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媒報導】二十年前，是港人感覺到新聞自由日漸收窄的年代，《獨立媒體》由此而生。雖然本科畢業於新聞系，但亦曾說過對新聞工作不感興趣的葉蔭聰是創辦人之一。那是2003年七一之後，他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想做點不同的事，便提議「不如我哋自己搞」。初時他們不肯定《獨立媒體》往後的路，「搞乜都唔知」，視之為一個實驗。
二十年來，《獨媒》轉變不少，由當初被外界視為社會運動消息平台，到今日的網媒之一。葉蔭聰認為，很多轉變只時順應時勢，「一個人可唔可以改變先？可唔可以因應形勢轉變先？如果真係要不忘初心嘅話，咁 inmedia 應該最起碼09年時候就要執咗佢。」
葉蔭聰在《獨媒》的角色，如今亦已轉變為讀者，他說《獨媒》見證了二十年來香港的政治變化，體現出何為「韌性」：「搵到一個，至少去到呢一刻仲可以生存到嘅模式。」《獨媒》是他人生之中維持最長的計劃，從沒想像可踏入第二十個年頭，笑說《獨媒》能走到今時今日幾乎是一種「奇蹟」。
那這場二十年的「實驗」可算是成功嗎？葉蔭聰耍手擰頭，說要視乎如何界定「成功」，不願輕易下定論，但仍咧嘴：「無死就係成功，如果你定義咁簡單，仲做到落去。或者你嘅定義係規模，最初連1個職員都無，到依家有10多名職員，用量化角度咪成功。睇你點樣定義，但從任何意義上都唔算失敗。」
社會形勢轉變，葉蔭聰原本在嶺大的教席不獲續約，他曾轉到台灣教書，但他的家始終在香港，如今的人生及工作計劃亦繼續以香港為本。他說，香港之所以變成今日的模樣，他二十年來做的事也有影響，是參與者。葉蔭聰說出「責任」兩個字，今日2024年，仍決定在港繼續做「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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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新聞工作不感興趣的「怪人」
葉蔭聰在澳門成長，後來在中大就讀新聞及傳播學系。他在學期間，已對新聞工作不感興趣，認為當時的中大新聞系偏向英美式「新聞專業」風格，本地主流媒體包括電視、電台以至報章的模式，均以英美「精英新聞媒體」模式為本，「可能嗰時讀大學，讀讀埋埋好多『左書』，所以對呢啲嘢好多質疑、好多批判。」他後來漸漸遠離新聞系同學和老師，亦失去「志業是新聞工作」的認同感。他笑着說，畢業不久後與舊同學聊天，那時他被同學形容為「怪人」。
畢業後，他因為並非本港永久居民，申請工作簽證有困難，惟他望留港發展，便選擇繼續讀書，冀「碌夠七年做永久居民」。
2003年七一，香港有逾50萬人參與遊行，及後多名「名嘴」包括鄭經翰及黃毓民被迫封咪，傳統媒體的狀況令人憂慮，那是一個港人感到新聞自由日漸收窄的年代。一群朋友決定創立《獨立媒體》，惟一清楚記得的是當時的名字《香港獨立媒體網》，是由前嶺南大學文化及研究學系客席副教授羅永生命名的。
前嶺南大學文化及研究學系客席副教授 羅永生
最初參與《獨媒》的人，都是參與社會運動的「游離分子」，對香港社會運動抑或是政治發展感到不滿。他們於2004年下半年開始籌備。二十年前的11月11日，網站正式成立，並註冊成社團。他形容起初辦媒體的想法和願景並不清晰，「唔知搞乜，就睇吓人哋點搞啦。」他們參考了很多外國辦獨立媒體的經驗後，決定將《獨媒》定位為開放平台，開放讀者登記成為作者，直接把文章放到平台發表，不設審稿，同時推廣「公民記者」理念。
「公民記者」以至「網媒」，在當年是不為公眾認識的概念，有人突然自稱「記者」，自然惹來口誅筆伐。葉蔭聰憶述當時受記協中人質疑，認為《獨媒》根本稱不上是新聞媒體，「其實好簡單，佢覺得你唔應該叫『記者』，記者有一套專業守則，專業主義。」葉蔭聰則認為公民都可以參與成為記者，惟「公民記者」並非實踐專業主義的。雖然鬧得面紅耳赤，但他說與記協並不是一種「敵我關係」，後來都與那些曾經爭拗的人成為朋友，「嗰個年代社會氣氛、政治氣氛有個好處：嗰時無乜好強角力，你同佢辯論，但唔會覺得係敵人。」
而且如今回看，葉蔭聰亦認為當年「公民記者」的說法混亂，一時稱以「公民記者」身份界入社會運動，一時以媒體行動主義（Activist Media）自居。他形容早期的《獨媒》十分「實驗性」，在2009年以前的營運模式比較貼近社會運動媒體（Social Movement Media）——參與的人既是行動者，也是媒體組織者。
早期的《獨媒》比較近似社會運動媒體（Social Movement Media），後來有外國的新聞傳播學者研究獨立媒體（Independent Media），專程來港找葉蔭聰寫了一小節，介紹「香港獨立媒體網」，他形容這是一本「最無用」的刊物。
從社運媒體到特約記者
不過這種營運模式存在很多局限，當核心成員參與社會運動後，也會慢慢變質成為「行動者」，成員逐漸流失，不再參與《獨媒》工作，「最明顯例子就係朱凱廸，之前幾次都係重要社運參與者，後來去到菜園村時候，就成個人投入新界工作。」
朱凱廸
另一個缺點是運作欠常規，在社運熱潮期間，運動資訊主導媒體內容，變成社運資訊平台，但當社運退潮後，內容便一下子歸零。
沒有「傳統」媒體規律、沒有固定工作、沒有明顯角色分工——「嗰時我哋冇㗎！冇到咩地步呢？如果參加的社會運動完咗，咁點呢？個媒體係咪應該存在呢，定唔需要存在呢？」《獨媒》後來內部經常討論媒體規律這個問題：「咁我哋媒體應該要講啲咩呢？報啲咩呢？寫啲咩呢？」
首個轉變在2009年《獨媒》五周年時，成立了特約記者團隊，發出記者證予義務成員代表《獨媒》採訪，希望建立穩定的媒體運作規律。不過葉蔭聰坦言：「好明顯，事後睇返就證明唔係好成功啦。」以義工為主的團隊，同樣難以建立恆常的媒體規律，那時候特約記者團隊名義上約有10人，但實際上很多並不活躍，「全部都係義工嚟，佢鍾意就做，唔鍾意就唔做，佢自己又有好多佢自己（日常）要做嘅嘢，咁變咗（媒體）就好難運作。」到後來，甚至連編輯團隊都因其他工作繁忙變得運作艱難。
這樣的模式後來無疾而終，只能依靠職員以及招收實習記者維持媒體的日常運作。「點解唔喺嗰時執咗佢呢？執咗佢都唔係一件大不了嘅事吖？」——這是葉蔭聰在訪問裏頭不下一次說的話。
網絡興起 嶄露頭角
那段時候《獨媒》不只面對內部問題，還要面對外在環境轉變。社交媒體 Facebook 的崛起，某程度上對傳統 blogger 形式的網站帶來了一定的衝擊，例如原在網站的所有討論連同瀏覽量都轉往 Facebook。葉蔭聰說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並不限於《獨媒》：「大家汲取新聞資訊或者任何東西都是透過社交媒體，都是現時社會的狀態。變相搞網站，面對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證明你的存在價值？」後來《獨媒》慢慢地開始經營社交媒體，而媒體後來發展出來的即時新聞，也是建基於社交媒體普及的結果。
「雨傘（運動）時候，開始會畀人覺得《獨媒》是香港其中一個重要嘅網媒。」葉蔭聰說：「2014年就係更加令到外面嘅人都認同有一樣叫『網媒』嘅東西存在，或者出現……」當時《獨媒》在社交媒體的即時新聞成功「入屋」，獲得大眾關注。雖然《獨媒》其實早於2010年反高鐵運動已曾嘗試以 Twitter 進行文字直播，惟當時 Twitter 的普及度不及2014年的 Facebook，技術轉變如手機網絡的發展等，也令發布即時新聞的條件更成熟。
對《獨媒》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葉蔭聰笑言：「人哋起碼知道你存在囉！好好笑㗎，譬如好多朋友同我好熟都好耐喇，2014年之前佢係近乎唔知《獨媒》存在。嗰時有人主動同我講：『喂！乜你有搞開《獨媒》㗎？』我話『我都搞咗十年啦已經』，但係佢哋就係睇雨傘時嘅即時新聞所以知道，亦都感受到呢類媒體嘅角色或者作用。」
「去到2014年之後，啲人就會覺得你存在有一個價值、意義同埋角色。呢個就係『香港特性』——喺香港有一段好長嘅時間，你要去揼石仔搞一個小團體，其實要忍受非常之大嘅孤獨，孤獨感好強，大家係唔會承認你嘅價值，甚至你自己都質疑自己，除非去到所謂有『公共性』的層面，咁你先會畀人承認。《獨媒》就係一個例子。」
不過，即使《獨媒》在雨傘運動在大眾眼球嶄露頭角，慢慢建立穩定的媒體規律，但他卻說這樣的《獨媒》與當初的想像有所出入：「呢個係咪我哋要做嘅嘢？2014年時候《獨媒》好多即時報導好受關注，我嗰時喺到諗『呢個係咪我哋搞 inmedia 最初想做嘅嘢？』，好似唔係。」
退居二線
「我哋好多經驗，過去東西都唔適用㗎啦，如果《獨媒》要運作落去，咁就不如由依家啲人去搞啦。」
早於2010至2011年期間，葉蔭聰已逐漸淡出網站的日常事務，他說那時已很難參與《獨媒》的日常編採工作，一來是在嶺大的教職比較困身，二來是《獨媒》慢慢地建立媒體運作規律，作為義工其實難以參與。葉蔭聰選擇慢慢退居二線，在《獨媒》的身位「褪後少少」。
他期望進行另一些實驗，於是與《獨媒》另一創辦人林藹雲成立「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辦媒體教育工作、網絡公民大奬、媒體高峰會等工作。不少工作皆屬「探索性」，「好多嘢都係一路做一路諗，甚至有啲嘢做咗先諗。」
在公民社會仍然活躍的年代，他亦嘗試進行政策倡議的工作，例如爭取網媒採訪權。不過葉蔭聰直言，在香港媒介政策（media policy）倡議存在「先天性困難」，「喺香港社會政策，通常連繫社會福利、社會服務，咁會有清楚嘅領域，政府會有固定部門負責。但媒介政策係冇㗎，喺香港冇任何一個局，任何一個部門以媒體命名」，「講一嘢樣，咁邊一個部門應你機呢？」
葉蔭聰認為，當時的政策倡議有一定成果，但並非所謂的「成功」，而某些政策擱置多年來仍沒有任何進展：「呢個都係『香港特性』——倡議所謂成功係咩呢，唔係做到你想要嘅 policy，而係令到你唔想要嘅 policy 棘咗喺度……但你原本諗法唔係純粹棘喺度嘛，唔係純粹反對咁簡單，係要 make good policy。喺呢個層面咪唔成功。」
後來的社會形勢急劇惡化，2019年爆發反修例運動後，政策倡議的空間已非常有限，那有感到可惜嗎？葉蔭聰說：「可惜，當然可惜。」不過他認為問題不止於政治，而是香港過去一段時間，社會的討論氣氛趨向兩極化，很容易便會將矛盾指向立場不同的人，不利社會思考，「空間無咗，政權由上而下取消（討論）空間都唔係錯嘅講法……但從長時段角度去睇，香港無咩空間去諗，去到呢個階段，其實係一個咩過程而導致？香港成個公共討論，淨係一個互相指摘嘅過程……啫係你無諗返成個香港，比較長嘅過程裏面每一個人，你過去係咪有啲嘢可以做好啲呢？某啲嘢可以唔係咁做而咁做呢？諗呢一樣係好重要。」
「如果你覺得所有嘢都係壞人做成，咁你永遠只會處於一個絕望階段。你只能夠不斷思考過去做過某樣嘢，依家我今日應該點做，呢樣嘢做唔到就做另一樣東西。」葉蔭聰說，今時今日即使有很多事情不能再做，但仍要思考有什麼可以繼續做，並且對往後帶來什麼意義。
網媒採訪權
自2012年起，記協開始向政府爭取網媒採訪權，至2017年林鄭月娥當選行政長官後，宣布開放網媒採訪權，容許「純網上運作媒體」登記加入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可進入政府場地採訪，《獨媒》則於2018年3月登記。那是網媒「正規化」的年代，葉蔭聰說，因應政治環境轉變，為了將風險變得可以管理，「正規化」對於《獨媒》是有好處：「任何風險你只要將佢正規化，變得可管理、可管控嘅風險，你知得清清楚楚邊個人負責，負責到咩地步，但當你唔規範化，唔正規化嘅時候，你變得個風險係不可管控，可大可小。」
不過「正規化」亦影響《獨媒》的編採模式，漸漸地與主流媒體運作模式無異。葉蔭聰坦言，「無可避免」地《獨媒》只能變成網媒市場的其中一員，即使並非出於政治原因，如要維持媒體日常運作，也只能順應時勢作出轉變。
葉蔭聰說，香港有一種說法叫「不忘初心」，他笑言並不同意，反問：「一個人可唔可以改變先？可唔可以因應形勢轉變先？如果真係要不忘初心嘅話，咁 inmedia 應該最起碼2009年時候就要執咗佢。」
他指初期的成員或作為創辦人的自己，皆不是以「家族企業式」心態營運《獨媒》：「我係創辦人，『最初咁樣諗搞呢樣嘢，你就要咁樣搞㗎喇』，我就唔係咁諗嘅。我就最好搞一樣嘢出嚟之後呢，有人接手繼續搞落去。既然佢接咗手，咁搞成點係應該佢去諗，佢去決定囉。」
「每一刻都係做緊一個抉擇，尤其是依家做嘅人都唔係最初做嘅人，每一代人嘅人咪自己去進行抉擇。」
一日未死都不算失敗
近年社會氛圍鉅變，《獨媒》的名字由早期的《香港獨立媒體網》，慢慢更名為「獨立媒體 inmediahk.net」。葉蔭聰說，《獨媒》見證了20年來香港的政治變化，體現出何為「韌性」：「搵到一個，至少去到呢一刻仲可以生存到嘅模式。」
2024年，《獨媒》的存在還有什麼重要性？葉蔭聰沈吟半晌說，現時的政治環境下，不少媒體變成親政府媒體，「好多人覺得你走去讀新聞傳播把鬼咩？或者做新聞媒體工作仲有咩意思？」但他認為，其實不只《獨媒》，還有一些相對有獨立性、使命感的網媒，令人覺得做媒體仍有一些價值和可能性——至少令年輕一代不會覺得前景暗淡抑或是過於絕望。
一路走來，不經不覺已有二十年時光，由創辦當初，可有想像過《獨媒》能走到二十年嗎？葉蔭聰斬釘截鐵地回應：「無諗過」，他咧嘴道《獨媒》能夠走到第二十個年頭也算是一種「奇蹟」。作為創辦人之一，他坦言不曾想像《獨媒》能走到今時今日，亦是他人生中維持最長的計劃：「我唔記得當初諗啲咩喇，但照計無諗過搞咁多嘢，應該搞幾年貨仔就完咗要搞其他嘢」、「咁事實上係喎，由我讀書到依家，搞過嘅 project 呢個係維持得最耐，其他嘅 project 可能搞一輪就無咗。」
那這場二十年來的「實驗」可算是成功嗎？葉蔭聰對於「成功」與否耍手擰頭，「永遠都係睇你點樣界定成功」，不過他仍笑着說：「無死就係成功，如果你定義咁簡單，仲做到落去。或者你嘅定義係規模，最初連一個職員都無，到依家有10多名職員，用量化角度咪成功。睇你點樣定義，但從任何意義上都唔算失敗。」
繼續做參與者
由創辦人、參與者之一，後來轉變身位退居二線，現時只是《獨媒》的讀者之一，自己又如何看其角色上的轉變？葉蔭聰思考一會後，以「適逢其會」形容這些年來在《獨媒》身位上的轉變。對他而言，創辦《獨媒》的經歷是他參與（Engagement）社會事務的重要開端：「我用自己方法經歷咗香港呢段過程，而且算唔淨係一個旁觀者，多多少少都有參與過算係一個參與者……至少我係參與其中，雖然我唔覺得係自己好重要嘅角色，但至少有參與感。」
說罷他再語重心長地說：「成日都有啲疑惑，身邊有啲朋友，啫係你可能好長時間覺得自己喺香港發生好多嘢都係一個旁觀者，突然之間『嘭』一聲發生啲好嚴重嘅嘢，你只係投入咗件事好短時間，可能一年都無得幾個月，突然之間你會覺得你生活嘅世界崩潰。然後你要走喇。」
「唔知呢，其實你會唔會有諗過同你生活嘅世界，有另一個關係呢？掉轉頭，你諗吓可唔可以唔好再做旁觀者？雖然呢個世界變咗，變得唔好。最後走咗又變咗做旁觀者，咁你係咪想係咁呢？」他笑說，他當然沒有膽量這樣問他的朋友，但這是他的想法。
繼續做自己的媒體
訪問相約在《獨媒》辦公室進行，葉蔭聰對上一次在辦公室受訪已經是四年前，那時他申請嶺大終身合約被拒。離開嶺大後，在本地大學中找不到全職教席，遂於2022年10月到台灣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擔任兩個月訪問學人，約滿下受邀留下全職教學。
不過他沒有留在台灣，今年7月回港，現時在「文化及媒體教育基金」擔任教育及研究項目統籌，亦繼續於體制外教學，「梗係唔會發達啦，但係都仲有空間去做。」
他稱在台教學期間，從沒有長遠計劃投入當地發展，不諱言說自己是「留港派」：「我哋會多少少諗呢個地方。好多嘢我哋有份參與其中，無論好與壞，呢樣嘢係我哋人生、我哋之所以（成為）依家咁嘅人，係有密切關係。我就覺得我哋會願意繼續做落去，同對呢個地方有感情。個感情唔係覺得佢好唔好，靚唔靚諸如此類，呢個唔係重點。反而係我過去嘅一部分，甚至我係有份參與，造成依家咁嘅狀態，咁我又覺得我哋有一種情感，甚至有種責任。如果我有咁嘅條件，有咁嘅能力的話就要繼續做落去。」
問到有什麼想跟《獨媒》或是讀者說的話，他想到的是《獨媒》其中一個口號——做自己的媒體。葉蔭聰期望《獨媒》以及其他網媒在新時代下，繼續尋找可能性：「如果真係有啲咩初衷嘅話，呢個都係我嘅初衷，啫係有社會動力去創造新嘅媒體，創造出嚟之後係好係壞就再講。」
記者：羅仲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