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新聞處圖片
李家超政府上任快將一年，官式外訪依然只到過東南亞和中東「引資」，即使計及疫情外訪次數仍未免太少，令人思疑香港的國際經貿空間是否收窄。若要探究香港在國際經貿版圖上的「新位置」，分析歷年最高級官員離港訪問的地點和行程是一個好方法。
研究員透過整理歷任特首首年任期內【註1】特首本人、政務司司長及高級財金經貿官員【註2】的公務外訪（official visits）之地點和公開行程資料，發現過去25年，香港對外經貿關係發生了微妙但重要的轉變。資料只涵蓋特首任期首年，是因為新上任政府會傾向先訪問最重要的合作夥伴，是當屆政府對外經貿關係的寒暑表。為求更準確反映情況，統計數字撇除特首訪京述職和官員參與經濟峰會等主要目的並非與外/內地為建立更緊密聯繫而安排的訪問。
整體趨勢或反映香港國際經貿空間收窄
1／「內訪」漸漸多於外訪
董建華政府在上任後馬不停蹄，特首本人、政務司司長及其高級及財金經貿官員在一年內出國至少12次，往內地則只有4次；但自曾蔭權政府（外訪5次：「內訪」6次）、梁振英政府（外訪7次：「內訪」9次）及林鄭月娥政府（外訪12次：「內訪」16次）則是「內訪」佔多。至於李家超政府則由於內地於2022年嚴格防疫，故不包括述職及參與峰會等的話暫時外訪仍居多（外訪7次：內訪2次），但自內地開關後則近乎清一色「內訪」。近年香港政府積極發展與內地有更緊密經貿關係，但與此同時，官員似乎並非同等熱衷於經營對外經貿關係。
2／外訪國家數目大萎縮
董建華及曾蔭權兩任政府的最高級及財金官員，上任首年內足跡遍佈五大洲，除了南極和非洲外，全都去過。訪問的次數和地區亦平均分佈於香港經貿關係緊密的地區如美洲、歐洲、澳紐、東南亞，似乎是在「分散投資」，沒有特別集中在某地區。值得注意的是董建華及曾蔭權上任首年，其政府的最高級及財金官員足跡甚至遠至南美洲（1998年財政司訪問阿根廷、巴西和智利招商）及中美加勒比海國家（2005年財政司訪問巴巴多斯及牙買加，及南美圭亞那，為世貿各成員國之間的農產品協定爭議斡旋）。
情況自第三位行政長官起有所改變，其政府的最高級及財金官員在上任後首年首次沒有訪問澳紐，到林鄭上任後首年，除了澳紐外，連日本也沒有去，反而往東南亞國家的次數較前任逐漸增多，亦「開拓」了中東市場，但總體來說，訪問的國家數目和地區範圍確實有萎縮情況。
至於李家超政府，他本人及其高級財金官員上任至今只到訪過泰國（還只是出席峰會順道訪問，而非雙方特地安排的官式訪問）、巴林、沙地阿拉伯和阿聯酋（全是中東國家），即使疫情或對外訪有影響（事實上外國一早已開關），但外訪國家的「多樣性」萎縮是不爭事實，能夠接觸的市場廣度亦大不如前。他亦是首位上任後至今尚未到訪過歐美澳紐日等「傳統」重要合作夥伴的特首。
3／首訪地區有所改變
首次出國外訪地點亦具象徵意義，首四任特首首次官式外訪地點均是傳統上最重要的經貿合作夥伴，如新加坡（董、林鄭）和美國（曾、梁），除了具「打招呼」的意義外，亦是重視對方關係的表現。未知是否疫情影響還是其他原因，李家超首次的官式訪問地點是沙地阿拉伯，向一個本來與香港交雜不多的國家爭取對方「認識香港金融市場」，也許反映了香港與傳統經貿合作夥伴的最新關係。
4／ 與傳統經貿合作夥伴關係「急凍」？
情況自林鄭起急轉直下，她是就任期間從未到訪過美國的特首（她原定於2019年9月率團訪問美國但最後取消行程），上任一年內亦沒有到訪澳紐和日本。儘管如此，林鄭任期首年內本人及其下屬財金官員多次外訪歐洲（她在2017年9月訪英、2018年5月投資推廣署署長訪問丹麥、瑞典及芬蘭推銷金融科技、2018年6月財政司司長訪問愛爾蘭推銷綠色金融市場），不過自李家超起，其本人及高級財金經貿官員已絕跡於大部份傳統上香港有緊密經貿關係的地區（只有一次：投資推廣署署長於2022年8月到訪澳紐推銷大灣區概念），仍有高層次外訪的就只剩下東南亞。而最近出訪的沙地及阿聯酋則屬香港屬意開拓的「新市場」，但阿聯酋只是香港的第十四大貿易伙伴（2021），要「急起直追」亦要面對與早一步經營與中東經貿關係的新加坡的競爭，起步也許甚為艱難，能否取代與傳統經貿合作夥伴關係屬未知之數。
5／接待規格下降
計及特首親自出訪的行程，初年接待國家的款待規格極高，但隨著繼任特首慢慢下降。董建華上任後每次外訪均有國家元首級數的人物接待。董建華任內受過美國總統、日本首相、英國首相、德國總理、法國總統、澳洲總理、新加坡總理、加拿大總理等等的接待，這可能與董建華豐富國際人脈網絡有關，但他能夠以特首身份受款待，亦反映了香港當年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
但情況自第三位行政長官起有大改變。以特首訪美為例，曾蔭權官式訪問美國（首次外訪）時也起碼也見過副總統及國務卿，但到了梁上任後訪美（同樣是首次外訪），則只有紐約市長和芝加哥市長接待。此後，特首出訪沒有國家元首接待漸漸成為常態，有時對方甚至視乎外訪主題只派出相應的部長級(ministers) 人物接待，如林鄭訪英（2017年9月）、訪德法和比利時（2018年6月），或許反映了部分接待國家，尤其是傳統的經貿合作夥伴，沒有以往那麼重視與香港的關係。最近李家超到訪沙地阿拉伯，亦沒有如林鄭在2017年到訪時能夠會見國王和王儲般受到高規格款待【註3】（不過他在同一行程到訪阿聯酋時仍能與副總統會面【註4】），雖然這是如實反映了香港特首不屬於元首級的事實，但亦反映了香港的影響力確實大不如前。
6／「唱好香港」並非新鮮事：
然而有一點不變的，就是每任特首上任後，外訪時都會肩負「唱好香港」的責任，尤其是董建華及李家超兩任政府。前者努力凸顯香港在1997年後制度及法治「一切如常」的訊息，而後者則努力向「新盟友」推銷新香港的「制度優勢」，不過既然香港影響力大不如前，推銷效果如何亦不太肯定。
五任行政長官及其高級與財金經貿官員首年任期內官式訪問記錄
由「投資勝地」變成「萬能插蘇」：
分析五任特首上任後首年，其高級及財金經貿官員外訪的新聞稿措辭的轉變，反映了歷年外訪重點的不同，亦折射了香港的新政經地位：
➼特首董建華訪馬來西亞及新加坡（1997年9月）
／／我亦會藉此機會強調香港在國際地區性方面，無論在金融貿易、經濟方面的計劃，我們都會扮演積極的角色。我亦會有機會介紹香港最近的經濟發展，希望有更多人來香港投資【註4】。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訪 智利（1998年5月）
／／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今晚（智利時間五月十九日星期二）在智利聖地牙哥為香港產品推廣活動揭幕，而香港商業代表團在南美洲的工作亦已接近尾聲。【註5】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訪問寧波、上海、天津及北京 (2012年9月）
／／他相信香港的服務業到寧波發展，可以發揮獨特的優勢，為推動寧波服務業的發展作出貢獻，達到互惠共贏。他希望寧波的企業能多跟香港的服務業交流合作，多利用香港作為「走出去」的平台，開拓國際市場。
➼特首林鄭月娥訪問新加坡及泰國（2017年8月）
／／林鄭月娥隨後與泰國總理巴育會晤。她介紹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獨特角色，以及香港在金融、建築等專業服務的優勢。她期望促進香港與泰國的貿易及投資往來，並加強兩地政府在人員交流及旅遊等範疇的合作。
九七後初期高官外訪還會向外國重點推銷香港貨品、呼籲外國商人到香港投資，將香港視為「投資勝地」，但近十多年高官外訪的重點已將香港純粹定位為中國內地與外國之間的平台，僅僅在「一帶一路」政策下發揮中間人的作用。在2013年時，時任特首甚至形容香港是連接中國內地與東盟十國的「萬能插蘇」，這個形容曾經惹來非議：
／／他透露，早前在港宴請東盟十國經貿部長時，向他們各送了一個價值50元的轉換插頭，形容這個小東西可以幫助在內地不同城市取得電力，而它就是香港，可以把東盟十個國家和中國大陸連繫起來。【註6】
香港經貿地位是否已今非昔比？
董建華及曾蔭權兩任特首期間的外訪性質和受接待規格，足以顯示往日香港舉足輕重的國際地位：董建華首年外訪，每個接待國家均派出元首級官員接待，能夠與總統「並排而坐」推銷香港和幫助港商拓展龐大的海外市場（主要是歐美澳紐）；到了曾蔭權政府，他甚至派出財金官員到中南美洲會見多國貿易部長，就世貿成員國之間就能農產品協議間的分歧斡旋【註7】，發揮香港在國際組織間能發揮獨特和關鍵作用，及展示香港的實力和影響力。時至今日，香港不少官員在外訪時只視香港為「萬能插蘇」或一個「平台」，未知是自我貶抑，抑還是經貿地位確實已經比十數年前下降。
首兩任特首的政府官員，足跡可謂遍佈全球，亦能夠親自接觸全球大國政要，為香港爭取更緊密的經貿關係，而繼任特首明顯已失去這個影響力。箇中原因或與近年急劇改變的國際地緣政治環境有關，但這並非本文能夠探討的議題，然而我們能夠從高官歷年外訪的地點的轉變及行程，得以認清香港實際上在國際經貿版圖上的處境。
【註1】歷任行政長官中只有李家超未就任滿一年。
【註2】包括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商務及經濟局局長（及改組前的相關政策局局長）、工業貿易署署長、投資推廣署署長等
【註3】行政長官訪問沙特阿拉伯
【註4】行政長官在迪拜與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會面（附圖／短片）
【註5】行政長官回答新聞界提問
【註6】財政司司長南美推廣香港產品
【註7】梁振英：願港成「萬能插蘇」 (20:17)
【註8】工商及科技局局長訪問加勒比海世貿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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