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官商勾結」，以官、商、學組成「攻守同盟」來理解香港追求善治的最大阻力，會更精確地指出問題所在。官商學同盟——包括某些經濟學者、前高官、財經KOL和靠金融地產搵大茶飯食的專業人士在內－他們政治上對中央表現忠誠，但經濟上往往陽奉陰違，並利用政治上的雄厚資本(例如過去和建制派政黨建立的伙伴關係)達至本身利益極大化。
官商學同盟不一定有或需要緊密連繫，形成甚麼「深層政府」。「默契波」可存在於有意無意之間，但香港過去長年靠資產增值遊戲創造「財富」，少不免以大地產商及金融巨企的利益為依歸。由這班人做莊家，年年食最大份，這套遊戲規則之所以說服到人，說服到中央，便有賴主流經濟學的論述－例如簡單低稅制、獅子山故事、拆牆鬆綁論——賦予其正當性，使這個龐大利益集團黏合成左右政府的力量。靠傳媒高層、政治公關和文宣機器發揮影響力，跟政府、政黨及民間持續互動——有樓階級利之所在，不想樓價趺，很容易與其站在同一陣線－同盟中人掌握著經濟事務的主導權和話語權。中央在政治上有全面管治權，但政治權力最終體現在經濟民生之上，這一層，中央在「自由市場至上」的論述下也綁手綁腳：最低工資拖無可拖才實施，劏房租務管制千呼萬喚才推行，仍拒絕設起始租金——凡事以大集團和食利者的利益為先，拒絕稅制改革，結構性劫貧濟富的問題怎會改善？
有益及有建設性的聲音被邉緣化
「覓地建屋」作為解決房屋問題的法門，港官說了多年。過去有人建議懲罰囤地者，徵空置稅，不用港官開聲，由經濟學者到財經版作者便紛紛出言恐嚇，批評干預市場的行為只會好心做壞事，嚇走投資者，損害經濟。一般人很難有效質疑這班KOL。官商學同盟形成的共識，正正就是增加土地供應－但他們不會檢討當年推行活化公屋、降低強拍門檻政策的實際成效，亦不會考究有幾多公共屋村重建後變豪宅，市建局拆毀的社區最後又改善到幾多人的居住環境。
由於有城規會和保育條例等屏障，想阻止囤／霸地自肥、肆意破壞環境的行為，仍有一些空間。大地主、土豪惡霸及其喉舌當然不會罷休，一面迫政府盡快拆牆，一面設法控制輿論－例如某些經濟學者三番四次砌詞攻擊本土研究社。雙方拉鋸多年，同理心欠奉、只懂得睇錢份上、嚴重缺乏自我反省能力、兼不重視調研，沒有做好人性化城市／策略規劃的林鄭政府，在官僚習性下，把「積極不干預」演繹成基建至上的放任巿場主義－因為搞基建既能推動名義上的經濟發展，又可炮製出肉眼見得到的實體政績，巧威威。大興土木開支暴増，扶助巿民的福利事業就反而減少，一步步把香港的境況推向水深火熱。無介入市場的智慧和決心，客觀效果是「居住環境」欠佳住戶創新高，超過12.7萬，基層市民居住問題更一直惡化。《長遠房屋策略》連「告別劏房」也不敢提，經濟學者又走出來歸咎於拆牆鬆綁未夠徹底－敢問是否要無限放寬供款年期，容許市民供樓跨越一世，由下一代接力去増加市場購買力，才叫對消費者好，對社會好？
過去多年，一班港府國師遊走於學界、政府和大財閥之間－主流經濟學者佔據多個重要戰略位置，例如雷鼎鳴歷任特區政府就業專責小組、長遠房屋策略委員會、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扶貧委員會等十多個諮詢架構成員，服務大地產商的王于漸更加是港府權威顧問兼港大首席副校——發揮著操盤、主導市場聲音的關鍵作用(可參考筆者的系列文章《論香港政府的國師芝加哥學派》)。他們同時鼓吹政府要袖手旁觀，由巿場決定怎樣做，便最有效率云云。但事實上，所謂市場聲音一直由商學同盟中人以槓桿方式操弄(由KOL影響一般人，市場論述不斷再生產，形成所謂主流意見。以往沒有網絡平台，只要操盤者和各大傳媒傾掂數，更加易話為)，聽市場聲音的吩咐去做，即被這班大玩家牽著走。就算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言，治港者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善於為民眾辦實事，最終官商不用有實際的勾結，都會被「巿場」演繹成各種最有益於金融地產玩家的經濟民生政策。夏寶龍口中的突出問題 — 貧富懸殊，各方當沒有聽見過。
北部都會區是另一個明顯例子。於港大地理系任教的王緝憲接受傳媒訪問，他的香港往何處去之問題意識相當強，例如他認為「南金融、北創科」的講法「似是而非」，在特區政府的報告中「每個新發展區都要發展創科。」但是，「什麼是創科？怎麼定義創科？香港要發展的是『創科』還是『科創』？」王緝憲拋出一連串問號，「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都沒人能回答清楚。」偏偏主流傳媒和網上財經平台好像完全注意不到一樣，只管配合政府集中討論「覓地建屋」，由此便推敲到官商學同盟是如何運作，威力有多大。
財演大合奏，市場真聽話
近日，新世界旗下社企「新世界建好生活」，聲稱會於新界西發展300伙私人資助房屋項目，以巿價5至6折出售。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例子。新聞出街後，由主流傳媒到網上平台很快出現大量唱好該項目、讚美發展商的聲音，情況類似上次柏傲莊三期爆發醜聞時湧現「洗白」言論(可參考筆者文章《請莊太量教授跟進柏傲莊醜聞》)。《明報》社論是《「民間居屋」拆牆鬆綁 官僚因循緩不濟急》，連同相關新聞報道佔全版篇幅。《信報》也不弱，《新世界擬建私營居屋 首期13.5萬》的報道有半版之多。財金KOL的吹奏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面倒正評，內容大同小異，諸如「勿以小善而不為」，又或「冇理由俾新世界專美，我係其他發展商，就跟機啦！」總之，要幾肉麻有幾肉麻。
在關鍵時刻，要說服心存疑慮的市民，頭上有光環的經濟學者便幫到手，「這個倡議方案需要得到政府支持。首先，補地價的問題，政府要知道地價愈高，上車便只會愈貴。」由此推敲得出，整個公關工程旨在造勢爭取公眾支持，政府便可順水推舟配合（政府很快表示歡迎），給予補地價折扣等優惠，以及推行「公私合營」之類的拆牆鬆綁計劃，大量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畢竟幫助年輕家庭盡快「上車」要緊。只要開了頭，囤地千頃的發展商及土豪便有機會套現，相關專業人士及既得利益者亦有肥豬肉分，香港的深層次矛盾，食得架？
本土研究社成員陳劍青質疑，這個被一班財演合力推銷的「公益項目」是笑話：「要你決志30-40年青春每月萬幾兩萬齋供樓；樓價額外再多百幾萬俾利息銀行或財仔。依家居屋建築成本唔駛一百萬；賣幾百萬叫自己「非牟利」；繼續俾3年轉手引炒家入局同上車客爭；連拎出黎塊地都唔講有幾山旯旮；就搵哂全行地產PR打手唔怕醜背書吹奏；咁樣，有個發展商叫做幫青年人「建好生活」」我們不需要盡信陳劍青之言，但他提出一個重要疑問：假如售價遠高於成本，即使有可觀折扣，仍可稱做「非牟利」？這還未計有了這項目打頭陣，隨之而來的各種有形及無形好處啊！這算不算一種延後而隱性的「牟利」方式？所謂「非牟利」實質是一種蝕頭賺尾的折讓嗎？
當然，地產商肯搞大抽獎，總比不搞的好，如果搞得成，相信也會有不少人參與，博個機會。只不過，如果官商學同盟真的心繫中央，真的追求善治，用這種舊思維根本不可能有效破解深層次問題。筆者在《「北部都會區」會令中資變樓蟹嗎？》剖析過，政府面對一個兩難處境：大量增加樓房供應，高樓價無法維持，會產生「負財富效應」，最終很可能拖中央落水，被大地產商牽著鼻子走，焗住搶救大得不能倒的樓市，鎖住原本用來對付內債危機的子彈，並限制了她解決問題的選項，給美帝渾水摸魚的機會；但不增加供應，又不改革稅制的話，樓價和租金繼續高不可攀，生活指數高企，只會令越來越多人被陰乾，被赤貧化，醞釀一場更難以預測的社會危機。當移民賣樓潮持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香港物業報告2021》又揭示，涉及空置物業多達52,366伙，要紓緩有人無樓住、有樓無人住的荒謬現象，社會的討論方向為何不是盡快徵空置稅，而是覓地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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