推論是胡知悉它是「未經授權的物品」。
至於二人之間是否存在「共同犯罪協議」，徐官裁定二人必然懷著共同意圖，鄒將投訴表格交給胡，胡接過後，亦同意將投訴表格寄給申訴專員公署，可見二人在犯罪行為中各司其職，須共同負上罪責，最終裁定二人罪成。
辯方指目前未見相類案例 案件押後求情
代表鄒的大律師譚俊傑表示，希望可以押後求情，因為目前仍未找到以相類控罪控告囚犯和律師的案例，而今天才得悉法庭裁決，所以需時就量刑搜集資料。
代表胡的資深大律師王正宇亦指，過往案例只涉及將未經授權的物品「攜進」監獄，而未見案例涉及將物品「攜離」監獄，因此同樣希望押後求情。王亦希望法庭批准胡保釋候判。
徐官最終押後至8月14日求情，期間鄒繼續還柙，胡則獲准保釋候判。
案件編號：WKCC460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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