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兆康 （註冊社工、現職關注無家者團體的項目經理（個案工作））
林嫣紅博士（香港樹仁大學心理及輔導系助理教授）
無家者是社會中的弱勢社群，當中最受人關注的，就是在精神健康。根據中大尤努斯社會事業中心與6間社福機構去年發表無家者人口統計調查結果，有四分一（25.4%）無家者過去6個月曾服用精神科藥物。約三成（28.7%）出現抑鬱徵狀，兩成半（26.3%）出現焦慮徵狀，而當中有一個新型精神疾病群體正在上升，就是被囤積症（compulsive hoarding）困擾的無家者。
學者已於《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 DSM）第五版，將囤積症定義為精神科疾病，並且歸類於強迫症和相關疾病部分。據估計在社區當中的患病率是介於1.5% 到 6% 之間（APA, 2013）。患病者的特徵包括獲取和保存物品的衝動，明顯無法丟棄對其他人可能沒有明顯價值的物品，以及由於日常生活空間過度混亂而導致日常生活受影響。平均發病年齡為 13.4 歲，60% 的患者報告症狀在 12 歲時出現，到 18 歲時增加到 80%（Grisham 等，2006）。可惜非常少人察覺到過度囤積物品是需要接受專業治療的。這個群體通常都因過度囤積而面對不少困難，不僅是生活空間受限，因過多的物件、食物引來蒼蠅、蟑螂、老鼠等影響環境衛生，致使與家人產生衝突，嚴重的更會影響鄰里。特別是處於空巢期的退休獨居老人，缺乏人際社交活動，便容易將情緒投射在擁有物品上，從中獲得某種控制及安全感。另亦有愛囤積的個案因早年缺乏愛，較無安全感。到了中老年階段，小時候曾受過的創傷再次受到刺激，以致他不由自主地索取更多安全感，以擁有物品來滿足空虛與孤獨，而有研究顯示，囤積症普遍年紀愈大、狀況會更嚴重，更難去斷捨離。而當囤積狀況變得嚴重，患者家庭摩擦增多、或因環境衛生被投訴，及後離開住所、家庭後，他們便會成為無家者。
在此分享一個介入囤積症無家者的真實故事。
「普遍因囤積而無家的街友，囤積症已嚴重困擾他們的精神狀態。」
曾有一個案例是關於一位男性無家者，他沒有其他社會服務跟進，及後得悉他無家的狀態，社工開始進行介入，先給他賓館暫住。經過一段時間後，伯伯已囤積了像山一樣的紙皮，還有不同的熱飯及食物。房間頓時成為了蟑螂的溫床，影響公眾衛生，因此賓館接收了不少投訴。在經歷一段糾纏後，社工才成功清除當中的雜物。事實上，這個問題亦對於協助他的機構來說也是一大難題。普遍因囤積而無家的街友，情況已經相當嚴重，囤積症已嚴重困擾他們的精神狀態。
「紙皮比生命更重要。」
由於伯伯的被囤積症困擾的狀況已是相當嚴重，在他常身處的隧道及公園等，都有著他囤積的紙皮及雜物。辛勞而休息不足的伯伯，身體健康日漸變得更差。負責個案的社工亦繼續和他嘗試介入，仍苦無對策，而執著的伯伯、拒絕了其他的轉介，決意要保護他的「寶物」。社工同事只有等待著機會，然而有一天，伯伯的手背突然腫脹起來，相當嚴重。由於社工擔心此乃細菌入血的發炎，他立即叫救護車。當中苦纏了良久，伯伯仍是回望著他的紙皮及物品，重覆著：「咁我堆紙皮點？」，神情非常擔憂。。就連救護員亦按捺不住：「堆野緊要定條命緊要啊？」然後，伯伯悲慟地說：「緊係堆野緊要啦」，令人相當痛心。
這句說話確實隱含了千言萬語。每一片紙皮都有「記憶」依存，每一件囤積而來的物件都是伯伯的「寶物」，是一種「陪伴」。它們在狂風暴雨、日曬雨淋的日子裏不離不棄，靜靜待著伯伯的身邊，讓他少一點孤獨。或許在物件「陪伴」下的伯伯，才感受到自身「真正的存在」。
「體制僵化、專業化下被遺忘的生命。」
社工和救護員用盡九牛二虎之力勸導伯伯，最終成功帶他上了救護車。其後社工的目標便轉向希望伯伯能順利留院、並處理他長久以來的小便失禁、腳部不良於行的問題。他認爲這次也是機會處理他囤積症這個關鍵問題，但奈何經精神科護士的短暫評估後，希望再度落空。因爲她囤積症不會影響自己的生命，加上伯伯拒絕跟進，這涉及到伯伯的人權。結果伯伯在骨科醫生處理他的手背發炎問題後，再次回到他熟悉的隧道。任由同事如何為伯伯爭取更佳支援，包括聯絡醫務社工、護士或主診醫生等等，最後徵結的囤積問題還是並未得到解決，甚至，連手部以外的身體問題都沒有處理。。
「囤積症預防勝於治療、嚴重囤積症應對症下藥。」
雖然囤積症被歸類在強迫症和相關疾病部分，其病因和治療尚處於起步階段。文獻顯示遺傳和特定環境都可能是引發病症的因素（Iervolino 等，2019），例如過去的創傷事件和早期物質剝奪也被認爲是潛在的環境風險因素。現時仍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研發更有效的預防措施，但或許我們可以針對這些風險因素去預防囤積症。一般而言，囤積症是愈早介入，成效愈好。在囤積症治療方面，學術界仍需要大量數據以研發有效的治療方法。可能也因如此，香港醫療系統並未有對囤積症患者提供適切的治療。不過醫療系統絕對有責任治療這些患者，尤其是嚴重囤積問題的人士，以減輕患者、其家人及社會的負擔，絕對不應該忽視這群病人的問題。例如精神科護士及醫生均有責任在囤積病患者入院時更關注此類精神病患者，對症下藥、而精神健康服務提供者可考慮學者提出的認知行為療法去減輕囤積症的病徵。當然，幫助這群病人並不單只是醫療系統及社會福利的責任，病人的家人、朋友及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及理解都相當重要。
「社會需提升對囤積症的意識。」
今日囤積問題再次成爲社會的討論焦點。因爲何文田獨居老人在自己囤積的家身故、以及貝澳的一位婆婆的「老鼠屋」一事都引起了社會極大迴響。社會大眾普遍都偏向指責兩位長者。無可否認，社會污名（social stigma）是嚴重的，也會直接及間接加劇囤積症患者的精神健康問題。社會人士只在意報道「垃圾伯伯」「公屋污鼠」等狀況，以負面言詞來描述相關狀況，但卻忘卻兩位長者的精神狀況。他們的病況是一點一滴地慢慢累積而成，過往沒有人了解接觸他們的心理需要，並且介入及協助，致使他們狀況雪上加霜。囤積症是一種被輕視的新型精神疾病，需要更多社會聲音提升關注，同時，若能提早防治，便能大幅緩解惡化的機會。
參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 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Arlington, VA: Author.
Grisham, J. R., Frost, R. O., Steketee, G., Kim, H. J., & Hood, S. (2006). Age of onset of compulsive hoarding. Journal of anxiety disorders, 20(5), 675-686.
Iervolino, A. C., Perroud, N., Fullana, M. A., Guipponi, M., Cherkas, L., Collier, D. A., & Mataix-Cols, D. (2009). Prevalence and heritability of compulsive hoarding: a twin stud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6(10), 1156-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