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22年MIRROR演唱會墮屏事故，總承辦商「藝能工程」3名職員涉在演唱會籌備階段虛報設備的重量，使康文署批准演唱會舉行。3人否認一項串謀欺詐罪，案件今（18日）於區域法院續審。負責協調演唱會場地的康文署副經理黃詠琪出庭作供。辯方指，康文署在公眾安全方面有監察角色，質疑在是次意外中，康文署對於舞台設備的重量、安裝方法和起重方式等，均一概不知情。黃則表示：「呢樣嘢唔需要我哋負責」，因舞台的搭建安全而是由主辦單位負責。辯方又質疑，黃確認舞台設備的安裝方法、誰人負責佈置，是不需要經康文署批准，那便會與公眾安全為首的理念「有少少衝突」。黃則回應，所以演唱會主辦方需要找註冊工程師撰寫報告，證明懸吊物是安全和穩妥，康文署才會批准演唱會進行。
黃詠琪另確認，康文署委聘的工程顧問公司Fugro，實質工作是就「藝能」提供的設備負重表，計算有否超出紅館天花的承重量；以及按照圖則，來檢查懸吊物品是否掛在正確位置，惟不需要檢查懸掛方式。黃亦確認從未見過任何人在紅館替設備磅重。
康文署副經理稱首被告曾提議懸掛12隻吊船
第二名控方傳召的證人為負責紅館場務的康文署副經理黃詠琪。她供稱，2021年11月收到上司、康文署經理鄧曉璇的指示，需跟進MIRROR 演唱會的統籌工作。她曾經與演唱會主辦單位「大國文化」、承辦商「藝能工程」等人開會商討技術細節。
黃稱，在2022年5月及6月的會議中，「大國文化」和「藝能工程」的代表，包括首被告吳凱瑩，曾提議在紅館天花懸掛12隻吊船，並在觀眾席旁邊搭建上船位置。黃稱擔心安全問題，觀眾亦可能情緒高漲引致秩序混亂，所以當時不贊成建議。在6月的會議結束後，黃即日連同吳凱瑩實地視察，認為方案不可行，最終通知「大國文化」和「藝能工程」。
電郵紀錄顯示主辦單位於演唱會數天前才交妥文件 工程師前一日才實地視察
黃稱，她曾發電郵給「大國文化」，提醒他們在演唱會舉辦（即7月25日）前30日，提交設備負重表（Loading Table）和索具佈置圖（Rigging Plan）等文件。可是直至7月，「大國文化」仍未交妥文件；在同月的會議中，吳凱瑩則稱會盡快提交。
控方向黃展示電郵往來記錄，顯示在2022年7月13日，首被告吳凱瑩將設備負重表和索具佈置圖傳送給黃詠琪。後來因為吳需要新增多個擴音器，所以要求修改文件資料。吳最終於7月22日深夜，即演唱會舉行數天之前，將更新的文件傳送給黃。
然後黃將相關文件轉發給康文署委聘的工程顧問公司Fugro。註冊工程師溫志華審核後，回覆黃表示沒有問題。
黃稱，溫志華於7月24日，即演唱會前一日，到達紅館做實地視察，確保所有懸吊物品的位置符合索具佈置圖（Rigging Plan）之後，溫便簽發「穩定性證明書（stability certificate）」，證明所有設備是安全和穩妥。黃確認，直至7月24日當天，康文署均容許涉案演唱會進行。
康文署副經理：若申報重量與實際不同會影響公眾安全
控方問到，如果主辦方在設備負重表申報的重量，與實際重量有偏差的話，會怎樣處理。黃詠琪則表示：「因為我冇諗過係唔正確嘅」，所以她沒有預期會遇到這個情況；後來她又表示，若果主辦方有資料需要修改的話，她預期對方會告知她，正如首被告吳凱瑩曾告知她需要新增擴音器。
控方又問，如果設備負重表中所申報的重量，與實際重量不同的話，會否影響到康文署的租場決定。黃詠琪表示會，因為提交不正確資料是違反租場條款，而且申報重量與實際不同的話，會影響公眾安全和節目進行。她又補充，如果她知道資料不正確的話，會要求主辦方重新遞交正確的設備負重表，然後重新經過整個審批程序。
證人確認康文署委聘之工程顧問僅檢查懸吊物位置是否符圖則
代表首兩名被告的資深大律師陳政龍盤問時指，在2022年6月的會議中，懸掛12隻吊船的主意再度被提起，會議結束後，其實是首被告吳凱瑩主動提議即日到紅館實地視察。黃詠琪同意。
有關康文署委聘的工程顧問公司 Fugro，辯方指，他們的工作實質上是按照設備負重表和索具佈置圖，來檢查懸吊物是否掛在正確位置，而黃從未見過任何人在紅館替設備磅重。黃同意。
辯方指，次被告林志華在籌備過程中「冇乜俾過意見或出過聲」，而且黃也未曾收過由林發出的電郵。黃同意。
證人稱不知道第三被告在涉案演唱會的角色
接著由第三被告梁耀祖的代表資深大律師黃佩琪的盤問。黃確認她於2020年5月首次見過第三被告，當時的節目是陳奕迅演唱會，由於疫情關係，紅館場內沒有任何觀眾，只有工作人員進行串流直播的攝錄。
辯方向黃詠琪展示梁耀祖的卡片，指梁任職於廣域策劃有限公司（Infinity Project Management Limited），職位是燈光師。黃詠琪則表示未收過此卡片，因為在陳奕迅演唱會首次見到他時，他是作為「藝能」的代表，所以之後一直以為他是「藝能」的職員。就涉案的MIRROR 演唱會而言，黃詠琪表示不知道梁耀祖的角色是什麼。
辯方：康文署有監察角色 證人則強調主辦方須為舞台安全負責
辯方指，康文署會視公眾安全為首，而「公眾」除了包含觀眾之外，還包括舞台表演者。不過黃詠琪則強調，舞台上的安全是由主辦者一方負責，因舞台設備是由他們帶來，所以他們須確保舞台設備安全和穩妥，也因此康文署在事前會收到由主辦方提交的報告，確認懸吊設備符合安全，而她理解該報告是主辦方委聘「聯和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United Technical Services Limited，簡稱UTS) 」撰寫。她亦確認康文署依賴這份UTS報告，來批准涉案演唱會進行。
辯方指，康文署在公眾安全方面有監察角色，質疑在是次意外中，康文署對於舞台設備的重量、安裝方法和起重方式等，均一概不知情。黃詠琪重申：「呢樣嘢唔需要我哋負責」，而是由主辦單位負責自己帶來的設備的搭建安全，包括LED屏幕。
辯方指，對於設備在天花懸掛、起重情況等步驟，至少康文署並沒有過問，部門中也沒有人本身可以確保到懸吊物品是安全和穩妥。黃回答：「可以咁講。」
辯方又指，沒有資料顯示主辦單位提交給康文署的設備負重表中，懸掛物需要達到國際標準。黃亦確認。
辯方指康文署演藝場館指引註明不適用於紅館
辯方另提到康文署的指引「演藝場館作業備考 - 懸掛布景的硬件設備」，惟該文件標明並不適用於紅館，換言之康文署並沒有就舞台設備的硬件和物料標準定下規管指引。
黃詠琪指，因為紅館被歸類在「圖書館及發展科」轄下，而非「演藝場館」。她其後充，由於這份指引被視為「業界標準」，所以也適用於在紅館設置的舞台，又提到紅館的舞台搭建比一般演藝場館更複雜。
證人確認舞台設備安裝方法及佈置者不需經康文署批准 辯方質疑不符「以安全為首」
辯方問黃，有關舞台設備的安裝方法、誰人負責佈置，是不需要經康文署批准？黃回答：「係呀。」
辯方質疑，黃會否同意她的說法，與康文署以公眾安全為首的理念「有少少衝突」，因為舞台表演者都屬於「公眾」的一部份。黃則回應，所以演唱會主辦方需要找UTS撰寫報告，證明懸吊物是安全和穩妥，康文署才會批准演唱會進行。她亦表示，不知道工程師是基於什麼來簽署報告，但是只要他們簽署了，就代表舞台設備無論在重量、物料和安裝方法等方面，「所有嘢」均是安全。
證人指康文署委聘的工程顧問只需計算承重量及檢查懸吊物位置
在控方覆問階段，黃詠琪澄清，康文署委聘的工程顧問公司Fugro，在實地視察時並不需要檢查設備的懸掛方式。Fugro的工作範圍只是就「藝能」提交的設備負重表，計算有否超出紅館天花的承重量，以確保紅館天花「工字鐵」的結構安全；以及在實地視察的時候檢查懸吊物是否掛在圖則所述的位置，至於掛的方式和方法，工程顧問「係唔需要睇。」
案件下周一續審，控方擬傳召「大國文化」職員出庭作供。
首兩名被告為總承辦商「藝能工程」項目經理吳凱瑩（41歲）及工程統籌林志華（60歲），由資深大律師陳政龍代表。第三被告為燈光師梁耀祖（48歲），由資深大律師黃佩琪代表。3人被控一項「串謀欺詐」罪及一項為交替控罪的「欺詐」罪。
「串謀欺詐」罪指，3人於2022年5月19日至7月25日之間（包括首尾兩日），在香港一同串謀詐騙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經理，即在兩個負重表中，不誠實地及虛假地表示其內所述的各項設備的重量，為該些設備的實際重量，從而誘使康文署經理容許一個名為「MIRROR. WE. ARE. LIVE CONCERT 2022」的演唱會進行。
交替控罪「欺詐」罪指，3人於同一時期，藉作欺騙（即在兩個負重表中，虛假地表示其內所述的各項設備重量，是該設備的實際重量），並意圖詐騙，而誘使康文署的經理作出作為或一連串的作為，即容許一個名為「MIRROR. WE. ARE. LIVE CONCERT 2022」的演唱會進行，而導致「藝能工程有限公司」獲得利益，或導致「大國文化製作有限公司」蒙受不利或有相當程度的可能性會蒙受不利。
案件編號：DCCC29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