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公共衛生的政治，當下有疫苗開發和分配的問題，也有隔離、電子監控等防疫政策與國家權力的問題。除了國家與資本，人類與動物，以至微生物、生態環境等等的關係，其實也可以納入公共衛生的討論之中。
醫療人類學家Janina Kehr以＜致「不止人類」的公共衛生（For a more-than human public health）＞為題，透過Frédérick Keck的《Avian Reservoirs》和Angela Cassidy的《Vermin, Victims and Disease》，嘗試闡明公共衛生場景中，人類與動物、微生物等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緊密關係（該文刊於期刊《BioSocieties》2020年第15期）。
Kehr介紹Keck的《Avian Reservoirs》和Cassidy的《Vermin, Victims and Disease》，指兩本同為以微生物為出發點講述人畜共通病（zoonoses）的書。前者研究禽流感病毒，將禽流感管理策略和預測技術分類為「準備（preparedness）」和「預防（prevention）」，並闡述香港、台灣和新加坡之間的分別。後者追蹤60年代至今科學實驗、媒體辯論、政策及其爭論的歷史，聚焦於英國有關獾是不是牛結核病（bovine tuberculosis）的傳染窩（Reservoir）的爭議。
不止犧牲的生物政治
Kehr認為縱使這兩本書在理論取向和方法學上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最後都呼應「不止人類」的公共衛生願景：「一個包括微生物、人類、動物和環境的公共衛生願景」。Kehr進而連接「同一健康（One health）」的理念。隨人畜共通病的增加，國際野生生物保護學會於2004年的會議以「One-World-One-Health」為主題，以「同一健康」的理念將動物和環境的健康納入全球健康的考慮之中。
Kehr認為「同一健康」的理念不該止於此，而是需要探索複雜的生態相互依存關係，以及這些相互依存關係的生物學歷史。而Covid-19之下，也有關於動物和環境的爭議，如丹麥養殖場的水貂遭到撲殺掩埋，以及一次性手套和口罩等垃圾問題。（筆者也曾就相近主題撰文，有關「哨兵裝置」可見2020年2月26日同欄刊出的《末世預兆的送信人》，而防疫對策下產生的垃圾及污染之討論，則刊於8月19日的《「潔淨」與照護》）
公共衛生總是超出人類可以控制的範圍，Kehr認為「不止人類」的公共衛生雖是生物政治，但不限於「犧牲」的生物政治，如大規模撲殺被懷疑或識別為傳染窩的動物。如果我們意識到尚未被充分理解的物種相互依存的動態關係，也許就可以認識目前公共衛生的限制以及找出替代辦法。
考古鳥類学
Kehr說的，物種之間相互依存的動態關係，到頭來是怎樣的關係呢？是食物鏈與狩獵的關係？是生態位構建（niche construction）？物種間相互依存關係的生物學歷史可以有不同的時間框架去思考。其中一個是地質時間概念「深時（deep-time）」。 透過考古學帶給我們的深時角度，我們可以如何發掘新的方法去認識過去和現在中，公共衛生的限制與可能呢？直接有關疾病的，有以基因組重整疫病史傳播的研究。除此之外，也有人與動物的關係的考古學。
環境考古學家Catrin Kosta和Shumon T. Hussain於期刊《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2019年第24期4號）編輯了有關「考古鳥類学（Archaeo-Ornithology）」的一系列文章。Kosta和Hussain提出以互動三角的概念模型去理解人與動物的關係，三角分別為人類行為和社會文化實踐、動物行為學和生態系統位置，以及空間環境和景觀結構。例如，古時人類的視覺文化遺跡有鳥類的圖像，又或，人類形塑的城市、郊區和農業環境已成為許多鳥類的重要棲息地。
而這些關係不是單向的。同系列的文章中，考古學家Adrienne C. Frie研究了斯洛文尼亞東南部Dolenjska Hallstatt文化的118項帶有鳥類圖像的出土物。Kosta和Hussain認為Frie的論文反映了生活方式的轉變如何改變一個既定類別「鳥類」的文化意義，而這正正反映了人與鳥的動態關係——「例如，值得考慮的是，山頂生活模式的出現是否會導致鐵器時代早期人類對鳥類世界的視角發生相應的轉變：大規模的山頂聚落不僅為許多鳥類如海鷗和鴉科提供了行為上的環境賦使（affordances），而且還將人們帶到了一個可以從一個全新的、當然也是更高的視角來觀察和把握周圍土地的位置」，「生活在大型的山頂定居點可能會加劇人與鳥之間連結與分離的緊張關係。」
這看起來可能跟當下的公共衛生問題距離很遙遠，學界中也的確存在對深時框架能否引導出改變行動的質疑。但無論如何，下一波人畜共通病的疫病相信還是會來，我們還是繞不開去檢視人類與非人類之間的關係，無論堅持以人類的單向影響作判斷模型，抑或以相互依存的動態關係出發。
馮蘊妍：作者旅居東京，一橋大學博士課程在讀。本文刊於2021年2月18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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