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季安森、Christine
撰文：季安森
文字編輯：Claudia
網站編輯：Tiffany
一個下雨的晚上，我在尖沙咀iSquare見到了跨女Alice。訪問約在二樓咖啡廳，人潮來去，我呆坐了十分鐘，都沒有察覺前面那位背對著我、著白色絲質襯衫、頭髮烏潤披肩、安靜到幾乎紋絲不動的女士就是Alice。
是Alice主動來信找我們的。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案去年２月在終審法院獲得勝訴後，香港入境處在跨性別組織幾次請願抗議、原案主謝浩霖（Henry）再度入稟後，才在一年後的最近推出換證新規定，表面上回應了終院裁決，但新規定依然嚴酷，距離免術換證、尊重跨性別身體主權的人性化政策相去甚遠。
案件勝訴後不久，Alice一心想著入境處會遵從終院裁定，修改不人道的舊規定，所以未等處方推出新政，她就先入紙申請更改身份證的性別，豈料如今卻遭當頭一棒。Alice在給我們的信中說：「一年多前終極勝訴那個案件，讓我以為看到曙光。但漫長的等待是迎來和以往差不多的政策要求，非常失望。似乎，我只能繼續逃避隱藏。」
遲熟的人
「逃避、隱藏」，是Alice自小養成的習慣。初見後幾句寒暄，Alice動作不大、聲音微細，我馬上就能感受到她優柔、內斂的性格。「我很早已經是一個很隱藏心事的人，」Alice說，「我跟任何人說話，聊什麼都行，但我不會透露心底的事。」這令到她的人生中，許多事都姍姍來遲。
中學時的Alice，即使偶爾會對身邊的女同學多加留意，但她無從發現那其實並非傾慕，而是羨慕。直到90年代末入讀大學後不久，香港寬頻上網普及，Alice在網上論壇找到了一群同類人，她才終於了解到自己的指派性別和性別認同有差。然而撥開雲霧後，是另一個深淵。困在一個自己不認同的身體中，Alice變得愈發不善辭令，羞面見人。
「我同任何人對話，都不再覺得舒服，」Alice說，「我展現出來的我，其實都不是真正的我。跟人交際，我會覺得始終隔了些東西，我有個面具，有個外殼，我沒辦法跟人很真誠地對話。我現在可以流暢地跟你說很多話，但10年前，我是不行的。」
畢業後多年，Alice都沒有買過用來工作的衣服，全交由母親代勞，因為她不想買男裝。有個時期，她穿過中性的粉紅色T-shirt，後來怕自己看起來有點太女性化，也不敢再穿了。
「厭惡這樣的自己，」Alice說，「看着少女們，總會很羨慕。我沒有經歷過那階段。」
Alice兩年前才開始完全地以女性身分生活。（拍攝：季安森）
沒有出路
在本是最美時光的青春中厭惡自己，是因為Alice看不見出路。
大學時期在論壇中發現一群同類人後，Alice最想知道的，是她們如何性別過渡。她第一個接觸的跨女曾在青山精神病院受診——當年還沒有性別認同診所（GIC），精神科醫生讓她進行實際生活體驗（RLE），她便徹頭徹尾地改變了自己的外觀。「而當年她的處境就是她找不到工作，只能做自由職業和散工，結果維持不了生計，因為我見過她本人，借過錢給她，然後她消失了。」後來Alice只聽說政府最終不批准她做性別肯定手術，原因不明。
第二次，Alice找了個已經做過性別肯定手術的大學生跨女交流。但因為對方在網上公開了自己的身分，因此遭遇到了潮水般的諷刺、揶揄和霸凌。「她曾經試圖自殺，最後選擇就是退學，離開大學，離開她原本的生活圈子。」
第三個Alice交流過的跨女選擇了出國移民。Alice後來把自己BN(O)護照上的性別改了，但移民，出身基層家庭的Alice至今都不敢想，「錢是很大的問題，很現實的考慮。」
結果是無人可參考。「那個衝擊是，她們的經歷讓我思考：如果我要像她們那麼去做，等於我要面對她們面對的結果，我承不承受得了。」後來Alice還認識了一個比較成熟的跨性別者，對方從不寄望可以找到接納自己的工作，於是選擇在股票中投機，希望可以「讓自己遠離這個社會」。Alice仿效，結果落得一身債務。
「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我看不到出路啊，」Alice說。當時2000年前後，Alice已經在服用荷爾蒙藥物，但見到胸部開始發育後，她停掉了。
卡在中間
沒有出路的事，Alice不做。大學時，發現所有先行者都無法成為同路人後，Alice四顧茫然，導致因連續幾個學期拿到Ｆ的成績而收學校警告信。於是，她把心一橫擱置關於性別的事，「先拖一下吧，遲些再說吧。」
一拖十年八載。
當然，這期間Alice沒有完全放下回歸真實性別身分的渴望，畢竟性別不安並不可控。偶爾夜晚，她會換上女性裝束出門；擔心鬍鬚越剃越粗，她飆著淚用鉗子逐條逐條拔，後來還不惜高價激光脫毛；手錶只買女裝，幸好自己手腕纖細，小錶盤不顯突兀；還穿了耳洞，但只敢戴透明塑膠耳針。
Alice買的女裝手錶。（Alice供圖）
唯一無辦法遮掩的，是Alice多番掙扎後還是決定留起的長髮。公司氛圍傳統，每每上司出言提醒，她便去剪短幾寸。後來髮尾及肩，她只好聽從同事建議，紮了起來。
每一次都是這樣，踏出界線一步，又退回來，踏出一步，又退回來。「這些可以緩解你的心情嗎？會不會因此覺得性別過渡，不再迫切了？」我問Alice。
「其實反而是越來越迫切了，」Alice回答，「我不斷去做一些事，但都無法再讓我感覺做到自己，感覺就是卡在中間⋯⋯我始終只是個『不正常人類』。」
表面張力
2013年，Alice重新從網上藥房購入荷爾蒙藥，斷斷續續地服用，到2016年開始增加份量。但2020年2月，一直幫襯的兩間網上藥房都突然停止向香港發售藥物。嘗試尋找其他藥房但無果，於是她拿著精神焦慮診斷書和荷爾蒙水平報告，穿著女裝，去見了政府醫生。
從留長髮、穿耳洞等令她「卡在中間」的舉動，到踏入政府醫院，當中並無什麼戲劇性的誘發事件。「就好像一隻水杯，你往裡面滴水滴到滿，會形成一個surface tension（表面張力），繼續滴水，它也不會馬上溢出來。最後是哪一滴水讓杯子的水開始流出來？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但總之就是那個瞬間，我突破了我原本無法跨過的那條線。」
水溢出來了，推著Alice越做越多，越做越堅定。看完政府醫生後，她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了。新的名字其實已經埋在心中很久，那是多年前她向母親出櫃後，母親為她取的。
Alice把改名看作一個里程碑。「你身份證改名，然後你所有東西都要改，銀行、稅務局、入境處，總之你有往來的所有帳戶全部都要改名。這是一個很substantial（重大）的一步，真的令我覺得要走出去了。」
這麼回頭看才發現，踏出一步，又退回來，聽起來像是原地踏步，但其實每一次越界，靈魂和慾望都無法再回頭。
「但出路的問題不是還沒解決嗎？」我不禁問Alice。
她表示她已經顧不及這件事，「你不走第一步，就永遠不會開始走；但走了第一步，你就會見到第二步。」
Alice後期開始留指甲、留長髮、穿耳等，但一直反覆質疑自己做這些又有何用。（拍攝：季安森）
道阻且長
有路可走，但荊棘滿途。
銀行把Alice的名字改了，但稱謂跟身份證性別，依然是Mr（先生），令她感到礙眼和刺痛；公司安排Alice出差，如果目的地是國外，她還可以用她改了性別的BN(O)護照，但如果回內地的話，因回鄉證性別跟身份證，意味著其他人可能會看到她證件上的性別，她便只能謊稱生病；還要迴避各種需要展示身份證的場合，要習慣任何人看到她身份證後表示出來的疑惑⋯⋯這些不便，雖小卻如針扎，沒明顯傷口，但日復一日依然讓人遍體鱗傷。
因此Alice很想改掉身份證的性別，但入境處的條件要求她切除下體性器，這讓她卻步。Alice說她其實不介意切除睪丸，因為手術風險較小，而且可以令身體停止產生男性荷爾蒙。但切除陰莖是另外一回事，因為「牽涉了泌尿系統，」Alice說，「醫生多次跟我說，這個手術有很多後遺症，你要有心理準備，一定有，只不過多或少。」
男跨女的性別肯定手術由於涉及多處軟組織和尿道的重建，術後短期可能導致傷口感染裂開、腸阻塞等，長期可能會造成骨盆腔疼痛、尿道併發症、陰道狹窄和廔管等。
「我的健康狀況還沒差到可以讓醫生寫出豁免手術的證明，我想還沒那麼差，但我知道自己正在變差，到某個年紀了，我能感受到，」Alice說，「我不希望因為我想改身份證上的性別，而去做手術導致短命。」
不能再等
如今Alice已經連續兩年以女性身分生活了，但明年她將步入半百。「這麼遲才走出這一步，已經悔恨終身了。」她覺得自己已經等不及了，當了那麼久的逃兵，如果再拖，就算最終能夠更換到身份證的性別，又有多少時間可以堂堂正正活著呢。
於是去年２月，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案獲得終極勝訴後，Alice就迫不及待入紙入境處申請修改身份證性別，一心以為「新政策會友善點，如果需要什麼證明，就之後再補」，因為終院已明確裁定，強制跨性別男性做可致絕育的手術才能換證，屬侵犯人權。未料苦等14個月後，入境處推出的新政，幾乎沒有惠及跨性別女性：跨仔須切除雙乳，但不再需要摘除卵巢和子宮和建造陰莖，而對如Alice的跨女而言，雖毋須建造陰道，但依然需要切除陰莖和睪丸，而且跟跨仔一樣，還多了「六大條件」，包括承諾餘生都使用荷爾蒙，隨時接受政府抽查血液樣本，在更改地址或電話後30日內須通知入境處⋯⋯這些要求令申請換證的跨性別人士經常處於監察下，疑構成歧視和侵犯私隱。
去年2月跨性別人士更改身份證案獲得終極勝訴後，Alice入紙入境處申請轉換身份證性別。新政出來後，入境處分別兩次致信，解釋新政內容，及後告知Alice如果兩週內不遞交完成了性別肯定手術的相關證明文件，此次申請將會作廢。（Alice供圖）
「極度失望，非常憤怒，這樣的花招也能耍出來，政府要為難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不只是不服輸，而是根本仇恨所有申請人。」Alice回想當時得知新政的心情，「政府就是有些固有的想法，不給你就是不給你，你贏了官司，我就放寬一點，其他人不給就是不給。」
收到入境處要求Alice補交已完成性別肯定手術的相關證明，她備感無奈。沒有選擇，所以儘管十分擔憂後遺症，Alice還是排了期做下身手術，「我怎樣都先排期，反正要十年八載才排得到。」香港政府醫院的性別認同診所，評估過程就需時一至四年不等。Alice的主診醫生告訴她，手術至少要排期到2030年，到時以Alice的年紀，風險會更高。
峰迴路轉，無柳無花。談話至此，淡淡的無望氣息，一度叫我語塞。於是我向Alice道謝告別。在我鑽進地鐵站前，Alice指住一個碩大的婚紗廣告牌，笑說自己也很想試一試穿婚紗，但又略帶遺憾地說到這個年紀，她已經對愛情無所奢望。
Alice凝望婚紗廣告牌。（拍攝：季安森）
錯過一個青春，才做回自己，如履薄冰地前進，卻撞向了政策的南牆。Alice受夠了「沒有出路」這件事，她寫信給G點電視，目的其實是詢問如何提請司法覆核，她想知道其中的經濟成本和精神壓力，她是否能承受，以及有什麼途徑和平台，她可以尋求幫助。
「回想那十幾二十年前的我，總是畏懼自己承受能力有限，一定沒想過今日的我會是如何，」Alice說。聽到這句話時，我似乎能看到一個瞻前顧後了半生的人，在咬緊牙關，嘗試做一個逆轉人生的決定。
後記：普通而重要的人
其實在見Alice之前，我和G點電視的編輯產生過一次不甚激烈的爭辯。我覺得Alice太普通了。跨性別身份證新政出台時，社群中噓聲四起，她只是寄來一份電郵，表達了類似的失望情緒，提問如何進行司法覆核。沒有激進的語言，沒有實際的行動，沒有戲劇化的背景，在我看來，更沒有任何急切要更換身份證性別的理由。我向編輯表達了擔心，怕又寫出一個千篇一律、看到開頭就猜到結尾的故事來。
而很大可能，讀到這裡的你們，也覺得Alice沒有什麼特別，就連她自己也是這麼覺得的：「目前在我個人生活上，都好順利，就是大家不會走過來看我兩眼，又或者我去買東西，我出聲，大家不會覺得奇怪，」Alice說，「我也見過有些人覺得，如果改不了身份證的性別，她就要死了，甚至我每次去看臨床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生，他們都會問，『你最近會不會有自殺的念頭？』我會覺得我這樣站出來，也沒一個urgent need（急迫的需求），我做不到也不會死啊。」
但偏偏是她說這一句話時，我後悔了當初的想法。
「普通」不是Alice的問題，「普通」是Alice的追求啊。從她生出來，上天搞錯了她性別的那一刻開始，她所有遭遇就注定了充滿苦難。苦難不分大小，流血才值得重視嗎？她一路打滾，掙扎，花了那麼多的力氣，在差一點抵達終點時突然又再被攔下。馬上踏入知命之年的Alice，本應已對人生命途安然若素。她只想當一個放在人海中也沒有人會留意她、好奇她、質疑她的普通女生而已，為何一定要讓她又再掏盡所有、頭崩額裂才能實現呢？
無論對倡議群體、新聞機構抑或政府來說，聽到一個普通人的哭聲，難道不是最基本的責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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