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情一直煩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已是火上加油，用IG時還看到有人就着戰況開玩笑（下圖）。我已分不清自己是怒火中燒還是欲哭無淚，唯一肯定的是不由自主說出的髒話。
《端》檢視了連登討論區，指出比較常見的討論都圍繞著兩種調性——美國的不作為與股市。就着後者，《端》寫到：「多名網友發文，對普京出兵拖垮股市表示憤怒，並擔憂晚上的美股走勢。」股市向來都是社會問題的溫度計，絲微抖震已可觸動股票的神經，戰爭的影響就更加不用多說，俄國開始入侵時股市崩塌大跌。
圖片中使用簡體字，我的朋友從大陸來港讀書，除了字體我覺得這兩幅meme圖和他都很「香港」。
戰爭可能離香港很遠，但炮火連天的殘酷、彈雨槍林的血腥、戰火紛飛的恐懼、流離失所的悲愴卻真實得令人毛骨悚然。家園被專制政權跋扈掠奪，我不懂為何有關股市的討論為何可以蓋過戰爭的大事大非，我也更鄙視拿戰事開玩笑的人。恐懼不只能操控股市，也是一種血肉的情感；戰爭不只導致股災，也包含人性的泯滅。
鄂蘭在告訴我們思考旨在產生意義，她說：「思考之風的顯現不是知識，而是辨別是非、美醜的能力」。思考與判斷彼此關聯，分別則在於思考是處理不在場、想像中的事，但判斷則關心當下的問題，因此判斷旨在把思考實現，並能塑造世界（worlding）。對鄂蘭來說，每一個判斷都是主觀的，因為當我們把判斷放進這個世界中，思考就開始改變世界，手段就是與他人分享自己的判斷。「我」與「他人」之間的張力就成為一種「共同感知」（common sense），這種感知也間接影響我們的思考，替萬物產生意義的模式。或許，我應該做的是嘗試追塑那側重股市的共同感知。
布朗（Wendy Brown）說明新自由主義下能把市民配置成市場的行動者，即把市場邏輯與規範代替政治參與、人民主義和社會願景。市場邏輯不一定與金錢有關，而是各種能「增值」自我的資本，例如文化、社會資本（如學位）。這種對資本的重視回答了「我們是誰」的問題，給予我們思考的方向與目標，也支配我們對政治的解讀——經濟增長、有利定位與市場發展。這些想法瓦解民眾，掏空對傳統民主的幻想。
布朗的論說對了解香港的政治—社會情況很有啟發性。彭麗君曾以雨傘運動回應布朗的論點，說明在這個被新自由主義主宰的城市仍有不同民眾願意放棄每天的營營役役投身政治。我同意，但我們也要知道很多香港人仍是堅信「我嘅訴求就係想返工」，而我相信這與本港的社會文化環境有很大關係。
學者李劍明指出香港的新自由主義由政府領導，政府不斷設法讓市民通過市場滿足自己需求，例如提供學卷鼓勵學生就讀自資院校、出售公屋和居屋、認證某些金融產品以鼓勵市民投資（例如I-BOND）、外判市場的強積金計畫等。實際上，這些舉動使政府無需花大量資源管理市民，也同時把資金導向市場，達致經濟增長，養成「投資增值」的習慣。在文化上，政府無疑逼使市民把自己代入投資者/資本家的角度。根據調查，在1992年只有9%已成年市民有買賣股票，數據在2014年躍升至36.2%，即大約2,265,000人。這數據無疑具體化了在新自由主義下我們的目標——靠自己、要增值，而政府也成功地 turn Hongkongers into investors。
當身陷這個遊戲時，我們或許會忽視了遊戲中難以避免的不公義（基層人士如何有能力負擔醫療保險、投資？當然，你可以說他們再努力點做事、多賺錢不就得了？那政府的意義又在哪？），但更恐怖的是我們開始習慣了用這種邏輯去思考不同事情。判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只想到自己的股票大跌，這或許是時代的使然。但，鄂蘭與布朗不約而同地說明這不是唯一的出路。鄂蘭說思考是一種永不停歇的內在對話，而我們與惡/良知的距離，就在乎我們想不想與一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只想到股票跌的自己」共存。
唔好講嗰啲「咁我可以做咩」諸如此類既廢話。翻緊工見到有人比人強姦，視若無睹既正仆街，但見到件事發生之後衝翻屋企打飛機、化受壓迫者的傷痛為享樂既瞀俚，除了「屌你」我真係無其他野想講。啊，無咩野，想屌多你一次——屌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