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深藝評人、學者何慶基在《明報》撰文道：「後工業社會強調知識性創意經濟，除培育創意外，文化藝術另一重要價值，是吸引國際專業和創意人才。本世紀初新加坡已計劃成為招攬國際人才中心，而上海為吸引海外專才移居，請來專家研究，結論是專業人才對城市生活有兩基本要求，一是綠色環境，二是優良文化生活。」
香港政府亦明白軟實力對國家的戰略意義，有意推動本地文化藝術發展，但對於關鍵的概念「優良文化生活」如何紮根成形並無具體細緻的想法，遑論路線圖。理念未清楚，貿然大力推動發展，很容易偏離本意，捨本逐末，把資源用於看得到、有揸拿的實體建設上。與此同時，又會有專家學者附和，建議先搞好硬件，再用錢搶人才回來，最後用港鐵模式，拿部分地去搞地產賺錢封蝕本門，便有望成功－搞文化藝術真的有走精面、即食的良方？看看數碼港、科學園以至郵輪碼頭，為何最終事與願違？當劇團租不起西九的劇院，再先進而宏偉的建築物可以怎幫助文化藝術界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圈？
筆者最近碰巧有機會和志記鎅木廠的後人交談，她提到木廠創辦人怎樣用土炮的方法，參考外國的設計，用本土的生產商研發出一部企頭鋸－那堪稱木廠的靈魂。她又提到木廠內的吊臂架是從古早時代的工廠二手買回來，是故隨時有接近一百年歷史。所以，她們曾去信政府，提議撥地給她們建一間博物館，不單用來收納古董器材，更可以把香港木廠的歷史、木材的知識及木製品的製作方法等共冶一爐。這種民間智慧和文化資源，在專家學者眼中，是夕陽工業下命應該絕的「瀕臨絕種生物」。但就正如灣仔藍屋一樣，只要有心，有創意，有想像，最舊陳皮的東西反而最受國際社會的欣賞和認同。
木廠向不同部門求助，得不到回音，除了可能因為有地產商從中作梗，更大可能是我們的社會根本便欠缺化腐朽為神奇的知識－市建局和領展便是最惡名昭著的例子，所有發展都化約為磚頭、地積比及盈利有多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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