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有兩件重要的歷史事件：4月，「世界衛生組織」作為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於瑞士日內瓦正式成立；12月，聯合國大會於法國巴黎夏樂宮，宣佈通過一共三十條的《世界人權宣言》。前者聲稱致力於「使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可能獲得高水準的健康」，而健康的定義是「身體、精神及社會生活的完美狀態」；後者則成為了維護全球人類基本權利的文獻基礎，並及後與《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以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組成《國際人權法案》。
在過去七十多年的歷史，對於世界「衛生」與「人權」的連結，往往落於人權狀況如何影響健康的關注，例如：在人權得不到保障的地區，其人民的健康情況如何呢？在個別地區，人們是否有得到公平的醫療保障與診斷的權利呢？又說，各地政府有正視其公民社會的身體及精神健康嗎？
這些問題都是合理的，但，我們又會問：那麼，確保公共健康的過程，又如何影響到人權狀況呢？
大家都可能知道，有關以上問題的回應，法國哲學家傅柯提出的「生命權力」（biopower）與「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觀念是一個重要的參考點。在大概四十年前，傅柯在《性史》第一冊便提到「對生命產生作用的權力，會試圖管理、完美化、多產化生命，並且將生命成為準確控制與全面管治的對象」，換言之，維持生命，即包括維持健康，提供了權力控制社會的理由。
在《必須保衛社會》的演講錄裡，傅柯煞有介事的說到當代社會最大的敵人，再不是其他種族或文化實體，而是本著維持經濟效益之名離經叛道地控制生命權力的嘗試。這些嘗試林林總總，並溶化於日常生活之中，例如有些國家以放年假的「誘因」逼使市民進行體檢，而放於新冠疫情的當下，全民接種疫苗以維持社會經濟的論述，大概也會遭到傅柯的批評。
傅柯會如何理解新冠疫症的全球生命權力治理，我們當然不得而知，但我們卻可以知道當今傅柯派學者對此的洞見，例如洛倫齊尼（Daniele Lorenzini）便提醒我們不要過分簡化「生命權力」的概念，不要武斷地以此作為概念基礎否定接種疫苗的方法，相反，我們應該更加留意「生命權力」是一種政治，也因此涉及一種「不平等的脆弱」與社會不公。易言之，洛倫齊尼要我們思考的是：在全民抗疫的情況下，人們掌控自己生命的權利，是否一致而公平的呢？
在一系列有關新冠疫症的生命政治相關研究中，我特別想提到一篇上年刊登於《歐洲文化研究期刊》的文章，題為《 ‘We are doing better’：東亞的生命政治國家主義與新冠疫症》，作者為高偉雲、林健與周耀輝（對，即既是詞人，又是學者的周耀輝）。此文先從傅柯與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有關生命政治的議題切入，進而帶來了一個值得深思又有別於一般有關生命權力的問題：究竟，新冠疫症如何挑動了東亞地區的國家與本土意識呢？
作者從社交媒體與網上平台，得到了一些有趣的觀察：台灣人以其於民主制度下配以高科技應用得以控制疫情而驕傲；在內地，人們同樣以疫情受控而自傲，將疫症受控歸功於「全民動員」的集體性，並以此作為國家驕傲，指示西方社會的不濟（於是，有不少家長要求他們的孩子趕快從歐洲回國，以策安全）；在香港，有關疫情控制討論，則不在於驕傲與否，而是何謂封關、關與界在哪裡的問題。
從以上的觀察，作者提出「生命政治的國家主義」概念，指出生命政治已經成為不同國家與地區身份政治角力之場地。疫情控制的優劣高低，不僅是一堆科學數字，也不只是公共健康的關切，而是有關國族身份認同的文化政治。在此，有關生命政治的權力控制，也不再落於傳統上有關社會各階層的資源分配問題，而是有關地緣政治的身份認同。
在愛國教育討論熱烘烘的當下，有關「生命政治的國家主義」之討論，實在來得及時。從檢測、檢疫，到封關、注射疫苗等等，抗疫的每一個環節究竟如何有益於整個愛國教育的工程呢？這實在談不上拭目以待，因為一切，彷彿已經正在發生。
本文刊於2021年5月5日信報。本欄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
（本網歡迎各界投稿，文章內容為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