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香港婦女中心協會公布由2017間至今年3月間，維期7年的服務數據，疫情3年期間的求助者數量，接近7年求助量一半，達5,299宗。疫後復常的數字雖然稍跌至1,592宗，但仍較疫情前1,286宗高出近四分一。協會表示，疫情明顯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住屋及經濟狀況，特別婚姻及家庭問題。
協會收集「婦女求助熱線」於2017年3月至2024年3月的服務數據，由嶺南大學教授分析。協會指，熱線7年間已接獲11,054宗電話求助個案，其中最高峰為2020至2023年疫情期間，接獲1,681至1,805宗求助，近六成（57.4%）求助者年齡為30至49歲；逾五成（53.1%）為已婚婦女，並有六成（62.1%）結婚超過10年或以上；近六成（58.7%）擁有一名或以上的子女。此外，求助者為主婦（35.5%）或全職/自僱人士（35%）各佔一半，另有近六成（57.9%）求助者為中學學歷。
求助者多為中年已婚婦女
協會總幹事廖珮珊表示，求助者尋求婚姻及人際關係方面，最常見是配偶有婚外情（14%）及與伴侶相處問題（28.6%）。其中相處問題自2019至2020年疫情前的23%明顯上升至2023至24年的33.8%。至於子女/溝通管教（7.6%升至8.3%）、姻親關係（5.2%升至7%）及虐兒（1.1%升至1.7%）問題均有輕微上升。她又指，當有經濟（欠債、家用不足）和關係問題（家庭暴力、虐待）時，會較高同時面對住屋問題。
此外，四成（41%）求助者查詢離婚法例/程序問題，而生活方面則最常求助經濟/欠債（15.5%）、住屋（14.1%）及照顧家庭壓力（7.1%）等問題。廖珮珊指，求助者住屋問題由2017至18年度由12.1%上升至2023至24年度的16.5%，而照顧家庭壓力由7.3%上升至11.7%，即是他們面對經濟及關係問題時，較高機會同時面對住屋問題。
廖珮珊另指，超過三分之一求助者表示感到情緒低落或精神緊張，從數據發現受家庭暴力/纏繞，以及性別歧視/家庭崗位歧視法律問題，出現自我形象低落較其他因素高1.5至2.88倍，而性相關問題，如性侵犯、性態度及知識的個案，亦容易出現自我形象低落。
倡立法增設「家庭照顧假」
協會總括7年的數據，指疫情明顯影響個案的人際關係、住屋及經濟狀況，特別婚姻及家庭問題。有見及此，協會建議可通過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家事法講座等，提升婦女對法律及自我權益的認知；加強婦女經濟充權，提供更多元化的生涯規劃、就業培訓及創業支援，讓她們能夠在經濟上獨立；加強照顧者就業友善措施，如僱主提供彈性上班時間、政府立法增設家庭照顧假、擴闊照顧者津貼計劃等；中小學教育加強性別教育，從小培養性別意識；政府在地區康健中心加入精神健康評估，如有需要可轉介予地區網絡醫生作進一步跟進。
家暴受害人被拖贍養費 申綜援要扣數
曾長期受家暴逾9年的May，育有一名6歲小朋友，新婚第一個月前夫已開始嚴重限制外出，並對她「拳打腳踢」及持刀棍恐嚇威脅。May表示，前夫疑心重、大男子主義思想，亦不認為自己有錯，更合理化該行為。
May在9年間多次想過離婚，惟有各種憂慮因素，前夫家人經常勸喻「大事當冇事」、「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更向她稱「唔可以有啲有咩爭執就嗌離婚，肯定要陪伴忍讓到底，先證明好女人」。
May亦想過向娘家求助，但原生家庭保守思想下，認為須為自己的選擇而負責任，並「女人依附男人而生存，離婚會令自己處境更加艱難」，又指父親經常當住子女面前打母親，令她潛移默化認為家暴沒有想像中嚴重。
May當時沒有工作在家中照顧小朋友，而前夫則經常不予足夠基本生活費，「我冇收入經濟有好大問題」，指如果搬出去住會擔心面對住屋壓力、單親難以照顧子女等。惟May堅持「無功不受祿」心態，認為申請綜援有羞恥感，亦害怕被標籤為社會寄生蟲，同時又不清楚外間有什麼社會機構可以幫助自己。
直至最後一次May被前夫家暴稍為嚴重下，決定帶小朋友離開入住庇護中心。她指當時非常倉猝及突發下離開，沒有攜帶任何衣物及手機，而當時正值疫情最嚴重時期，庇護中心經常需要安排隔離，小朋友亦無法上學，在陌生及壓抑地方困住，令自己及小朋友產生情緒問題。她又指，庇護中心只能短期居，由於積蓄不多及租金昂貴，一直未能尋找較好環境居住。
過來人寄語「唔好驚向外求助」
其後May與前夫離婚，惟前夫依然未按法庭判決支付贍養費，她表示不想與前夫一直糾纏追討贍養費，但申請綜援須扣除贍養費金額，最終只得微薄生活費。May另鼓勵正面對受家暴或離婚婦女，稱「如果你處於家暴漩渦嘅婦女，你好孤立無助，甚至身邊嘅人否定你，提供唔到實質上幫助嘅話，其實真係唔好驚向外求助」。
她指因為自己啞忍多年，自身抑鬱情緒傷害小朋友成長，又指不應因為有小朋友而忍受不離婚，稱「屋企應該係一個愛、溫暖傳播嘅地方，如果嗰個地方係仇恨嘅、傷害嘅，咁維持嘅意義係咩呢」，並盼社會對離婚婦女提供多點支援和關懷，讓他們有勇氣離開不幸福的家庭，過自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