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職議員助理已達一年餘，關於社區組織的想法、期望已經有數次的轉換，但仍然有些關於社區組織的功能和意義的問題想不明白，適逢看到友人關於派物資的貼文，我也對此有一些想法、因此我把一些常見對組織的看法和我對這些看法的質疑結集成問題，看看能否拋磚引玉，促成更多的討論。下文可能有很多對現有路線的批判，但我的意思絕不是全盤否定區議會，只是希望更準確描述當下狀況。
組織之難
首先，關於組織街坊，常見的看法有「將街坊生活上的難處和政治連結起來，令他們變得政治化。」但一年以來的組織經驗來看，固然有一些街坊的想法會因為和我們討論而變得相近，但更多的是在做完個案後根本沒有討論政治的機會。我所工作的地區是公屋區，很多時候的受眾均是一些基層，大多個案都是「填表」、「登記健康驛站」。但不要說討論「民主是否好東西」、「你覺得政府怎麼樣」。很多時候現實環境就消耗了他們大部分的心力和耐性，我們在他們的看中更多是「文書工作加速器」，甚至有些街坊基本上跑進來就自動把身份證、表格、一堆證明文件放在你案頭，說一句「我唔識字幫幫手」要求你幫他填表時，而你鼓勵他在表格上嘗試寫自己名字也搖頭時，我難以想像如何到達「討論政治」的那一步。即使有些街坊能力好一點，但大政治常給予他們無力感，很多時候我們努力將解釋我們與工聯會的分別過後，他們便會回一句「我一介草民，還是算吧」回絕。
第二個問題就是不少區議員、學者都會呼籲我們「將社區的物質利益和政治訴求連結起來，令社區運動變為政治運動的支線。」[1]但我在這一年的體驗卻是社區運動和五大訴求實在相差大遠，甚至看不到如何連起來。一方面人們以為區議員有權力改變地區的物質利益分配，實質上區議員的改變永遠不能逾越政府的大路線。正如政府要興建音樂噴泉區議會無力改變、我們爭取天水圍天南天北各一街市，政府至今連為何沒有在天水圍北選址作研究也未有答覆。如果認為當了區議員、成為區議會大多數就能控制實質的物質利益，更多的是對政治的無知。在這脈落下，只能改變「垃圾桶擺放位置」、「每月滅蚊頻率」的區議員，很多時候和五大訴求、或者所謂「國際線」、「主線」脫節。方向錯了，拼了命成為最優秀的「屋邨物管」，有助改變社會嗎？我不知道。甚至在一次和青年的分享會中，他們也不認為「走上街頭抗爭」和「和官員視察滅蚊」為何同是改變社會。
其三，有朋友表示區議員雖然未必像過去一樣在建制內有一定斡旋空間，但在疫情下，可以透過組織居民作基層自救。首先在疫情經驗區議員和社區更多不是一種「一同作戰」的關係，而是「代理人」關係，區議員很多時候成為口罩代購員。同時，筆者並非否定各位區議員、熱心人士的努力，只是疫情帶來的禍害、經濟困難、家暴、兒童權利種種都不是單純「自救」可以解決。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社會、體制之中。過份美化「自救」更多會弱化經濟困難的苦況。
區議會政治的歷史
其實，對於香港居民運動發展與未來，我也是存在懷疑。居民運動所以會在香港出現，和過去七八十年代居住環境差有很大關係，在鍾耀華的〈居民運動與議會之間〉引《城市縱橫》一書中提及當時的公屋有「頂樓熱」問題、晚上氣溫可達四十度、風化案嚴重種種、於是有社工組織居民，成立「公屋評議會」。但後來居住環境改善、原來的居民運動路線該漸漸沒落。如今，到底透過「改變社區」吸引人投身政治的居民運動已失去吸引力。[2]我並不是說居民運動至今已完全沒有可能，只是八十年代的政治已不能照辦煮碗。
要說到居民運動終結，就不能不談區議會的誕生。區議會是政府設立地區諮詢組織，沒有實權。政策倡議模式多依靠議員平日和官員的交流、開會等；有時區議員可以舉辦一些文娛、康體活動等。沒有實權、靠政府權力，但同時因為很多時候能與官員交流令市民產生「議員權力很大」的錯覺，作為「行政吸納政治」工具近乎完美。因此，不管是馬嶽或馮可立，均會把區議會視為「行政吸納政治」[3]，政府「懷柔」反抗力量的手段。不說遠的，在反送中時，有telegram 群組、也有不少自發組織，但現在(區選大勝後)很多時社區議題、政治均外判予區議員，變相就是吸納政治手段，弱化強制外組織。[4]
而再宏觀的看，區議會又不過是立會在九零年代有直選後的「政黨政治」支線。九十年代的民主回歸論主導了政黨政治發展，區議會議席、選區成為了立會直選時的動員基礎，令到整體的區議會有強烈選舉機器導導向，也影響到今日議辦模式和印象。例如建制派喜以蛇齋餅粽吸引選民。或是某些泛民議員會強調跟進個案換取選票多於組織居民自發參與社區事務（尤其前者比後者實在輕鬆太多的時候。如今反送中後、議會政治不復再，如果繼續過去模式無疑緣木求魚、刻舟求劍。）
國安法下，區議會政治的挑戰更為嚴重，固然有不少議員依然繼續堅守信念，但也有不少議員自我審查，每日擔心北京DQ自己，於是行事完全去政治化，以成為「最優秀物管」為目標（更差劣的議員就以大眾忘記自己為目標，哈）。筆者無意批判組織地下化，亦同意在高壓環境下，擦邊球是必要的手段。只是區議會在歷史上作為政黨政治的支線、在架構上也是「行政吸納政治」的絕佳利器，如果漫無目的「擦邊球」、「躺平」，實際上已和廢了武功無異。這裡必須要說一段小插曲，有位街坊朋友向我老闆吹噓自己如何有政治智慧，說自己在社區派物資大受歡迎，譏笑我們搞公民教育無意義，或說舉辦初選毫無政治智慧，指入獄者未有考慮風險、政治判斷失當云云。對這些說法，憤怒之餘更是感受到「蛇齋餅粽毒」遺害深遠，它甚至會令某些人認為「蛇齋餅粽」就是意義本身。
新開始在哪？
說了那麼多區議會作為政治路線不是，但正如開首所言，筆者並不是希望全盤否定民主派區議員，而是在強調「社區自救」、「區議會大勝後新一頁」、「要做街坊的定心丹」等說法下重新評價區議會的作用。事實上，區議會作為基層組織和動員也有一定意義，例如可能今日提起街工，會想起懦弱和白頭，但無可否認葵青區的街坊在街工滴水穿石的影響下有改邊變，也有部份街坊成為爭取基層、勞工政策行動時的常客。
即使現在，有區議員的社區藝術重新令居民反思自身和其身處空間的關係；某些強調街坊自發的區議員仍努力希望在最後的任期召開會員大會，或不斷連結不同NGO、非建制團體，目的均是希望重新連結、組織起散落的群眾。也有一些基層組織的朋友，仍然繼續做基層政策倡議，或在疫情時將基層面對困難揭示予大眾。
可能一切答案在DQ大部分區議員後就變得沒有意義。但假設我們沒有放棄改變社會，我們謂是要繼續思考組織群眾的意義何在、我們到底是在怎樣的歷史時空有類似的做法，在新的時代些這事情到底是否還有意義，如果沒有又如何改變？
組織群眾從來都是對應一個大的目標和論述，而對大方向，其實還有很多問題要填補，例如「國際線」的作用與局限？中國或香港內部社會到底如何？香港的階級特性和分析如何？香港會有甚麼矛盾存在.........
可能「做區」是很「微觀」的事，但如果微觀最後不能接上宏觀的政治願景，我們不過是在白費氣力1。
有很多事情，我都沒有答案，但我肯定的是，成為超級物管並不是一個改變社會的方法。
後記
所以寫一個這樣的整理，更多是友人一句﹕「你的工作不能說沒有意義，但抱歉這並不是改變社會的位置。」對組織者而言，沒有說話比這句話更能刺中內心，因為這句話不單單是一個政治判斷，更是對某些組織者(絕對不是工作只有一年的我)所有工作的否定。
組織者很多時候都面對著「幫人VS大格局」的張力，我很多時候上班，我很清楚所幫助的個案基本上也不會成為日後的支持者（甚至有些相熟街坊基本上找你都是傾訴心事或索取物資，談到政治就故左右而言他）。有前輩更說「做CASE不應成為工作主軸」時，固然理性上我知道做CASE和改變社會無關，只是當你面對活生生的人，他曾先後被三四個政府部門當人球最後「射」到辦事處時，然後你幫助他可能只需要半小時，但如果你選擇袖手旁觀他很大機會再花數日也沒法解決問題時(其實並不罕見，例如不識字的街坊在申請津貼時不懂寫聲明書)，你又很難有理由拒絕。太多的情緒勞動，會使你時常慨嘆世道不公，但如果經常傷春悲秋，根本無法工作，所以有時漸漸明白「組織者要鐵石心腸」是甚麼意思。
又，我知道有小學生、中學生模仿區議員行事，搞關注組，和官員一起拍「指地相」，希望日後成為「區議員」時，心情好壞參半。固然為他們對改變社會充滿熱情而高興，只是在另一方面，慨嘆他們選擇了一條最差的路去改變社會。
[1] 這個說法可見，許寶強﹕ 〈蛇齋餅糉以外的想像〉，我想他應該會認同當年他對區議會的想像過於樂觀吧。
[2] 出自鍾耀華﹕〈居民運動與議會之間〉
[3] 可參考馮可立﹕《貧而無怨難﹕香港民生福利發展史》
[4] 林進面書一則貼文寫得好，他說﹕「見到好多人留言，好多人話多謝我地我唔係要依啲，我要大家行出黎自救呀自己社區都守護唔到，點守護香港！黎緊直到宣誓前，我只會做一件事：希望可以同大家開一次居民大會，瑞華嘅街坊固然希望大家參加天水圍嘅街坊都可以參加，一齊傾下點搞天水圍希望大家可以共謀出路。」
圖﹕一次在屯門行山時模仿議員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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