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宣布了灣仔政府大樓及其毗鄰的港灣消防局用地的重建項目。當局建議把該址重建為會展設施、酒店和甲級寫字樓，而港灣消防局將遷址至今分域碼頭用地，意味着分域碼頭的拆卸。
與天星、皇后碼頭的保育運動相比，社會對分域碼頭的拆卸沒有太多討論。原因可能是大眾不會經常使用分域碼頭、碼頭地理位置偏僻、有關輿論也未見熱烈等。這篇文章的原意也並非為保存分域碼頭發聲（當然也並非為了證明分域碼頭有保存價值），而是針對政府對分域碼頭重建方案，以小見大，窺探港府如何通過改造城市空間，塑造「香港人」的身分，同時盼能拋磚引玉，觸發對香港城市規劃更完善的構想。
分域碼頭於1965年由告士打道搬往至現址龍景街一號。碼頭由香港軍人輔導會持有，為各國水兵登陸香港的地方，毗連碼頭的海軍商場就是為了供登岸水兵購物。就讀演藝學院的鋼琴家閻韻回憶這一街之隔的碼頭時，她最津津樂道的是商場裏面有售啤酒和薄餅的麥當勞。沈旭暉在討論分域碼頭時回溯了殖民歷史，說明美國軍艦經常往返英治香港，間接導致灣仔成為美軍聚腳地，甚至說分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是由英引入的「小華盛頓」，為美國平行管治香港的地方，足見碼頭的殖民色彩。
97回歸後分域碼頭仍繼續扮演其招待各地海軍的角色，因應軍人輔導會的非牟利性質，政府繼續以象徵式$1租地讓碼頭繼續營運。但隨着灣仔填海發展，分域碼頭已變成一個內陸碼頭，各地海軍也已轉用位於堅尼地城的招商局碼頭。因失去其原來功用，建築也因日久失修變得殘破，軍人輔導會於2009年申請為分域碼頭翻新，撥出更多用地予食肆、商店和公共綠化空間。2011年，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上指出分域碼頭將會被保留，碼頭的翻新方案也於2016年獲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準，惟地政總署於2019年底突然通知軍人輔導會政府將不再續組，商戶、軍人輔導會須於2021年底遷離現址，政府也沒有任何方案重置分域碼頭。
時間線：
1965 分域碼頭由告士打道搬往至現址龍景街一號
1997 政府繼續以象徵式$1租地讓碼頭繼續營運
2009 軍人輔導會申請為碼頭翻新
2011 時任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在立法會上指出分域碼頭將會被保留
2016 軍人輔導會提出的翻新方案獲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批準
2019 地政總署於年底突然通知軍人輔導會政府將不再續組，通知商戶、軍人輔導會須於2021底遷離現址
置身2019年的社會脈絡，政府當時停止分域碼頭翻新工程的時間點的確耐人尋味。2019年香港爆發反修例示威，中方論斷的其中一個原因為「人心未回歸」，官媒《環球時報》於9月發文，批評示威者「受『港獨』蠱惑和外部勢力的干預」，「心甘情願做起『戀殖派』」。該文後半部分指出，香港街頭還能看到許多帶有「殖民地色彩」的建築和地標，並以2006年皇后碼頭保育運動作例子，抨擊當時抗爭者視作為英國皇室人員及港督登陸的皇后碼頭為一有「集體回憶」的碼頭。
筆者痛恨殖民，港英政府固然不美好，貪污和歧視的例子不能盡錄，在此不贅。但回顧皇后碼頭保育運動，正如葉蔭聰所說，抗爭者的訴求超越了狹義的歷史保存，而是質疑政府的「文化政策、規劃過程、資訊架構、地產資本支配、發展主義及行政權力」[1]。更甚者，當時的抗爭帶有濃烈的反殖意識，如有抗爭者提議刷去「皇后碼頭」的名字和其後舉辦的「一二一人民登陸皇后碼頭」行動[2]，象徵性地把皇后碼頭轉換成香港「人民」的碼頭。這也是後來許多學者定義當時保育運動為本土主義開端的原因，將保育運動扣連戀殖只是捉錯用神。
葉蔭聰通過分析皇后碼頭保育運動，說明香港的城市規劃扣連着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並通過空間探問「我們是誰」這問題[3]。援引文化研究學者霍爾（Sturat Hall），葉蔭聰指出身分認同的兩種界定－－共同分享的某種特質和宣示性（enunciative）實踐。前者說的是認同政治建基於歷史傳統或共同經驗，後者則指出身分認同不是由過去累積，而是對未來的投射與籌謀，即身分認同為一持續、未完成的生產過程[4]。假若我們通過後者分析政府的決定，其「解殖」大計昭然若揭。發展局解釋碼頭現址須撥作其他更有利社會的用途，即重置港灣消防局。消防局固然對社會有利，也大概沒有人會反對消防局的設立，但我們不要忘記港灣消防局原址的新規劃。
會展設施、酒店和甲級寫字樓印證着香港的繁華，高樓線條炫麗奪目，反光窗戶絢爛錦燦，令人屏息，也令人窒息。龍應台覺得香港的城市被 「中環價值」所壟斷，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以財富累積、商業競爭、經濟發展等作為社會進步指針，政府也同時通過這些宏大敘述抹去香港的各種問題－－貧富懸殊、貧窮問題、對文化的漠視。這政府的運作，龍應台直斥為殖民時代不重視草根人民和永續發展思維的延續。
政府重建計畫目的是「開拓巿場，振興經濟」，這承諾恐怕是美意多於承擔。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它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礎，但香港的經濟發展了近兩個世紀，貧富懸殊和貧窮問題卻仍是不爭事實，也越趨嚴重－－堅尼系數達0.539，超越0.4的國際警戒線，而2019年貧窮人口達約150萬人，佔總人口21.4%。興建會展設施、酒店和甲級寫字樓符合政府一直以來「做大個餅，所有人自然可多吃一口」的經濟視野[5]，但拿最低薪水的會展裝修工人、酒店的清潔工和甲級寫字樓的茶水阿姨，真的能夠脫貧嗎？基層市民、灣仔居民和打工仔又如何能通過這重建計畫獲得更好的生活？唯一能肯定的是重建計畫會深化灣仔的中環價值，政策繼續向富裕階層傾斜，製造更不平均的收入，發展主義永續。假若市民不能脫貧、不能成為那辦公室裏高薪金融從業員的話，政府已經「開拓巿場，振興經濟」，任何問題也是市民自身的問題，對吧？城市研究學者伍美琴教授曾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我們不能用相同的思維去解決這思維所產生的問題」－－來討論香港土地問題，實在振聾發聵。
政府的重建方案無疑折射出他們打造香港（人）的工程，通過對空間的改造向香港人注入中環價值。這只是證明了香港政府未能細緻針對市民的幸福推出政策，沒有勇氣拋開中環價值的窠臼與假像，做一個對人民福祉有承擔的政府，而以民為本的政策也是香港解殖的唯一出路。港府最需要思考的問題是要如何通過重建方案改造香港的經濟結構，改善市民社會流動性，讓市民真切地獲得經濟收益。同時，經濟的增長並不代表市民會變得更快樂、健康、幸福。香港缺乏公共空間，問題在市區尤甚，港府能否解決此問題，就看他們的造化。
此文並沒有提太多分域碼頭的前世今生，筆者也從未去過分域碼頭，更沒有饕餮過分域碼頭裏仍在營業的義大利餐廳（Openrice上列出的人均消費為$401-800）。談保育的《囍帖街》以「終須會時辰到，別怕／請放下手裡那鎖匙，好嗎」作結，但鎖匙不只是提起與放下的課題，而是我們如何靠着它打開大門，把理想城市創造、浮現。香港正值社會、文化、政治混沌之時，可能分域碼頭的重建計畫正是一不可多得的契機，讓我們透過對未來的投射與籌謀，思考香港和香港人要如何走下去。
[1]葉蔭聰。2010。《為當下懷舊 文化保育的前世今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29。
[2]抗爭者組織的象徵性行動，邀請香港的公民團體登陸皇后碼頭。葉蔭聰，頁46。
[3]葉蔭聰，頁27、87。
[4]葉蔭聰，頁27。
[5]許寶強。2010。《限富扶貧 富裕中的貧乏》，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