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徵費已經延至八月才實行，前南區區議會同事、環團代表司馬文提到我們經已醞釀了20年，形容香港政府已經準備好實行徵費政策。到底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在這個討論的過程，我們有聽過環保團體的立場、有聽過政府的回應、有了解過一些市民反對的理由、有見過立法會有議員希望暫緩的說法，也曾經有過一班立法會議員希望推行。不過，我們鮮有聽見一群垃圾徵費的前線同工說法——一群拾荒者與清潔工。
日前參與了一場有關八月份垃圾徵費的辯論會，主角便是一班清潔工，席間有清潔工工會代表，還有勞聯選委界的立法會議員、關注基層勞權權益的機構、環保倡議組織，還有坐在台下一角與社工並坐的拾荒者代表，席間互相分享各自的關注點及立場，有支持、有反對、有不置可否。我們嘗試先歸納不同方面的意見，再談談當中的反省。
清潔工與拾荒者
清潔工最主要面對一些務實的問題，畢竟他們工作的需要會直接接觸到垃圾。他們普遍不信任香港人可以好快適應，會擔心到政策是否會理想地實行得到，擔心假如不慎處理垃圾會否反而負上法律責任。舉個例子，一般公共房屋的垃圾槽只有大約比A4紙大小小的槽口位，這是建基於多年以來工業意外衍生的一種設計，奈何有些街坊會扔掉大袋垃圾，工友會把大袋的垃圾𠝹開左再扔入垃圾槽，假如實行徵費後，如此的動作就會破壞綠色垃圾袋，會否變相犯法？針對一些市民不慎處理垃圾，沒有用指定垃圾袋，然而清潔工又不是執法者，到底清潔工屆時的角色又是怎樣？在現實操作裡面，清潔工的知識層面根本不足以處理這些情況。有工會的代表也擔心，法例實施行後，清潔公司會否演變成律師樓，每日要處理許多關於免責辯護的問題，畢竟清潔工普遍都是低學歷的朋友，文件工作都會演變成一個沉重負擔。
除了正規的清潔工，自僱的拾荒者的聲音亦十分重要。拾荒者即我們在路邊所見的紙皮公公或婆婆，每日到商店收集紙皮、後續處理、到回收商以每公斤幾毫子的價錢售出他們所收集的紙皮，他們是整條資源回收鏈裡面的一個重要持份者，亦是最前線。歸納現場拾荒者及協助拾荒者團體的意見，拾荒者面對左右兩難的局面，有一個拾荒者發言「我都不知自己應該贊成還是反對」。這關乎他們的日常操作，他們收集紙皮的時候，間中會收到一些垃圾，現在他們會走到垃圾收集站處理。日後垃圾徵費，他們的處境就相當尷尬，到底收到垃圾要如何處理？環保署官員向拾荒者喊話說，他們最終仍然需要用綠色收費垃圾袋處理垃圾。他們面對著成本上升及被捕風險。
不論是清潔工、拾荒者，還是更多於舊區工作的自僱倒樓工人，他們的聲音被看見嗎？在他們的角度，垃圾徵費政策的推行，他們看來是把政府責任轉嫁窮人與基層，政府自身的責任又在哪裡？到底是否市民做得不好，就用加罰則等方法來迫使市民做得更好？既然差餉已包含市政費用，何以要再架床疊屋？這些問題在基層當中不斷醞釀，然而社會不能提供一個滿意的答案。
物業管理的艱難
雖然論壇未有物管界別直接參與，惟有參與物業管理工作的參加者發言指出，保安員、管理公司、清潔工均是一個複雜的三角關係。一些回收及廢物問題，往往都是互相推來推去，例如縱使屋苑有回收設施，但回收量多而回收公司未有頻密收集的時候，回收設施經常爆滿，多餘的回收物仍然被要求扔到堆填區。這也是部份與會街坊不信任屋苑三色回收桶的其中一個原因。那麼日後徵費後，這個三角關係又可以怎樣應付這個複雜的管理問題？更甚，部份是三無大廈，該些私人住宅沒有業主立法案團、沒有物管公司、沒有清潔公司，分分鐘連一個共用的大垃圾筒都沒有，好些只靠幾個業主夾錢聘請獨立執業的倒樓工人，垃圾收費的政策又可以如何落實？
關注團體的無奈
多個關注基層勞工及拾荒者的團體嘗試疏理整個情況，核心仍然是規劃問題。舉個例子，一些臨時垃圾收集站沒水、沒電、沒更衣地方，然而多年以來問題沒有被改善，工友被受影響，僅最近署方終於願意改善兩個臨時收集站（算是有點成果）；又例如房署公屋的大型垃圾收集點往往在邨尾或者上坡位置，增加了居民及清潔工回收的困難，故很難推動居民妥善處理垃圾，這些都是屋邨設計層面可以解決的問題。有關注團體曾經與一些清潔從業員到外國參觀，發現其他地方的資源回收工作與香港的經驗完全不同，都是相對香港先進，例如台灣的資源回收業界不會當枯枝落葉是垃圾，而是回收物。他們質疑政策制訂過程裡面，到底前線工友的角色是怎樣，有同工提到「往往說先行先試，先執行後檢討，惟政策往往換來基層埋單，是否我們想遇見的情況」。
環保團體的理想
席間的環保團體都持相反的觀點，他們當然贊同垃圾徵費安排。除了因為整個收費計劃已經醞釀超過20年，還因為透過收費還可以因而要求政府做更多，也可以以此轉化成為專款專項的政策，迫使政府改善環保政策，推動資源回收及環保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畢竟他們認為，現時香港大部份資源都用作土地基建，例如賣地收入一般都是撥入都是大興土木的工程款項，而市政部門（例如食環署）往往獲分配相對較少資源，日後若有專款專項或許是增加市政部門財政資源的可行方法。
立法會的攻防
勞聯的立法會議員默默地參與這場討論，亦有現場觀眾都有問及立法會層次的政策跟進。在回應職工提出的疑慮時，提到法例有免責辯護，相信清潔工人能夠被保護，並認同拾荒者或者風險更大，認為食環署日後不應一刀切，反而推動吸予拾荒者更多身份。與此同時，議員認同應該爭取新建的垃圾收集站應有新的設計標準，同時局方交出時間表陸續改善現有設施，從而提升工友的工作環境。
綜觀清潔工、拾荒者、物管人員、關注團體、環保團體以致立法會議員，不同背景的持份者，都從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觀點。部份觀點或許耳熟能詳，部份觀點或許是新鮮的角度。在整個聆聽與歸納過程，筆者主要從思考模式與社區工作角度再反省。
破除點對點思考的想像
今次的論壇，第一個感觸是令筆者回想從前在社區處理過與廢物有關的個案。
從前有班街坊打電話給筆者反映，投訴屋苑外的馬路旁總有一堆垃圾，影響市容及環境衛生，要立即處理；亦有一些街坊會反映清潔工的工具常常放置在單車停泊處。當我們面對問題，提出要求是十分正常，例如以上的情景，發現問題便會立即跳到完全解決的訴求，或許我們同一時間我們往往習慣「點對點」式思考，忽略許多不同細節，例如垃圾從何而來？工友何以要把工具放在單車停泊區？過程是怎樣？當刻，筆者當時的處理進路，是打電話給地區食環署潔淨組負責人邀約一同到場視察，希望找出狀況的根源。
實地視察的日子，三個食環署的代表及一個外判清潔承辦商的工頭一同視察，筆者很記得外判清潔承辦商的工頭不斷向筆者吐苦水，談到一些街坊不友善的批評及意見。工頭當時解釋，工友從橙色廢屑箱收集袋裝垃圾後，要放置在附近的路邊，然後由垃圾車來一次過收集處理，每日會循環幾次，而安排的原因是區內沒有公家的垃圾收集站，也是外判承辦商工具放置在單車停泊處的原因。所以，袋裝垃圾出現在路邊是很正常情況，當然及後經協調後在做法上有些調節，嘗試回應居民擔心。
筆者理解到，區內沒有公家的垃圾收集站問題造成不同社區持份者的磨擦，故此值得思考到底有沒有其它方法能夠處理問題。及後筆者嘗試在區內找些地方作為臨時收集站或者工具擺放點，與食環署研究可行性。雖然最後受限於許多可行性因素，例如臨時收集站帶來額外的衛生問題、沒有適合的土地作為工具擺放點，而令到方案未被落實，但是可以在過程中了解到不同持份者的考慮點，包括一些曾被忽略的角度，嘗試找找平衡各方的方法。事後於社交媒體匯報的時候，筆者嘗試立體地呈現不同面向，街坊到理解實際情況不是那麼單一，似乎不是立即可完全解決的問題。
回到今時今日我們討論的議題，當有人提及「香港已經準備去迎接徵費」，政策都如箭在弦，不論我們的身份，我們會否可以反問多幾句「真的準備好？」，嘗試探求議題多元性及多面向，議題中間都有很多的角度可能未被發挖，從而去思考問題及將來進路，或者最後的結果會更理想，或切合現實情況。
社區工作的想像
回到社區工作的角度，筆者會不斷去問「誰是你的鄰舍」。
「鄰舍」這個概念是源於基督教信仰，可以理解成那些不可愛、被邊緣化、被忽視的群體。「鄰舍」本應是一些會互相關心的群體，然而人因着種種原因，或會忽視或邊緣化某些群體，信仰的核心價值推使我們把這些不被愛或邊緣化的群體都定義為「鄰舍」，去接納和關心他們。與此同時，正正因為我們活在同一個空間，大家必然有共同的生活體驗，可以建立對地方的認同感及近似價值觀，讓我們可以互相支援，建構出「社區」（Community）的想像。
因此，筆者始終認為社區工作不單單是滿足某一方的意願，而是讓社區每一份子都有知情權與發言權，把社區裡面每一份子都納入到討論裡面，讓不同人的意見有被聽見的機會，甚至有被發揮的機會。今次論壇是一個良好的示範，展現出社區工作的理想模樣，讓到清潔工、拾荒者都可以納入整個討論裡面。
當他們的聲音被聽見後，下一步就要想想如何發揮他們的角色。我們日常生活常常有種「職業定型」，清潔工就只負責掃街滅蟲滅鼠，拾荒者就一定是那群放棄長生津而執紙皮的老友記，然而他們確實有自己的才能，資源回收也算是一種專業，我們又能否打破「職業定型」，賦予他們新的角色？在資源回收的議題裡面，我們能否邀請他們教一教大家處理不同垃圾？街坊怎樣的扔垃圾會更方便工友們的工作？
當我們可以識別到誰是我們「鄰舍」，讓他們的聲音被聽見，然後他們在這個群體中在議題上有發揮空間，正可以營造出一個理想的「社區」。近幾年我們身處的社會複雜多變，有說社區工作似乎是一個末日，但筆者再去反省的時候，似乎是我們對社區工作都有種定型，社區工作仍然有許多想像空間。
我們準備好嗎？
回到垃圾徵費，我們真的準備好嗎？今場討論的出現，會否是我們思慮不周所致？這些討論是不是應該在政策討論的初期而被提出來處理？
倘若社會政策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法，推行政策的過程中，除了思考政策工具、短期及長期影響之外，我們得要想想到底會否忽略了一些人？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意見、角色納入整個政策裡面。垃圾徵費本身是希望透過收費制度，從而令大家改變回收習慣的一種手段，最終達至減廢的目標。從本質而言並無不妥，不過在實行的階段，就認真要處理好配套、持份者關注等問題，例如論壇中出現過的清潔工友、拾荒者、關注團體等。
正當環保團體不斷力倡減廢的時候，政策倡議又能否融入前線工友、一般街坊的視角？立法會在討論的時候，又如何為不同持份者找個平衡的解決方法？正當政府思考下一步的進路，倒不如也想想這些持份者的意見，嘗試加入成為落實政策的考慮因素之一？
最後，筆者再次感謝主辦團體的付出，能夠讓基層工友聲音被看見，並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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