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2025年的今日，網媒只要經登記程序，亦可以採訪政府場合，其實這個權利不過始自於八年前，即2017年。
帶頭成功爭取的，是當年仍以主流媒體成員為主的香港記者協會。經歷其中的兩位前記協主席麥燕庭和岑倚蘭，她們不諱言在網媒初出現時，亦曾擔心網媒損害新聞專業，及後逐步被它們的報導「說服」，開始研究如何承認網媒記者。
2012年起，記協先後多次向政府官員提出網媒的採訪政策。直至2017年，當時新上任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開放網媒採訪權。
2017年1月16日，林鄭月娥宣布角逐行政長官。
她們形容予網媒採訪權屬「大勢所趨」，所謂的「勢」，除了政治形勢外，還包括科技發展、衝突事件和法律行動等，醞釀了足夠的社會壓力，促使政府作出改變。
麥燕庭坦言，爭取過程「好困難」，但對網媒而言意義重大，「一旦政府所謂『接納』咗佢哋成為一個正式嘅記者嘅時候，大家真係會當係同事（colleague）咁做嘢，所以政府嘅承認有時候係重要，因為喺呢啲嘅場合，甚至係社會認受性嗰度都係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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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1日，逾50萬市民上街遊行，反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名嘴」 鄭經翰、黃毓民等及後相繼被迫封咪。那時，有時事評論員、社運人士希望另覓發聲渠道，恰巧互聯網剛剛興起，大幅降低營運媒體的成本，他們便「轉戰」網絡，嘗試開辦網媒。
那批網媒大多是網絡電台，包括《香港人民廣播電台》等，而《獨媒》則屬文字媒體，並提出「公民記者」概念。不少「公民記者」本身亦為行動者，「報導」亦不會採取「客觀中立」原則，在不少事件上皆惹來主流傳媒業界的爭議。
麥燕庭先後於1996至1997年、1999至2003年、2009至2013年間三度擔任記協主席，她在傳統媒體工作多年，《獨媒》成立初期，她曾與創辦人葉蔭聰在一活動上爭辯「公民記者是否記者」。麥燕庭的立場是，記者需著重準確及客觀，遵從職業操守，例如給予當事人回應的權利（right to reply）。
「雖然你可以話每個人都係記者，但當佢唔係用嗰種標準，或者新聞道德去做嘢嘅時候，咁你就會令到呢個所謂嘅新聞專業變成唔專業。」
麥燕庭
一番唇槍舌劍後，記協事後被部分人批評為「專業的傲慢」。雙方最終雖然無法達成共識，但麥燕庭坦言自己從中得到反思，希望加強推廣新聞素養教育，讓更多人應用這套專業標準去採訪。
麥燕庭提到，記協一直不以主流媒體或網媒去區分記者的「資格」，只視乎是否遵從專業守則。她憶述當時難以說服傳統媒體的記者接受網媒，原因為他們認為網媒記者「亂嚟」、做事偏頗，亦令採訪場面一片混亂，「尤其係攝記：攝記影唔到相，你阻住佢，越人多佢就越難影」，甚至有一些「大台」向記協投訴，並「叫（記協）搞搞佢」。她明白網媒記者數目眾多「確實會混亂嘅」，但同時認為不論網媒抑或傳統媒體，均擁有新聞自由及權利進行採訪，「唔能夠話人哋阻住你，你好似有特權，你優先於（override）人哋，呢個唔啱㗎嘛。」麥燕庭曾身體力行，在採訪現場維持秩序，希望每個媒體能各取所需。
麥燕庭在訪問中則多番提及「專業」，「只要你達到一個專業水平去做嘢，咁我就承認你是一個新聞記者。」她明言，在網媒出現的初期，甚少留意其「報導」，直至2011年。
2011年，朱凱廸發表一系列美孚新邨土地問題的報導，令她刮目相看。「因為嗰個確實係會影響公眾利益，亦都好實在啲嘢，有文件你睇」，傳統媒體「開始覺得網媒都要睇吓」，並跟進相關報導。及後又出現了一些專門化的網媒，例如專攻勞工議題的《惟工新聞》。麥燕庭指傳統媒體礙於篇幅限制，難以完整覆蓋勞工議題，「如果你係報紙跑勞工線（beat），你未必有佢哋咁多人去跑勞工 beat，所以大家會去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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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至2012年間，記協參考外地的記者工會或組織做法，研究如何提升網媒記者的地位。他們最終認為首要任務是要替它們爭取政府認證，麥燕庭形容當時「都係摸住石頭過河」。
麥燕庭展示《2012年行政長官參選人新聞自由約章》。
當時，網媒記者無法享有與傳統媒體同等的採訪權，他們到立法會只可申辦臨時工作證，亦不能登記政府的新聞發布系統，即無法收到政府發出的採訪通知。即便自行到場，亦會被政府人員拒諸門外，理由包括場地位置不足、非註冊報刊、不在「採訪名單」內等。
隨着社交媒體的崛起，網媒愈來愈普及。麥燕庭還記得是在2012年，首次向時任政府新聞處處長黃偉綸（現財政司副司長）提出網媒認證問題。不過她形容當時政府反應消極，官員對網媒亦沒有深入研究，「你要好具體話畀佢聽邊啲（網媒），要點名畀佢，咁佢聽過咪得囉，但好明顯官員對於呢樣嘢唔係好想開嗰閘畀你。」
2014年1月，多家網媒與時任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聯合召開記者會，促政府新聞處放寬網媒的採訪限制。政府當時回覆莫乃光指，網媒未有一致的定義或清晰的界定， 亦沒有一套依法規定的註冊或發牌制度，不能分辨誰是記者，故只容許註冊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及通訊社採訪。當局會密切留意資訊科技的發展和傳媒的變化，使採訪安排能夠與時並進。
2013至2017年任記協主席的岑倚蘭，延續麥燕庭的工作，繼續與政府官員周旋，曾去信時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和新聞處處長黃智祖等，她提到最常得到的回覆是「我哋返去研究吓」。岑倚蘭形容，香港當時的網媒發展相對外地已是「大大嘅落後形勢」，「嗰時台灣人哋已經行到好前㗎啦，（香港政府）仲用嗰啲咁嘅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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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點出現在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補選，多家網媒和大專院校的新傳系學生被拒進入傳媒中心採訪，浸大的《新報人》和中大《Varsity》及後就事件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記協亦去信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一連串事情使採訪權的爭議變得白熱化。
2016年2月，立法會新界東議席進行補選。
同年5月，時任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宣布第六屆立法會起不再區別媒體性質，在符合一定條件下向網媒記者發出長期工作證。申訴專員公署其後於12月裁定記協的投訴成立，時任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及後提出質詢，促請政府回應公署的建議，劉江華當時僅表示新聞發布系統的容量已經提升，可應付日後網媒的需要。
2017年3月，是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最後階段，當時三位行政長官候選人林鄭月娥、胡國興、曾俊華在競選時出席記協座談會，一同簽署了《新聞自由約章》，承諾當選後會開放網媒採訪政府記者會及活動。
選舉日臨近，政府新聞處仍拒絕網媒登記進入點票中心的傳媒採訪區。岑倚蘭認為，讓網媒及學生媒體能夠參與採訪為當時「最迫切」和「最急」的事。記協因此入稟高等法院司法覆核，要求容許持有記協會員證的網媒記者採訪，臨時禁制令雖被駁回，但法官批出司法覆核許可。
林鄭月娥在就任行政長官兩個月後，便「找數」宣布開放網媒採訪權，容許「純網上運作媒體」登記加入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允許進場採訪政府記者會和傳媒活動。及後多家網媒向政府登記，包括《獨媒》、《立場新聞》等。
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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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來，麥燕庭和岑倚蘭同說，當時網媒發展實屬「大勢所趨」，即「嗰勢已經係（政府）擋唔到」。所謂的「勢」，除了政治形勢外，還包括科技發展、衝突事件和法律行動等互相配合，才能使政府改變態度。
「呢個就係社會同埋民間、民間同埋建制嗰個互動，當你個社會有足夠壓力嘅時候推動到，咁立法會入面有民選議員㗎嘛，佢咪互相配合囉。」麥燕庭亦提到，立法會在較早開放網媒採權，亦屬一大「分水嶺」，促使政府作出改變，「連立法會都承認，政府仲有咩理由唔承認？」
麥燕庭坦言，爭取過程「好困難」，但對網媒而言意義重大，「一旦政府所謂『接納』咗佢哋成為一個正式嘅記者嘅時候，大家真係會當係同事（colleague）咁做嘢，所以政府嘅承認有時候係重要，因為喺呢啲嘅場合，甚至係社會認受性嗰度都係有幫助。」
麥燕庭（左）、岑倚蘭（右）
「我哋頭先講嗰啲經驗係要喺一個民主社會入面先至會發揮到作用，日後我估你會更加困難。」
網媒採訪權開放後，鋪平了其後的網媒發展，當年自然料不到今日的光景。面對社會環境的轉變，今日的網媒該如何自處？岑倚蘭想到的是「靈活變通」。麥燕庭則說：「其實啲嘢都會隨住時代轉變，所以我覺得你只要企穩你嘅宗旨——你係做新聞，你隨住嗰時代嘅轉變，係作出一啲適應性嘅轉變 ，你唔好講其他人接唔接受，你咁樣先可以生存（survive）到。」她指更須謹記的是，網媒一向起補足主流媒體的作用，這在現今主流媒體掣肘日多的時代，這作用更形重要。
麥燕庭（左）、岑倚蘭（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