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9）於11月11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展開。但隨著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選舉，埋下美國再一次退出《巴黎氣候協議》的隱憂，勢必衝擊各國談判代表連月來磋商的努力。作為預備會議的波恩氣候會議自6月召開以來，雖在個別問題上的談判取得了突破，然而在關鍵領域仍未取得實質進展，包括制定氣候融資目標，以至氣候減緩工作計劃和取得各國氣候行動目標的共識。發達國家、新興和發展中國家集團之間的分歧依然嚴重，特朗普勝選看來只會加深彼此的矛盾。
氣候融資目標談判挑戰巨大
發展中國家需要資金支持氣候減緩及適應行動，但面對長期債務和財政緊絀，極需要發達國家提供支援，而今次COP29的氣候融資談判將會是各界焦點。各國在2009年COP15會議曾達成協議，定下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每年1,000億美元的氣候融資目標，直到2020年屆滿。2021年COP26會議則提出制定新集體量化氣候融資目標（NCQG），通過調查和集體協商的方式，目標是在COP29，即今年的會議中達成新的融資目標。
但自從提出每年1,000億美元的目標以來，發達國家一直沒有達標。直到去年COP28會議前夕，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表研究報告，指發達國家終於在2022年達標；內容卻遭民間組織質疑，認為所謂的氣候融資項目，不少是早已存在的海外援助項目，而非新增項目。
在財政壓力和國內政治氣氛下，不少發達國家今年削減了海外援助預算，使融資形勢更為嚴峻。各國在新目標的制定上亦存在分歧，包括資金總額、資金來源、受惠對象以及各種類型氣候基金的納入。
資金來源亦是一大爭議，發達國家支持納入私人資本，而發展中國家則堅持必須來自公共財政，強調發達國家公民必須分擔碳排放的「歷史責任」。另一個爭議是資金的「總額」。發展中國家提出了數以萬億美元為單位的目標，反映氣候行動的巨大財務需求，並要求補償以往未達成的1,000億美元目標；然而，發達國家一直不願具體承諾。10月初舉行的高級部長對話中，談判文本草案列出的金額選項，從每年最低限度1,000億美元到最高2萬億美元不等，相差甚大，可見談判之艱巨。
氣候融資捐助者基礎備受挑戰
擴大捐助者基礎同樣備受爭議。發展中國家一直認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成立之初，就確立了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的歷史責任，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有著『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換言之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更大義務和責任，並資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不過，不少新興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印度及沙地阿拉伯、阿聯酋等海灣國家，經濟增長迅速，也逐漸成為碳排放大國，開始有人提出各種標準來定義新捐助者的條件，如經濟狀況和排放水平，將新興國家納入捐助國行列，當然遭到新興國家反對。
此外，新的氣候融資目標亦必須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實際需求，包括落實全球氣候適應目標及賠償氣候災難的經濟損失（即「損失與損害」基金）。目前「損失與損害」基金只籌到7億美元，與目標的1,000-4,000億相去甚遠。而2022年全球適應融資也只達到324億美元，與每年1,940億至3,660億的實際需求，相差6-12倍不等。而融資目標不僅包括金額上的增長，更需要具體的計劃、可量化指標和監督措施來確保資金的有效運用。
碳市場亦是COP29的談判重點。碳市場機制通過提高能源效益、開發可再生能源及植樹造林等方式，創造「碳信用」，並在國內和國際碳市場進行買賣，可計算入國家的減碳目標，亦有助發展中國家集資進行減碳項目。但是，近年通過私人市場進行的自願碳交易，屢屢出現弄虛作假、誇大效果、重覆計算的問題，甚至在開發能源和植樹造林時，發生掠奪原住民土地和人權侵犯事件，引起了各界關注國際碳交易存在的漏洞。因此，如何利用碳交易守則提高碳信用的誠信、確保跨國碳交易數據披露，將成為焦點。而10月初的碳市場小組會議在部分問題上取得突破，包括有望整合人權保障措施及建立計算溫室氣體去除的相關標準，有助增強參與碳市場的信心，是明年啟動全球碳市場機制的關鍵。
全球盤點結果如何反映在氣候減緩目標
回顧去年COP28將會補充今年談判的背景。去年適逢是《巴黎氣候協議》（《巴黎協議》）2015-2030年承諾期的中間點，並進行了首次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GST），檢視全球落實《巴黎協議》的進度。當中訂立的新目標包括三倍可再生能源產能、兩倍能源效率、轉型脫離化石燃料等，是氣候談判的里程碑，有助提高各國減排及適應氣候變化的目標與計劃，亦即國家自主貢獻（NDC）。今年COP29的焦點將延續討論提高各國氣候減緩目標，達致2030年減碳目標上的進展。
然而，UNFCCC發表了最新報告，以目前各國提交的NDC，預計全球在世紀末將面臨約2.8°C的升溫，遠高於《巴黎協議》1.5°C的目標，因此各界期望各國提高NDC的氣候行動承諾和具體目標。可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分歧依然嚴重，有礙大幅提升具體目標。發達國家希望可以將全球盤點結果應用於所有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NDC上；但發展中國家則堅持討論氣候融資，認為如果發達國家沒有給予發展中國家足夠的財政支持，將無法實現減緩目標。
另一邊廂，減緩工作計劃（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MWP）的談判也遇上類似爭議。減緩工作計劃成立於COP26，旨在討論如何支援各國加強落實氣候減緩措施，例如可再生能源的部署，提高各國減緩氣候目標。不過，此項談判近期亦成為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在氣候目標和融資的爭論場所。發展中國家代表認為減緩工作計劃的討論重點是促進氣候減緩技術和策略，並不包括全球盤點，即不該向發展中國家施加減緩目標的壓力。
2024年COP29處於關鍵時期，既適逢首次全球盤點結束的一年後，亦是各國提交第三份NDC（2025-2030年）的前夕。在評估NDC的進展時，各國會根據增強透明框架（Enhanced Transparency Framework, ETF）的操作指引，核算和披露碳排放數據及氣候政策的成效，並每兩年提交透明度雙年報告（Biennial Transparency Reports, BTR），評估進展。各國若能在COP29同時提交NDC和BTR，有助營造互信氣氛和提高氣候目標。
公義轉型範圍擴大至全社會
除了氣候減緩，在COP27成立的公義轉型工作計劃（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 JTWP），回應了《巴黎協議》條文中對公義轉型的要求，即是在推動化石燃料轉型至可再生能源時，相關行業必須保障勞工權益；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亦必須改變追求無止境增長和高度消費的經濟模式，才能達致公義轉型，帶來可持續生活方式。
公義轉型工作計劃的談判也爭論不斷，不只對公義轉型定義有理論之爭，也涉及具體操作範圍及資金需求。發達國家希望談判維持作為對話平台的角色，而發展中國家則堅持制定一個可全面操作的具體計劃。不過關於具體談判亦需要視乎氣候行動目標和融資的談判進展，才能看到突破的端倪。
香港的角色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城市，在這場艱巨的國際氣候談判中，應該發揮自身的氣候融資潛力，成作為可持續及轉型金融治理的示範單位，創造條件，促進全球企業進行氣候投資融資。例如，在制定可持續金融行動計劃及分類目錄、上市公司環境、社會和管治披露守則上，香港可以分享經驗，促進與其他城市互相學習，推廣高透明度和符合誠信的氣候融資平台。香港亦應該積極參加跨城市氣候行動聯盟在COP29的活動，在政策、融資和科技等領域，向全球城市示範創新的解決方案，促成落實《巴黎協議》，可行方向包括：
＊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產能和能源效益目標；
＊與鄰近城市合作，促進能源科技創新和應用，以達致能源轉型，
＊推廣符合人權標準及符合誠信的碳市場交易；
＊加快本地行動，促進落實以至提升國家減碳目標；
＊參考全球適應目標以制定本地目標；
＊探討全社會的公義轉型路徑等等。
低碳想創坊早於2018年成為COP的觀察員組織，今年將會派出十位代表赴會，密切監察氣候融資、氣候減緩等多個議題的談判進度。我們見證近年參與COP會議的香港代表增多，來自政府、商界和民間組織各界，希望能帶動更多港人關注國際氣候議題。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於今天前往COP29，低碳想創坊深切期盼代表團回港後，可帶領港府對氣候公義轉型等上述內容作出具體承諾及確切行動。
邁向COP29之路並不平坦
阿塞拜疆作為COP29主席國，同時是化石燃料生產國，加上緊張的地緣政治，以及限制公民社會的背景，再面臨美國可能再次退出《巴黎協議》的陰霾，籠罩COP29談判的懷疑氣氛越見嚴峻。當中的最大挑戰，是如何避免在氣候協議中，只追求最低共同點，削弱氣候談判進程的效果。
因此，各界都在觀望名為『1.5°C使命之路』的計劃，此計劃由COP28、COP29和COP30三屆主席團組成的『三頭馬車』（即阿聯酋、阿塞拜疆和巴西）聯合啟動，倡議下一輪NDC提高氣候行動目標，旨在營造有利外交談判的環境。而完成《協議》的階段成果，可以為明年在巴西貝倫舉行的COP30，建立一個功能齊全及可操作的框架。
總括來說，COP29的成功因素，在於各國談判代表必須保持積極的態度，通過縮窄分歧，確保必要資金，展現談判的靈活性和合作精神，增強彼此信任與合作，以及在提高目標和程序正義之間取得平衡，保持達到1.5°C目標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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