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一日，傳來殖民地官僚前布政司鍾逸傑的死訊，不感意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人物，歷史如潮水，潮起潮落，總會過去，上世紀港英殖民地政權管治時期的顯赫人物，相信已經全部退出歷史舞台了。
今天奢言香港獨立，主張脫中歸英的新世代，沒有人會懷念已被視為老香港的鍾叔，英國人更普遍視其為「英奸」，反而同代的建制精英權貴，兔死狐悲，不免感懐一番。
我天生化外之民，除了在港大和「信報」分别工作過兩年外，從來都不是建制的一份子，但作為社會邊緣人，自食其力，因緣際會，竟然也和不少建制人物打過交道。大概是2003-4年左右吧，沒有正職的我靠賣文維生，但報刊地盤罕有，主要是做槍手，替人作嫁衣裳。由高官轉向商界發展的王英偉是港大同級同學（同屆有二人考入政府做AO，分別為王英偉和曹萬泰），因為道不同，從無交往，只是相識。他是羅康瑞等人組成的香港工商專業聯會骨幹成員，他們要找人寫些房屋政策之類的政策性文章，向政府獻計，經中間人介紹，找了我做執筆人。我到過聯會位於銅鑼灣世貿中心的總部開過幾次會，因而認識了曾任聯會會長落任後轉為顧問的鍾逸傑，有一次跟他面對面詳談房屋政策和政府管治問題。
鍾逸傑做過房委會主席，對房屋政策當然知之甚詳，但他說的大部分我自己做硏究已經讀過有關資料，最想知道英國人制定有關政策的政治作用，他不會告訴我，反而有關行政局的運作模式及政府政策的形成過程，他卻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教我充分明白，為什麼回歸後所謂「港人治港」沿用英治時期的行政主導模式會荒腔走板，「一國兩制」最終變形走樣。中共以為香港換了支旗便可維持「五十年不變」，用控制選舉產生特首表面比女皇委派總督來港管治更民主，應該更有利行政主導的管治模式，殊不知全不是那回事。
原來九七政權一易手，中英美一早有默契「欽點」在彭定康執政時期便放在行政局「學車」的董建華只學懂皮毛，根本不知管治為何物，結果當然是學虎不成反類犬，一塌糊塗。港英管治時期，總督雖然是英女皇指派，必須定期（尤其是政策出現重大爭議）返英述職，但不能獨行獨斷，所有政策必須會同行政局決定，如有重大分歧，就要返英尋求宗主國意見，不排除最終撤回有關政策，因此彭定康一履新，第一個重大政治動作就是解散行政局，委任自己信賴的精英。其次，行政局不錯是由代表各大財團和利益集團的精英組成，但他們真的是精英，而且不是負責制定政策，只是審議政策。政策由AO精英籌劃，先透過各級諮詢委員會徵詢民意，試探民情，一般做法是先出綠皮書，納入民意後修訂為白皮書，再交上行政局審議。
行政局成員的作用是「踢蹺」，從多方面及多角度批評有關政策，幾經挑剔，多番修訂，才公開推出，行政局尤其是首席議員，甚至有責任向公眾解釋有關政策，捍衛政府的立場。這樣子千錘百煉制定的政策，雖然不民主，卻甚少甩漏，所以很少惹起社會重大爭議。事實上，如果政府明知政策會遭受絕大部分市民和輿論反對，更會擱置或收回，避免重大社會衝突。因是之故，九七年前港英沒有民主，八十年代開始才逐步開放政制，讓部分民意通過直選議員在立法局反映，鍾逸傑一手策劃由香港當年三大社會學家劉兆佳、黃紹倫和李明堃根據結構功能學派宗師Talcott Parsons的理論獻策設立的功能組別，則用作攏絡各大專業團體，反映和代表他們的利益，一樣行之有效，足以確保社會穩定繁榮。
回歸後，行政會議立即走樣，很多成員根本不夠資格，但因為政治關係才獲委任，例如幾個土共代表，除了曾鈺成勉強合格外，其餘如鄭耀棠之流，恐怕連英文文件也不懂看，試問會有什麼真知灼見？董建華亂港七年，最初還有代表AO精英的陳方安生頂住，她根本陽奉陰違，不會理會什麼也不懂的董建華，繼續維持行之有效的文官系統運作，而最初中共絕對信任老懵董，敗壞情況也不致那麼顯著，但董建華靠諂媚奉承江澤民上任，違反客觀規律強行提前啟用新機場，一樣搞到倒瀉籮蟹，醜出國際，陳方安生亦要孭鑊。
其後兩人不和，廖暉斥退陳方安生，獨攬董建華，實行高官問責制，取代原來的AO文官制度。董建華用人唯親固然不用說，他吸納的精英如梁錦松、廖秀冬、楊永強等人，公平地說，能力雖也比後來每下愈況的廢官高很多，卻自以為是，不再依循原來制定政策的做法，加上政治正確先行，結果開始敗壞體制，種下禍根，部分政策如什麼一條龍教育改革、衡工量值、一刀切外判和私營化....更遺害至今，為今天香港的淪亡，埋下種籽。自此，原來的行政主導管治模式已經變形走樣，愈弄愈糟，行政會議不但形同虚設，更被架空，由董建華開始，各屆特首都另立「小中央」，用自己的智囊，連早禱會也徒具形式，到現在自以為「好打得」的林鄭月娥，更剛愎自用，索性一言以為天下法好了。其他禮崩樂壞的情況，已經是歷史，有目共睹，毋須多贅。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帝國也不是一天衰落的。香港可能真的需要時代革命，但光復香港，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