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通訊局裁定港台節目《頭條新聞》其中一集內容污衊和侮辱警方，投訴成立，向港台發出警告，港台隨即暫停製作節目。香港電台工會及記協提出司法覆核，質疑通訊局錯解《電視節目守則》。高等法院今頒下判辭，指雖然通訊局部分裁決理由考慮錯誤，但該集「驚方訊息」仍違反《守則》部分規定。法官周家明認為「警察」屬社會地位一種，即使公職人員應開放接受尖銳甚至不公平的批評，不等於諷刺時弊節目可以污蔑公職人員，或引起市民對他們的憎恨。
法官周家明指，由於《頭條新聞》已經宣布暫停製作節目，亦看不到港台有意在將來「翻生」該節目，他認為即使下令通訊局重新考慮裁決，已經不切實際，因此不作指示，留待通訊局自行決定。
申請人為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香港記者協會；答辯人為通訊事務管理局。兩名申請人表示，留意到法庭推翻通訊局部份裁決，「還港台製作團隊一些公道，遺憾現時已沒有了《頭條新聞》這節目」。他們尊重法庭裁決，與律師團隊研究判詞後再回應
爭議一：通訊局是否干擾言論自由
申請人指通訊局的決定非法干擾言論自由。然而法官周家明在判辭指，申請人沒有明確指出哪個人或團體的憲法權利受損。《頭條新聞》本身是一個電視節目，沒有法律權利可言；而若說香港電台的言論自由受損，亦不合適和法律上錯誤，因香港電台是政府部門之一，並非「法人」，不能享有法律權利。
申請一方爭議，港台有「雙重角色」，既是政府部門，亦是公營廣播機構，後者必定令港台享有言論自由，因為只有言論自由才可以確保港台履行職務。惟法官周家明重申，港台是政府部門，並非「法人」，駁回該覆核理由。
爭議二：《頭條新聞》是否「個人意見節目」
申請人一方爭議《頭條》是諷刺時弊節目，與「個人意見」有本質上分別，節目在娛樂公眾同時，亦刺激思考，及引發批評參與。法官周家明指出，無爭議《頭條》是諷刺時弊節目，而該類節目的本質，包括誇張和扭曲的表達手法； 他亦同意《頭條》並非典型「對談節目」，因為沒有節目主持，亦無嘉賓表達意見。
不過他認為，《頭條》的表達方式是在新聞片段後加插「鬧劇」描繪議題，這些表達手法已經反映了主持和嘉賓，就該社會議題或政治議題的「意見」。周家明又指出，《頭條》的節目製作人自2001年12月至2020年4月，都將《頭條》分類為「個人意見」節目，並在節目開首加插「個人意見節目」的標籤，這反映製作人亦知道節目本質。他認為通訊局視《頭條》為「個人意見節目」的決定沒有錯誤。
爭議三：「警察」是否《守則》保護的「社會地位」
根據《電視節目守則》，廣播機構不得在節目內加入可能導致任何人士或群體基於民族、國籍、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年齡社會地位、身體或心智不健全等原因，而遭人憎恨或畏懼或受到污蔑或侮辱的材料。
申請方認為，通訊局錯誤考慮「警察」為受保障的「社會地位」，因為公職人員應該接受公眾意見及批評。申請方指即使「警察」是「社會地位」一種，王喜在該集以垃圾袋包著自己、在垃圾筒跳出，亦不代表有意污蔑或侮辱。
法官周家明認為，《守則》的原意是防止廣播節目內容有歧視，他認為「警察」可以合理地視為《守則》所指的「社會地位」。他又指「社會地位」的意思，根據《歐洲人權公約》，亦包括人的「職業」。周家明特別強調，《守則》並無禁止公眾批評警員，只是規管內容不能涉及引起污蔑或侮辱。周家明不同意申請方所指王喜的造型不涉辱警，他指該造型與警察工作、公眾對警方不滿根本毫無關連，他認為只是純粹針對「警隊」的身分和社會地位。
爭議四：節目是否中立、持平
通訊局裁決投訴立原因之一，是《頭條》未能在個人意見節目中表達多方面意見。法官周家明認為通訊局這項考慮法律上出錯，因為港台曾向警方查詢，給予了警方說出「他們故事版本」，但警方沒有回應。通訊局在考慮節目是否足夠反映「多方面意見」時，應該納入考慮。
爭議五：節目內容資料準確
通訊局認為《頭條》在「無品芝麻官」環節，有關「衙差」囤積口罩的內容，資料不準確。法官周家明認為通訊局這項決定，原則上犯錯。他指如果要裁定投訴成立，必須有證據證明該陳述為「不準確」，舉證的責任在於投訴人，或者通訊局。若通訊局認為有需要，可以向投訴人索取證據，以《頭條》被投訴的集數為例，投訴人是警方，周家明相信警方在面對嚴重指控下，無可能不拿出證據。但事實上，通訊局沒有任何證據反駁《頭條》有關口罩的說法。周家明在尾段特別重申，「為了惹起懷疑，法庭沒就該說法的準確性持任何意見」。
法庭最終沒有就司法覆核，對政府部門作出任何指示，只頒令通訊局須支付申請人的一半訟費。
案件編號：HCAL1685/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