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唔知文章內容係講咩？」
「知。」
「邊個負責審批呢篇文章？」
「我。」
「知唔知文章想表達咩？」
「知。」
2021年12月29日清晨，《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沛權和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涉「串謀發布及／或複製煽動刊物」被捕。鍾沛權在警誡下，表示「我係《立場新聞》嘅總編輯，唔關其他人事」，並在被捕後7小時的錄影會面，承認負責審批涉案15篇文章，並知悉它們內容和表達的意思。
二人其後被落案起訴，還柙近一年才相繼獲准保釋。在審訊的第16天，庭上播放一年前的錄影會面，從法庭的電視屏幕，可見身穿黑色外套、白色襯衫的鍾沛權坐得畢直，冷靜而認真地回答警員問題。
面對過於空泛的問題，他會反問「可唔可以具體啲」；被問及編審準則、甚至「何為有深度的專訪」，他會如實說難以一概而論，「不知從何說起」。
問到涉案文章由誰負責審批，他一概朗聲回答：「我」，但問到有沒有牽涉其他人，他則一概稱「冇嘢講」，也拒絕舉出博客的名字：「公開資料唔駛我講。」
他不止一次承認，他就是《立場》的最終決策人：「最終決策人任何傳媒機構都係得一個，總編輯。」
「可唔可以具體啲？」
踏入審訊的第16天，控方今播放鍾沛權被捕當日的兩段錄影會面。從片段可見，身穿黑色外套和襯衫的鍾沛權筆直地坐着，雙手互握放在大腿上。他說話時頗為冷靜，又帶點嚴肅，回答問題時不時托眼鏡和整理口罩。
拘捕他的國安警員陳漢喬（音譯）先問他的個人背景。鍾沛權說他於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畢業，其後曾任非牟利團體幹事及記者，「係兩樣啫」。他曾於《明報》、《經濟日報》、《主場新聞》和《立場新聞》任職，於2014年12月《立場》成立便任總編輯，直至2021年10月底辭職，被捕時無業。
警員其後就本案首被告、《立場》母公司 Best Pencil (Hong Kong) Limited 提問：「你有咩想講？對呢間公司有咩認識？」，鍾沛權反問：「可唔可以具體啲？」。警員調整問題後，鍾回答記憶中公司於2014年下半年成立，「唯一業務就係《立場新聞》」。
警員出示公司註冊處文作，指鍾沛權於2014年12月16日獲委任該公司董事，同被委任的包括蔡東豪和余家輝。鍾對此稱「冇嘢講」，並指自己12月1日已辭任。警員再指，周達智、練乙錚、方敏生、何韻詩和吳靄儀5人於2015年1月亦獲委任為董事，鍾沛權說他認識5人，大家是公司董事的關係。
警員其後展示報刊註冊文件，指鍾沛權是《立場》東主、出版人、承印人和編輯，鍾沛權說「冇嘢講」。警員再問他為何會擔任 Best Pencil 的董事，此時鍾顯得有點不可思議，「點解啊？」，他邊托眼鏡邊重複問題，繼而輕輕笑道：「點解？冇嘢講，冇得講。」
最終決策人
有關《立場新聞》，鍾沛權說由他、蔡東豪和余家輝於香港成立，業務為「網絡新聞媒體」。他剛加入任總編輯時月薪77,000元，但離職時略微減少了，「應該係7萬2？7萬5？我都唔記得。」
他解釋，任總編輯的他負責所有發布內容上的決策，包括文章和影片，除他以外並無其他人參與。「換言之即你係最終決策人？」，警員問，鍾沛權邊托眼鏡邊肯定地答：「最終決策人任何傳媒機構都係得一個，總編輯。」
警員繼而問及《立場》日常如何運作，鍾沛權似是有點無奈：「我冇嘢講，不知從何說起」，並要求警員問具體一點，「太空泛我唔知點答」。警員提出《立場》會否分為人事部、編採部？又或發布一篇文章或影片，流程是怎樣？鍾再表示「冇嘢講」，「可以千變萬化」。
警員續說，只是想了解一般運作和大致流程，不用很深入，於是鍾沛權想了想，以短促而斷續的語調答：「有啲議題，我想做嘅，叫同事做。同事採訪完，做完，返嚟，咁我哋就負責審稿，改稿，我負責決定出唔出。」
警員問：「一篇文章出唔出係由你做最終決定？」
鍾沛權：「係。」
警員：「有冇其他人可擔任呢個角色？」
鍾沛權：「冇。」
但被問到：「審稿、改稿嘅工作，除咗你有冇其他人做呢樣嘢？」
鍾沛權則答：「我冇嘢講。」
基於事實和不違法
警員之後問到考慮發布文章的準則，鍾沛權說：「哇，又係好長篇喎呢個，我不知從何說起，可以有好多準則」，警員再問有否「較一般」的準則，鍾搔了搔頭：「我講唔到喎呢個。」
警員續問，「係咪每日嘅文章、專訪、報導、博客都係由你審批？」，原本低着頭的鍾抬頭答：「係。」警員再指，他是否會修改同事採訪後的報導才發布，他答「事實唔可以扭曲」，但對具體的改稿準則表示：「冇嘢講，又係太過長篇大論。」
警員問，假若一篇文章經他考慮後，「你話唔出的話，其他人可唔可以發布或上載呢啲文章？」，鍾沛權說「唔得」，「如果我話唔出就唔出得」，任何同事也一樣。但他說，Best Pencil 的董事沒有權力決定，「個權力來自總編輯呢個崗位」。他知道總編輯在《報刊條例》下有法律責任。
警員再次問到審閱發布內容的準則，這次鍾沛權想了想，答「基於事實」。其他呢？鍾答「唔違法」。仲有冇其他？鍾說：「冇啦。」
警員再問：「假如內容可能觸犯法例會點處理？」鍾沛權答得乾脆：「唔出囉。」
「公開資料唔駛我講」
涉案17篇文章中，包含7篇專訪、9篇博客和一篇報導。警員問及，《立場》到底如何界定文章屬博客或專訪，鍾沛權解釋，專訪就是機構內部（in-house）主動做的採訪內容，博客就可以理解為專欄作者，多由其他人投稿。那到底什麼形式的文章會放在《立場》博客？鍾答：「我冇嘢講。」
警員問到，在《立場》發布的博客文章，是否都要經鍾沛權審稿改稿？鍾答：「係由我決定，啲人可以做博客喺我哋嗰度發表文章，係由我決定嘅。」警員再問有什麼博客，鍾說「各式其色，非常多」，但沒有舉出例子：「公開資料唔駛我講。」
部分涉案文章歸類為「立場人語」，警員問什麼類型的文章屬此類。鍾沛權說「好難一概而論，主要都係專訪，係有深度嘅專訪」，但具體怎樣為有深度的專訪，他表示「好難講，冇補充」。
警員再問，他作為總編輯，有否指示任何人就編採方向作指示，他答「有」，但「各式其色，視乎單新聞，好難一概而論」。
少數確鑿的回答
警員其後逐一展示涉案17篇被指煽動性文章，鍾沛權快速地翻閱，有時直接表示已經看過。他先確認從文章版面，可得悉文章全由《立場》發布。其後警員開始提問一式一樣的問題，鍾沛權也作出一模一樣的回答：
警：「文章作者係邊個？」
鍾：「我冇嘢講。」
警：「邊個安排採訪？」
鍾：「我冇嘢講。」
警：「有冇支付任何費用畀作者？」
鍾：「我冇嘢講。」
警：「點解文章會喺立場新聞網址發布？」
鍾：「我冇嘢講。」
警：「有冇參與呢篇文章發布或其他部分？」
鍾：「我冇嘢講。」
警：「有冇人同你商量或者指示點寫呢篇文章？」
鍾：「我冇嘢講。」
唯獨每次問到「知唔知篇文章內容係講咩？」，鍾都會肯定地答「知」；問及「邊個負責審批？」，他總是朗聲答：「我。」
警員最後總會問，「知唔知呢篇文章想表達啲咩？」，鍾會肯定地答「知」，待警員追問「表達啲咩？」，他就答「我冇嘢講」。
在提問過程，警員也會指出警方調查所得的文章作者身份，並詢問鍾沛權與作者和受訪者的關係。例如何桂藍專訪由楊天帥撰寫，梁頌恆專訪由林彥邦撰寫，被問及與楊天帥、何桂藍和林彥邦的關係，鍾均說「冇嘢講」。而鄒家成、梁晃維專訪由「特約記者」盧斯達撰寫，鍾指盧並非《立場》員工，但拒透露與他的關係，也沒有回答該名字屬真名或筆名。
對於涉案博客作者羅冠聰、張崑陽和區家麟，以及受訪者鄒家成、梁晃維、許智峯和梁頌恆，鍾沛權都明確表示與他們「冇關係」；至於《立場》與他們有否關係，則「冇嘢講」。他承認博客作者陳沛敏是其妻子。
拒絕透露審批者的兩篇文章
在首15篇文章，鍾沛權的回答大抵相同，一來一回的純熟節奏，甚至有次問及區家麟博客〈2020 香港新詞〉是誰負責審批，他亦誤答了「我冇嘢講」，隨即更正是他審批。直至最後兩篇涉案文章，即他辭任總編輯後，《立場》才發布的中大衝突兩周年專訪，以及鄒幸彤獲頒「中國傑出民主人士奬」的報導，警員的問法和鍾的答法也有輕微的變化。
就中大一文，警員問他有沒有看過文章、是否知道何時撰寫。鍾沛權答看過，是11月撰寫。警員其後又重覆問其他文章問到的問題，鍾沛權的回答也一樣——直至問及「邊個負責審批」，鍾改為答：「我冇嘢講。」
警員於是提到，文章是在2021年11月11日發布，而據鍾沛權所說，他在10月底已辭任總編輯，問他往後日子還有否參與《立場》運作。此時鍾沛權說想休息一下：「我想休息飲水，同律師傾一傾。」
大約半小時後，錄影會面再開始。警員重複一次剛才的問題，鍾沛權這次答「冇嘢講」。警員於是展示最後一篇涉案文章，即鄒幸彤的報導，並指文章作者是鄒幸彤，鍾答「冇嘢講」。警員續問鄒是否《立場》員工，鍾答「唔係」，後來一度稱「我講錯咗，我覺得我冇 capacity 去答」，但最終維持指鄒不是《立場》員工。
同樣地，鍾沛權對誰負責審批文章表示「冇嘢講」，但他確認知悉文章內容和表達的意思。
庭上播放的錄影會面到此為止。據控方所述，警員其後又就鍾沛權電話的 WhatsApp 對話紀錄提問，鍾也是答法相若，稱「冇嘢講」。警員也曾問及其他文章，包括林紹桐任署任總編輯後，所發布與「監獄」相關的文章，但控方最終不依賴，庭上也沒有播放該些片段。
盤問時，警員表示對文章作者身份的掌握，只是來自文章下方的署名，而非來自警方線報。辯方指，鄒幸彤獲獎的報導刊出時，鄒正身處獄中，「照道理就唔應該係作者，應該係新聞報導」，警員同意。
鍾沛權的錄影會面播完後，控方案情完結。國安法指定法官郭偉健裁定所有被告表面證供成立，需要答辯。辯方需時與被告商討，未知會否作供，案件明早再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