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31日林紹桐提堂，散庭後多名前《立場》員工送車
（獨媒報導）2021年最後兩天，西九龍法院外一帶，散落「送車師」的身影。只是這一次，盤算囚車路線、貼着車窗揮動手機燈、在街頭巷尾狂跑追車的，是平時只會站在一旁記錄的記者。
自去年6月17日《蘋果日報》高層以國安法被捕，再於一周內刊出最後一份報紙，幾乎人人都說，下一間「被停運」的，便會是不時被政府和建制媒體點名批評、全港最大規模的網媒《立場新聞》。
這一日在半年後來了——12月29日，6名《立場》高層清晨被捕，擁有7年歷史、坐擁逾180萬粉絲的《立場》社交媒體和網站便再沒有更新，同日下午宣佈停運，晚上11時移除所有內容。被捕的前總編鍾沛權和前署理總編林紹桐被通宵扣查，翌日提堂，保釋被拒。
不足17小時，香港人又失去一間媒體。
好像有親人突然離世
在《立場》任職兩年的阿芒（化名）記得，公司被搜捕的前一晚，她去完記協晚宴，還跟同事說擔心自己翌日返工遲到。直至第二天被同事電話吵醒，得悉老總被捕，「係 panic 到唔知自己要做咩，好似有親人突然離世咁」。
她哭了，手震着、牙都沒刷就趕回公司，現場已封鎖，也有大批記者等待。她好不容易上到樓，等候被押走的林紹桐，那時林的眼神和她對上了，明顯看出很疲累。阿芒壓制住情緒，大聲問他有沒有回應，只記得林紹桐以顫抖而溫柔的聲音說：「你哋要小心、要保重。」
阿芒一邊返公司一邊哭起上來：「真係頂唔順，同佢眼神交流但咩都做唔到。」但事後回想還是慶幸：「起碼嗰幾十秒佢知道有人陪緊佢。」
2021年12月29日，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帶返《立場新聞》辦公室
回到公司，電腦沒有了、許多文件被搜走，陸續回來的同事有點不知所措，只是在辦公室呆坐着，一片死寂，有人斷續地哭泣。後來倒是一起看警方記者會，「但我哋連提問嘅機會都冇」，阿芒苦笑。
那天，《立場》即時停止更新網站內容，阿芒惋惜說，原本只推出了一半的2021年回顧專題被逼腰斬，同事通宵剪接的影片未能出街，自己努力了一兩個月的報導也未能刊出。
「真係全部都停咗，然後所有嘢都好似歸零，咩都冇晒⋯⋯」望着公司系統停止，只能默默錄下再不能面世的互動專頁，她語帶失落：「有啲遺憾囉，因為都嘥咗好多心血喺上面。」
她也有點內疚，直至最後一天都沒有準時返工。返早更的她，總是維持遲半小時才到的習慣——以前鍾沛權會罵人，但他不在公司後，最早到的林紹桐都是隻眼開隻眼閉，從沒有罵過她。
「我本身話下年開始一定要準時返工，點知就做唔到。」
那晚，阿芒匆匆回家洗了個澡，就直接動身去西九龍裁判法院排公眾籌，那是凌晨4點。原本擔心無法入庭一見提堂的上司，就提前來幫同事排隊，結果是早到得過份，現場一個人都沒有。「唔知邊個昆我哋」，她又好氣又好笑。從沒排過公眾席的一眾同事，就在法院外待到天光，直至其他同事陸續來到。
2021年12月30日，前總編輯鍾沛權提堂，保釋被拒。多名前員工傍晚在法院外送車，有警員用電筒燈驅趕
被突然剝奪的記者身分
「記者入先，有冇記者？你哋係咪記者？」開庭前，法庭保安打開大門，對着等待入庭的公眾重覆喊着。零星記者入庭，但更多的人坐着不動——在座數十人都是前《立場》記者。
「我哋完全唔識答」，憶起這幕，阿芒還是覺得有點好笑。被突如其來剝奪記者身分，她尚未能接受——這數天打開 Facebook，她總是第一時間想按入公司的專頁，看看有什麼新聞， 「但你會發現原來係冇咗」。
原與鍾沛權同一日提堂的林紹桐，因留院延至第二天才出庭。那兩天，公眾席幾乎全都是前《立場》記者，有市民拿到籌，亦主動讓給記者入內，以親睹被捕的阿權和 Patrick——這是《立場》員工對鍾沛權和林紹桐的稱呼。
庭上，法庭書記讀出控罪，控告營運《立場新聞》的公司、鍾沛權和林紹桐「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指他們於2020年7月7日至2021年12月29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中央或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激起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的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引起香港居民間的不滿或離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同一條罪，剛好在前兩天前《蘋果》高層案中，成為他們的新增控罪。這條港英殖民時期遺留下來、自六七暴動後未再動用的法例，在《國安法》通過後，再一次「被活用」在傳媒機構上。
2021年12月29日，大批警員搜查《立場》辦公室並檢走多箱物品
「之前執笠拉人可能想像過，但去到審訊要審判我哋呢間公司、我哋嘅同事，我係冇諗過咁沉重。」同樣入職約兩年的阿瑤（化名），說起庭上情況不禁哽咽。《立場》高層被捕那天，她凌晨6點就醒了，起初還沉浸在前兩日公司聖誕派對和記協晚宴的狂歡中，腦海一片朦朧。直至意識到發生什麼事，眼淚已經止不住，她一邊哭一邊梳洗，再急忙衝落樓，想要捕捉同事被帶走的片段。
「起碼要記錄咗先，呢個係我當刻作為記者、作為《立場》員工最做到嘅嘢。」阿瑤趕去同事住處，又再趕去警署，問明同事情況、做好記錄，才返回已被警察搜查完、空蕩蕩的公司。
辦公室內，許多同事雙眼通紅，整個下午一直哭一直哭，一片無力。直到晚上，有同事說有剪好的片段未能出街很可惜，就大伙兒一起欣賞這些永不見天日的作品，也開始交換每人獨一無二、自選印有四字勉言的卡片。「其實反差好大，我哋幾日之前先喺度交換禮物，今日就喺度交換卡片。」
那晚，阿瑤太累先回家休息，第二早再去法院排隊旁聽。她說着又忍不住哭了：「憑乜你剝奪晒我哋記者嘅身分，全部就要排公眾人士條隊。」好不容易入到庭內，聽到控罪書上讀出的名字是一個無比熟悉的人，「坐入去佢嘅作風同平時一樣，然後表現到佢都一早預計到有呢樣嘢，係好難過」。
暫時關上的兩盞綠燈
獨自在被告欄內，身形較瘦削的鍾沛權和林紹桐表現平靜，不時望向旁聽席，做出了OK手勢。林紹桐的妻子舉起了女嬰娃娃和恐龍模型，林隔着口罩也可見笑意，離開的時候，還數度高舉緊握的拳頭，直至囚室關上那一刻仍回望揮手。不少《立場》同事甫看到他們出庭就開始抽泣，得悉二人保釋被拒更是難掩激動。散庭後，多人相擁痛哭。
「見到佢（林紹桐）把聲有啲沙啞，仍然嘗試扮笑扮開心、仍然咁淡定，好似安穩所有同事，做返喺公司嘅角色，就會覺得，唔識講⋯⋯」阿瑤再次忍不住淚。阿芒也想起，數日前公司聖誕派對，林紹桐與妻子和女兒笑得很開心的畫面，「但暫時唔會再可以擁抱佢哋⋯⋯」
2021年7月22日，陳沛敏等四名前《蘋果日報》高層被控勾結外國勢力，鍾沛權以家屬身分旁聽
在阿芒和阿瑤眼中，鍾沛權和林紹桐都是很關心同事的上司。在《立場》規模還較小的時候加入，她們經歷過很多被二人「直接指示」的時刻：「阿權會直接行埋嚟同你講，你寫呢篇點點點，寫錯佢會直接話你，『肉酸啊』、『完全唔掂』、『真係唔合格』、『好失望』」，阿芒模仿着他的語氣。「佢好認真，好尖酸直接，但唔係罵你。」
而林紹桐則是較溫柔而冷靜的那個：「佢好有心栽培你，好多時會叫你去佢個位坐低睇佢點樣改篇稿，逐隻字同你睇，好多提醒。」但阿芒隨即笑說，看來認真的林總會突然「鳩笑」和「side track」：「真係勁奇怪，佢成日無啦啦笑，但你會好舒服。」
她們也笑着提起，鍾沛權與同事相處的尷尬：「佢每次單獨搵同事就會好緊張，appraisal嘅時候會喺你後面踱步好耐，過咗幾分鐘先突然好尷尬、雙手合十問你有冇嘢忙緊，可唔可以傾兩句」，然後入到房，互相在 dead air 中找話題，不夠十分鐘就出來。
但尷尬背後，還是明確地感受到他對同事的關心：「Office 越來越多人，佢會成日行過嚟問你呢度夠唔夠位、會唔會好逼。」在那個由幾張長型蔗渣板桌子組成的辦公室，阿芒記得，有次鍾沛權拿了把長尺，逐個逐個量度同事座位的間距，再以橙色貼紙貼在中間，確保大家座位闊度一樣。
「有次有同事投訴個位窄咗，佢真係攞把尺去度，話真係少咗 1 cm，就搣咗貼紙貼返嗰個位」，阿芒帶點難以置信地大笑起來。 「可能佢都係咁樣出身，佢好關心我哋呢啲權益福利嘢。」鍾沛權創立《主場》前，曾在職工盟任職多年。
阿芒和阿瑤
阿芒和阿瑤形容，《立場》內沒有階級、關係密切，老總會落手落腳寫稿、與同事一起用蔗渣板桌子，還時不時主動問同事有沒有故仔想做，事無大小也可向他們反映，他們會聆聽。
工作上，老總也總是最認真的那個——早過員工到，但永遠遲過員工走；回到家，Facebook 聊天室也是「綠燈長開」，一看到新聞出錯就會立即發出來要求更正。每個同事必然經歷過的，還有剛入職時，鍾沛權千叮萬囑：「報導一定要持平準確、唔可以錯，所有錄音一定要留底，要好清楚記者同示威者的界線。」
去年年中《蘋果日報》高層被捕，《立場》一度遣散員工再簽新合約，幾乎所有員工都留了下來。阿芒記得逐個入房簽約時，鍾沛權問她怕不怕、有沒有想過走，她答「冇啊，就行到最後囉」，鍾一臉驚訝，大概以為很多同事打算離開。阿芒再大膽問鍾沛權怕不怕，「又好尷尬啦⋯⋯」，她笑了。然後鍾沛權頓了頓，臉上泛起淺淺的笑：「我都唔想同大家緣份咁淺，都係盡做。」
在那之後，阿芒都甚少再跟鍾沛權說話，鍾也在11月因為家庭原因辭去了總編一職。再次相見，已是法庭內。縱然做好心理準備，但得知前總編保釋被拒，阿芒還是紅了眼睛。她記掛的，還有 Facebook 長開的那兩盞「在線上」綠燈：「琴日無意碌嚟睇就發覺，佢哋盞燈都熄咗。」
不會再遇上的公司
散庭後，《立場》同事聚在法院地下大堂商量送車的路線。鍾沛權的車第一天很早就拐了彎，不少人都錯過了，第二天送林紹桐的車，大家又商量策略，嘗試挑選最有利的位置。
以往拍過送車場面的阿瑤，坦言感覺有點不習慣，「以往好理性影住佢哋（送車師），好克制」，但換成要送與自己親近的人，原來會瘋狂到拔足狂跑，只為讓他們聽到一句打氣。以前，她總是提醒自己不可做與記者身分相違的事，就是前同事何桂藍還柙，亦提醒自己要專心工作、不可叫口號和舉手機燈。
「但今次係可以毫無掩飾地喊就喊，表達畀佢哋睇，我好着緊佢哋。」
囚車停在紅綠燈處，前員工一擁而上，即使不知車上載着什麼人，仍貼着囚車玻璃揮動手機燈，竭盡所能高喊：「撐住呀！」、「頂住呀！」、「保重！」一片呼喊中，還有這麼幾句：「你好靚仔啊」、「我哋會一直喺度」、「唔駛擔心啲細㗎，我會睇住佢哋㗎啦」。囚車開出，十數人又一直奔跑追尾，直至車子在視線內完全消失。
送林紹桐車那天，還發生了一段插曲。警察在中午時分到場驅散人群，前《立場》記者則分散站着繼續送車。直至有次，囚車快速地向前駛，好些前員工在行人路奔跑追車，卻迅即被警察扯住，還有人疑被警察撞倒，後腦着地、眼鏡飛脫。警察隨即拉起封鎖線截查現場的人，也叫停了除記者以外的人的拍攝。
那刻，阿芒覺得有點委屈：「本能反應舉機影，但唔夠一分鐘已經被推走。你冇得講『做緊嘢』，因為你已經唔係記者，只係普通人。」
2021年12月31日，警方截查在行人路奔跑追車的前《立場》員工
在場送車的還有阿銘（化名），但這並不是他第一次送上司車。曾在《蘋果日報》任職幾年，亦待到《蘋果日報》結束的最後一刻，他早曾以「前員工」的身分旁聽前高層的案件。那時，數百人的機構一下子瓦解，不少同事都選擇轉行，但阿銘不想浪費自己在新聞行業的經驗和技能，於是相隔不久也決定去《立場》：「未必可以做好長，但有做新聞嘅機會都想把握。」
就像許多在《蘋果》結束後新入職的同事，阿銘見工時都被問到，會擔心《立場》做不長嗎？那時他的答案是，即使《立場》報導一些較敏感或有爭議性的新聞，也會有其他媒體報導，相信情況不會那麼悲觀。「而家回想返就係諗得太過天真啦」，他無奈笑道：「真係冇諗過咁快（搜捕）⋯⋯年都未到，《蘋果》摺咗都只係大概半年。」
對阿銘來說，《立場》是一個可供他發揮的平台。這裡會放手讓同事專注主流媒體未必會投放資源的專題或調查報導，而且相對《蘋果》，同事普遍更年輕，在傳媒界最艱難時投身這行，對新聞極上心也有熱誠。
阿銘笑說，在公司經常都會目睹以下一幕：「坐堂（採訪主任）會同同事講，你都辛苦啦，快啲收工，唔好繼續留喺度。但好多同事不論寫稿、剪片、籌備節目，好多都唔顧自己工作時間、埋頭苦幹。」
同樣的描述，也出自阿芒和阿瑤口中。阿芒記得，剛入職不久，便想做關於將軍澳街坊如何悼念周梓樂的專題，她向鍾沛權提出後，旋即獲批准，還獲安排影像同事幫忙。「我未做過其他媒體，但我唔相信係會咁容易囉」，阿芒笑了：「但佢就係願意畀資源你一個咁新嘅人去做呢樣嘢。」
與此同時，同事都很願意為公司付出。像是社運那時，因為人手不夠，不少同事會「頂硬上」，一個人「跑全更」，由早上9點做到翌日1點都毫無怨言。背後理由很簡單：「因為我鍾意呢個工作，就唔會介意。」
阿芒和阿瑤都形容，同事大多是她們這種剛畢業出來的年紀，年輕的同事們各有各專長和關注的議題，「好叻好獨特」，而且相處融洽如一家人，投入玩樂，也認真工作。或許因為這樣，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因為每日都覺得自己做緊啲好有意義嘅嘢。」
不少人都很難想像，失去了《立場》對這些員工打擊之大。但加入《立場》短短幾個月的阿銘，已體會到這點：「同事關係好緊密，好似家人咁，你係唔想任何一個人有事。」
阿瑤事後想，這幾天的難受除了因為熟悉的高層陷獄，也因為，「以後唔再可以同同事一齊為熱愛嘅工作、相信嘅價值打拼」。對阿芒也一樣：「我唔覺得呢世人會搵得返呢 team 咁嘅人、呢間咁嘅公司。」
《立場新聞》辦公室
還有做記者的意義嗎？
沒有了《立場》後，阿瑤還是保持時刻留意新聞的習慣。不久前她看到有在囚人士的 Patreon 宣佈停運，覺得這消息很重要，想起以往一定會嘗試追尋原因和報導；看到一篇高等法院裁定某組織要交出捐款及受助人資料的報導，也設想美術部同事必定會立刻整圖，讓消息流通更廣。
但現在一切已做不到。
不是新聞系出身，阿瑤想做記者的原因很簡單，就是想為大眾報導社會重要的事。但「當你想問政府一條好啲嘅、尖銳啲嘅問題，你想開一個唔係政府論述嘅角度，最後都係唔容許，咁做記者嘅意義係啲乜嘢？」她有疑惑。看到新一屆立法會有89個議員聯署支持警方拘捕《立場》高層，跑政治新聞的她苦笑：「樂觀啲諗，下屆議會係咁，唔做都係好事嘅。」
阿銘也有類似的思考。他舉例說，以往《立場》已不時無故被拒出席政府一些不敏感的採訪活動，現時失去了這平台，其他稍為「不聽話」的媒體要採訪就更困難，也只餘下單方面的聲音。更重要的是，經歷過《蘋果》和《立場》，現在做記者實在面對太多不確定性：「如果繼續做新聞，係有同事被牽連，我係咪要繼續做？」
話雖如此，他們也未有定案。「問心我係喜愛呢份工作，亦都唔可以完全話（做記者）冇用，因為好多人仲努力緊」，阿瑤說。阿銘也擔心，如果就此不做，或會進一步影響市民的知情權。
2021年12月29日下午，《立場》宣佈停運，記協主席陳朗昇步出辦公室，形容是「好傷感嘅一日」，又寄語「行家們加油，行家們一定要堅持落去」
好好生活，好好療傷
讀新聞系的阿芒，起初其實有想過不做記者。大三那年做港聞實習，在「太平盛世」跑那些好無聊的記者會，她覺得適應不到那種新聞節奏，甚至之後去了一間公關公司實習。但偏偏遇上社運爆發，她每天待在公司如「平行時空」，整個人很崩潰，完全不想返工，只想出去抗爭現場做記錄。
那段日子，阿芒常問自己，「點解唔好好運用自己比人哋擅長嘅嘢？」她覺得，較擅長文字的自己可以參與記錄這場運動，把真相告知更多人，於是畢業後立即應徵記者的工作，《立場》是她第一份全職。
因為政治而做記者，但公司卻因政治而解散，阿芒說，自己再做記者的機會很低，「至少喺香港唔會」。她覺得，以往在學院學習的理論，像是監察政府、第四權，現時似乎已不再被允許，做記者的初心，也已與整個社會環境背道而馳。當記者的報導也可能成為犯罪證據，「其實係會質疑⋯⋯你知道自己冇做錯，但有時你都會質疑自己。」
她對傳媒行業的前景不樂觀。「其實一路做都知冇（希望）㗎啦，由《蘋果》執嗰刻都知道冇，但你都係抱住一個覺得聽日會冇嘅狀態做到最後。」但現在，連《立場》都消失了，「當然仲有《眾》啊、《獨媒》啊，但你會知其實只會一日一日咁樣冇落去。同埋可以 reach 到更多人嘅力量已經越來越細，因為佢係按規模咁執你。」
（編按：《眾新聞》在《立場》停運後4天，亦宣佈在2022年1月4日起停運。主筆楊建興明言，《立場》高層被控一事帶出轉載文章、報導及訪問都可能被控煽動性文章，認為再沒有一個安心的環境，讓他們做想做的新聞。）
1月3日，《眾新聞》總編李月華和主筆楊建興向記者交代停運事宜
阿芒還未有時間想自己的計劃，但她想，或者遲些會去讀書。她那篇未能出街的專題報導，是年尾與同事用心籌劃，想在許多團體解散、消失的2021年尾，為讀者帶來一點正面的力量，學習如何療傷。
其中一個受訪者還是前記者。「好似整定，寫完一大篇嘢 turn out 係寫畀自己睇返，受訪者講嘅嘢就係自己而家嘅經歷」，她失笑。
訪問許多被解散的組織、經歷各種創傷的人，阿芒學會，遇到困難的事，要先覺察到自己的情緒，提醒自己「唔開心係OK」。而且永遠要記住，創傷不獨是個人經歷，而是大家共同面對的狀態。
有些美好的事消失了，無法復原，「可能接受佢就係一個永遠嘅創傷，永遠都唔會好得晒」。而當下她只能好好休息，不要勉強，「做到幾多盡做幾多」。
「但我都會記住佢哋入面嘅人特登提我哋，都係想我哋過得好好」，阿芒說着，又像是提醒自己。
「咁我哋都會努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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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失去《立場》後，想盡力做點詳細的紀錄，於是花了些時間寫這篇文章。怎知時間不等人，還未寫完，已收到《眾新聞》停運的消息。
阿芒那句「你會知其實只會一日一日咁樣冇落去」，大概都是全城共識。每次問人，都說預咗，只係冇諗過咁快。
連日告別了許多行家，大家總是笑說下個就到你哋。而我難忘《眾》最後一日，有《蘋果》結束後轉過去的行家很認真地告訴我，至少他們曾盡力。
或許如阿芒所說，寫完一大篇文終究還是寫畀自己睇返（笑）。謹此記下那些熱愛返工、為所信價值義無反顧的美麗靈魂。在風眼之中、風暴過後，我們都要好好過。
記者：黃蕊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